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真伪与版本问题新研

《詛楚文》真偽與版本問題新研发布日期：2012-08-20 原文刊于张翀《詛楚文》世傳共有三文，“其辭盡同,惟所以贄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1]，因此三文就被稱之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亞駝文》，其中《告大沈厥湫文》又可被稱為《大沈久湫》、《大沈湫文》、《湫淵》。

三石均出土於北宋，嘉祐六年左右，蘇軾發現巫咸石刻,“碑獲於開元寺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2]。

此後，歐陽修、趙明誠等人相繼注錄、考釋，以趙明誠所注錄的碑石情況較為清晰，“《詛楚文》余所藏凡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厥，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3]。

但趙明誠僅輯錄《巫咸文》一文拓本，只因“趙次公云數本中惟巫咸最精”[4]，故而僅錄一文。

趙明誠三本僅錄一本，這為日後《絳帖》、《汝帖》中將《巫咸文》、《大沈久湫》二文合一的埋下了伏筆。

對於詛楚三石的獲得情況，以《古文苑•詛楚文》所附王厚之說更為詳盡，“《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

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

東坡《鳳翔八觀詩》嘗記其事，舊在府廨，徽皇時歸御府。

次得《告大沈久厥文》于渭，時蔡鋌帥平涼，攜之以歸,在南京蔡氏。

最後得《告亞駝文》與洛，在洛陽劉忱家”[5]。

但是，關於三石後來的收藏情況各家均沒有記載，容庚先生收集整理前人筆記注錄，才使大沈久厥文(石)的收藏情況得以明晰，“大沈久厥文，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旁，熙甯元年，蔡鋌帥平涼，乃徒置郡廨，後攜以歸南京，藏故樞副敏肅蔡公主屋壁。

後七十一歲，故第燔毀，武略大夫汶陽李伯祥來宰宋城，雅好古文，徒置郡廨。

蓋紹興八年也”[6]。

由此可見，三石，至少是大沈久厥石在南渡之後還尚存於世間。

但細考其三石淵源，巫咸、大沈厥湫兩石的出土均有疑點。

一、巫咸石乃蘇軾所發，其詩云：“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

此句看似蘇軾在誇耀自己的文才學問高深，詛楚文書字字尚可辨讀，然而就在這敘述“詛書可讀”的詩句中卻存在明顯的一大疑點。

明人都穆首發其難，“疑其秦至宋千有餘年，當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7]。

秦石鼓文出於唐代，尚有漫滅，不可辨者甚多，韓愈就有詩歎曰“雨淋日炙野火燎……辭嚴意密度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8]，更何況巫咸石出於宋代。

二、縱然原石不假，但“文總三百二十六字，滅及不可辨者三十四字。

以大沈厥湫文相參，其滅完字適相補，而以古文字考之，盡可讀矣”[9]（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可見《巫咸文》滅者《厥湫文》適完，《巫咸文》完者《厥湫文》亦有滅處。

今三百一十八字既字字完好，亦可見原拓本也絕不是原石原拓了”[10]。

“此文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原石完好的品相就不令人不產生懷疑，顯然宋時就有人有意作偽拓，宋時所作的偽拓本有流傳到坊間成為顯著版本之一。

對這一問題，趙搢就曾懷疑過，“自宋徽宗取歸御府後，今世傳拓人間者未知仍是原拓否？”[11]。

三、董逌所記載的“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郅，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三石的出土地點、次序不與蘇軾、趙明誠等本同。

容庚先生認為是董逌的說法有誤，裘錫圭先生也認為董逌在造偽說，“董氏為了使晉的虖池跟秦國拉上關係，竟把虖池和又名滱水的漚夷這兩條河混為一談。

其實晉的漚夷同樣不是秦人所應祭告的河川”[12]。

我们認為，宋季誤說頻仍恰是當時世人紛紛作偽刻偽拓，然其地點、次序見解不一致所致。

陳煒湛先生也認為北宋金石學頗炙，托古好古之風盛行，偽造幾方世上沒有的石刻自然也不是什麼稀罕事。

在許多作偽的人中，數蘇軾名頭最大，自然應以其說行世。

郭沫若先生認為《亞駝文》是宋人偽刻，若《亞駝文》能做假石，難道《巫咸文》、《大沈厥湫文》宋人就偽刻不成麼？盛名之下，世人較難細心察之，郭氏對二石的真偽也產生過懷疑，但旋即又草草地予以否定。

