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钱钟书和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

对比钱钟书和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
女性的形象一直出现在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中,不论是在他们的哪部小说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从女性的形象中体现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对现实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

虽然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描写的不多,但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显而易见的重要。

而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从更多的方面来抒发自己的态度。

钱钟书先生一生博学多能,著述颇丰,但其小说创作却有限,仅有《围城》和《猫》、《纪念》这一部长篇和两个短篇。

然而就凭这几部作品,钱先生就已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家地位。

张爱玲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她在向我们展示其小说女性形象艰辛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阐释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

人们常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都极为卑劣。

她们大多数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而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

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

张爱玲在小说创作的园地上硕果累累,《封锁》、《金锁记》、《倾城之恋》、《色戒》等作品中的女人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吸引后来的文人学士进行研究。

两位大家在其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着力塑造了众多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笔者拟通过对其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体验20 世纪40 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而深入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两位大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相同点:
一、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多处于多重围城之中。

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她们接受过较新式的教育,因而她们挑战男权社会,改变现状的自觉要求就更为迫切,这也就注定了她们的悲剧色彩的更加强烈。

《猫》中风光、美丽,长久享受着男人众星拱月般恭维的爱默,更是心甘情愿的沉溺于“围城”之中而长眠不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丈夫少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纪念》中的曼倩,在情人逝去后努力维持着她的“围城”,她与天健“两个人的秘密”是她身心的一次秘密突围后留给她赏玩不已的精神财富,凭着这一尘封心底的财富和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资本,女主人公期待着再一次突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香港的沦陷,心甘情愿、如愿以偿地挤进了范的“围城”中。

二、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难
女性生存的艰难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的话题,在中国这个封建旧思想蒂固根深,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度里,这个问题越发突出。

知识女性们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观念的捆绑,并为改变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而竭力抗争,但却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在社会中从属、附庸的角色定位。

“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虽说她小说中的女性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如影随形地威胁着她们,因此,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成为有钱人的太太甚至是情妇;二是一旦达到目标后,又不自觉地为维护和改善已有的地位而费尽心机。

”
钱钟书先生笔下的知识女性则更多地从精神层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艰难。

在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不必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一样为生存而出卖自己的肉体甚至是灵魂,但却始终难以改变她们在社会中从属、附庸的地位。

苏文纨婚姻落败后委身于能写几句歪诗的曹元郎,最终只能通过走“单帮”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心气极高的汪太太虽做了一次大胆的突“围”行动,但在银样蜡枪头赵辛楣的退缩后又没入到三闾大学的“一潭死水”之中。

轰轰烈烈的奋斗、抗争就这样以各种方式———或悲剧,或喜剧,或闹剧———偃旗息鼓;“战场”上的硝烟尚未散尽,张爱玲与钱钟书笔下的孙文纨们已在“围城”内外领受了由男人们分配的角色,宿命难逃。

相对于他们笔下的女性的相同点,在他们各自的小说中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同点:钱钟书笔下的女性特点:
1、知识女性
钱钟书先生极擅长对知识分子命运进行揭示,其小说的笔触都置于知识阶层,小说中的女性也多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的目光和注意力都放在知识女性的形象上,即便是小说中偶有出现的其他阶层的女性形象,如《围城》中方鸿渐的两个浅陋、粗俗、无聊的弟媳,与李梅亭眉来眼去的苏州寡妇,“欧亚大旅社”奶孩子的胖女人,妓女王美玉,《纪念》中的“航空母舰”等,也都是为更突出、鲜明地塑造知识女性形象而设置的,她们只不过是知识女性形象的铺垫和陪衬而已。

2、努力驾驭自己的命运
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女性获取知识的原动力就是希望能摆脱在男权社会中作为男人附庸的命运,她们希望通过求学,获得知识、技能,能自主谋事,从而在男人的主流社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淡薄门当户对观念,在爱情游戏中自己设立游戏规则,主动出击。

把婚姻当事业经营,努力去争取自己喜爱的事物的孙柔嘉、在家苦心经营女性王国,接受各界名流膜拜的爱默及不满足于寂寞、平庸生活,红杏出墙的曼倩,其实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希望驾驭自己命运的积极态度。

理性地阅读、分析钱钟书先生的小说,通过诸多几乎被“妖魔化”的知识女性形象,我们还是能体察到钱先生对旧中国知识女性的观照,即使这观照是有间距的、情绪化的。

钱先生笔下的知识女性如苏文纨、孙柔嘉、汪太太、爱默、曼倩等,应该说都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或漂洋过海,求学西方,或投身高等学府,苦心修学。

她们
拥有骄人的学历和令人羡慕的经历,她们还拥有漂亮的容颜,本该大展鸿图,有所建树。

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无论如何优秀、如何杰出,也是不入流的,微不足道的。

轰轰烈烈的奋斗、抗争就这样以各种方式——或悲剧、或喜剧、或闹剧——偃旗息鼓了,“战场”上的硝烟尚未散尽。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特点:
一、张爱玲笔下的知识女性更深刻、更本真地暴露出旧时代对女性的扼杀及旧思想对女性的残酷戕害。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娘家人卖给姜家作了二房“奶奶”,而陪伴她的却是一个“没有半点人气”、“没有生命”的肉体。

强烈的性欲望,使她的窥淫欲与施虐欲疯狂的增长,在泯灭自己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周遭人的希望:儿子房中“秘闻”,被她在牌桌上“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地散布;把一丫鬟给长白做小,导致其被折磨至死,姨太太吞鸦片而亡;千方百计阻止女儿恋爱,恶毒的
设计圈套,断送了女儿长安的婚事……如此种种使其堕落到万劫不复之境。

其手段之低下,心底之阴暗,极尽让人心惊胆颤。

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她的害人与被害,从而以曹七巧这个最彻底的承受了所有旧时代妇女的不幸,最彻底的承受了旧时代妇女的心理重负的个性形象概况了旧时代女性的共性特征。

二、在张爱玲的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却仍在男权的社会的“围城”中无法自拔张爱玲将这些旧家庭中的太太置于半殖民地转型期的背景下,来表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使我们看到了老中国女儿们心灵中深厚的传统垢积,引发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深沉。

张爱玲的女性形象正根源于历史———现实生活,具有民族、时代的规定性。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妇女丧失“人”的地位,沦为男性附庸的历史。

张爱玲崛起于文坛,既背负了几千年中国妇女屈辱,又感悟到“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
某些内质,故而把笔力集中在深闺高宅中的老中国的女儿们和生活中,塑造出具有现实性与广泛性,符合历史—现实结构中女性的生存位置的形象。

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大都美丽、智慧、多情、善感,这很符合中国男人低俗而陈旧的审美趣味。

而她们的柔弱、哀怨、狭隘、无助,又可满足男人的优越感和征服欲。

当然,这些并不是钱先生笔下女性形象的全部。

张爱玲灰色、暗淡的女性世界,使女性的深层传统意识有了展露的契机,给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和反思提供了具象;为女性意识的转型和成熟作了最初的奠基工作。

总体来说,钱钟书和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从不同角度进行对比,使我们对这两位文学大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发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