现代管理理论

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行为科学行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行为科学是指包括类似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和观察方法，研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的科学。

狭义的行为科学是指有关对工作环境中个人和群体的行为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重难点问题：
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有那些？从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管理理论分三大块，学习的时候不仅要知道有哪三大管理理论，而且要掌握各自包括的主要管理理论及其代表人物。

泰罗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
一, 古典管理理论法约尔创建的一般管理理论
韦伯创建的行政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泰罗认为：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最高工作效率的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代替传统的管理；科学管理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双方实行重大的精神变革。

由此，泰罗提出了以下管理原理：制定科学的作业方法；科学地选择和培训工人；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按照作业标准和时间定额规定不同的工资率；将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上实现例外管理原则。

一般管理理论法约尔在泰罗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充实和明确了管理的概念，而且努力探求确立企业良好的工作秩序的管理原则。

法约尔认为，企业的经营有六项不同的活动，管理只是其中的一项，而管理又包括五种职能活动。

经营
技术活动商业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
计划职能组织职能指挥职能协调职能控制职能法约尔还根据自己长期的管理经验，提炼出十四项管理原则。

即：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人员报酬、集中、等级链、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

（具体内容见教材）
行政管理理论韦伯对管理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管理体系。

具有以下特点：明确的分工；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人员的使用；职业管理人员；遵守规则和纪律；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际关系学说
二,行为科学理论个体行为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团体行为理论
组织行为理论
人际关系学说是由梅奥在著名的霍桑试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为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主要内容是：职工是“社会人”；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企业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个体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有关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理论；有关企业中的人性理论。

团体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团体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组织行为理论主要包括领导理论和组织变革、组织发展理论。

管理过程学派
经验学派
三,现代管理理论系统理论学派
决策理论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
权变理论学派
管理过程学派创始人是法约尔。

该学派的主要特点是把管理学说与管理人员的职能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管理人员的职能是共同的。

经验学派代表人物是德鲁克和戴尔。

该学派主张通过分析经验（指案例）来研究管理学问题。

即案例教学。

系统管理学派他们认为，组织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为环境所影响并反过来影响环境的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由目标和价值、结构、技术、社会心理、管理五个分系统组成。

决策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西蒙。

他们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决策的过程，管理是以决策为特征的；决策是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管理人员应集中研究决策问题。

西蒙把决策分为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他将研究重点放在非程序性决策方面。

管理科学学派（见教材）。

权变理论学派（见教材）。

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别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二千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在文字上形成一部全面、而又自成体系的领导学全书，但是，却创立了许多非常实用的领导哲学。

这些领导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管理、各级政府的管理、军队的管理、家庭的管理、民间组织管理——甚至是非法组织的管理（如上山为寇的造反组织）；在这些管理实践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比较明晰的脉络。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自成体系的文化。

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采取中西对比的方法，来阐述中国古代管理的特点。

西方近代的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私利；并且，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就会干对自己有利而不利于公众的坏事。

所以，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使人没有办法干坏事。

而这种“使人没法干坏事”的主要手段，便是建立互相制约的机制。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认为：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好的；人之所以会做坏事，是因为某些不良的因素掩盖了人的善良本性。

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主要原则是：设法去掉这些不良因素。

而去掉这些不良因素的主要手段，便是对人进行教育。

西方的“性恶论”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是恶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公众谋福利的人虽然也存在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似乎屈指可数，其行为不能作为人群的普遍现象而加以归纳和提倡。

中国古代的“性善论”则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善的；少数本性无法改造的败类，虽然也难免混迹于人群之中，但这种人亦不代表大多数。

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代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尽管在年代上似乎不相匹配，但是，其共同点在于：这两种思想，是形成中西方管理模式泾渭分明的核心所在；从这两种思想的研究入手，才能比较全面地看清中西方管理的经脉。

所以，只要能弄清楚问题，年代时间上不匹配是无关紧要的。

西方近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制约。

比如，美国的“宪法之父”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时，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家权利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假定——不幸选举出了一个“恶人”当总统；而这个总统在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当中，也无法或者很难干坏事。

虽然，“恶人”当总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美国国家权利机构的设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另外，人们即使在选举过程中选出一位“好人”当选总统，但是由于缺少外部制约，“好人”总统的自私本能也会暴发，也完全有可能利用公共权利为自己谋私利。

所以，人们只有通过组织机构的制约，来压抑各种私欲的暴发。

事实上，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利机构，确实做到了“让总统无法干坏事”。

比如尼克松的倒台，克林顿的审判都说明了这一事实。

西方的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机构设计，也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是有可能干坏事的。

最近一段时间，有许多美国人提出，在管理中要提高对人的信任，其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国管理中对人的信任太少；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就是：好莱坞的电影老是推出激动人心、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其原因也就在于：现实的美国社会中这种爱情太少了。

在这种理念支持下，导致美国企业的管理监督控制措施是比较严密的。

中国古代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对人进行强迫教育；通过教育来去掉人的私心杂念，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教育的手段当中，科举制度就是典型体现。

一个人通过十年寒窗，苦读那么几本“四书五经”，书上反反复复讲的又都是“忠孝仁义、忠君报国”一个道理；一个文人通过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数十年的死读书，必然把忠君报国思想观念溶化在自己的血液里，深刻地体现在行动中；然后，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才能成为合格的国家栋梁。

所以，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员，总体上具备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却能够建立起庞大的、统一的国家，而且统一的时间很长。

这种现象，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度从来没有产生过。

其他文明古国——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阿拉伯帝国、古罗马等等，其强大与统一的历史都是瞬间的辉煌。

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较高忠诚度的官僚群体。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主政的皇帝经常昏庸无能，却依然能稳坐皇位、颐享天年；国家也并未皇帝的不理朝政而四分五裂，各级政府机构照常运转；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饱学之士；他们满脑子忠君报国、君臣大义、存天理灭人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官员造反的概率当然是比较小的。

当代人对中国历史中那段“死读书”的情景，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认为集毕生之才华、精雕细琢于几篇八股文，迂腐至极十分可笑。

其实，他们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

“八股文”的作用，在于使人读书的主题仅限于“四书五经”，而“死读书”作用，又在于使人牢固形成忠君报国的思想；从维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个意义上说，“死读书”、“八股文”是有积极意义的。

被当代史评家赞誉为明君的清朝乾隆皇帝，就曾对科举制度以及八股文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所谓：淳人心、正风俗。

当然，科举体制抑制了人的创造性，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科技与经济在进入近代史以后，开始走上日趋没落的黄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