四、王厚之以為“大沈久厥得于渭”，畢造則說“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

《史記•封禪書》記“秦所祀名山大川之神，湫淵祠朝那”，《漢書•地理志》亦載“朝那有湫淵祠”，《史記》集解引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朝那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即在現在甘肅固原縣東南。

[13]從史料上看，朝那地名確定，不存在紛爭之處，而王、畢二人何以說法不一？我們認為，應該先是王厚之作偽“得於渭”，後又恐人質疑大沈湫文為何不在原地發出，畢造又改為“得之於朝那湫”。

然而，“渭”字不易輕改，恐露出馬腳，故而只能添改成“渭之耕者”，但“渭之耕者”為何要專程去百里外的朝那湫，[14]令人懷疑，甚至可以讓人理解成渭之耕者事先知道大沈湫石在朝那湫，專程發掘。

如此說來，作偽的痕跡了然。

楊寬先生所認為，“《告亞駝文》傳出於洛陽，或謂亞駝即滹沱，但滹沱水非秦地，何以又出於洛陽，當出仿刻而作偽”[15]，正是運用此種證法。

原石（因稱謂之便，故而從衆人之說仍以原石稱之，然世竟無原石矣）尚且如此，更何況拓本，因原石在南宋末年不存，故傳世的拓本紛繁蕪雜，現試理之。

拓本世傳以歐陽修的《集古錄》本、趙明誠的《金石錄》本為最早，然二本僅錄《巫咸文》一文。

之後的《絳帖》本，《汝帖》本是宋人整理的《詛楚文》摹本，糅合《告巫咸文》與《告大沈厥湫文》兩篇，《汝帖》本較《絳帖》本字數略少，蓋又有刪節。

郭沫若先生所引據的《元至正中吳刊本》，其實包含了兩個本子，其一是至正拓本，其一是中吳刊本。

“（刊本）中有元時舊藏家周伯琦的《詛楚文音釋》一文，文尾署著‘至正己亥九月望日左丞周伯琦伯溫分省中吳識’。

但現在所印的底本已是刊本了，所以藏家便推定為‘元至正中吳刊本’。

然而，周文裏面卻說：‘此本乃先君鄱陽郡公所珍愛，家藏已五十年，較諸本差勝，暇日裝潢，因書音釋於後，以備書學之一’。

可見他只是把原拓本裱裝，而題識在後邊的，題識時並未刊行”[16]。

郭沫若先生又繼續考證至正拓本當又摹寫過一次。

至正己亥在元順帝時，公元1359年，距南宋滅亡僅80年，“原拓本可知當是宋拓，但也不是原石原拓，而是摹刻的拓本”[17]。

由此可見所謂的《元至正中吳刊本》至少是被翻刻摹寫了三次才被刊行於世，面目已經大變，郭沫若先生比對文本后認為，“（巫咸文）印本僅三百二十三個字，與‘文總三百二十六字’不合，第二十四行‘淤媇’之間奪一‘長’字，第二十四行‘奮士盛師’句奪一‘盛’字，又第二十九行‘幾靈’之上少一‘之’字，大沈厥湫文現印本三百一十八字也是字字完整，這也和原石的情況不相符”[18]。

同時也形成了兩種拓本源流，一是糅合《告巫咸文》與《告大沈厥文》兩者合成一篇拓本；一是經過填補而後摹刻，字字完好的三篇均錄的拓本。

1934年，容庚先生引據《絳帖》、《汝帖》兩本的《告巫咸文》編入《古石刻零拾》，並有考釋。

後十年吳公望又影印《元至正中吳刊本》，1947年郭沫若也引據此本作《詛楚文考釋》。

（見圖一）姜亮夫先生也曾引據吳公望藏本的影印本，“余所據為近人沈仲華據吳公望藏本影印，吳又得之豐潤張孟舉者也”[19]，施蜇存也引過此本，“亡友沈仲璋得到一個元代翻刻的木版拓本，三文俱全。

用珂羅版影印了一百部，於是此刻為較多人所得見”[20]。

我们認為，沈仲璋與沈仲華乃為校勘之誤，實則為沈仲璋一人。

細考施蜇存所引據的珂羅影印版，書風、筆劃與郭沫若所引據的版本相同，《秋淵》卷首右下的一方白文鐫印也相差無二，但珂羅影印版筆道更為纖細，“筆道纖細如懸針”，筆力較為柔弱，且有殘破，少“楚王”、“穆”三字。

（見圖二）圖二：《詛楚文•秋淵》拓本（采自《北山談藝錄》）圖一：《詛楚文•秋淵》拓本（采自《石鼓文研究詛楚文考釋》）無論是《絳帖》本、《汝帖》本，還是日後的《元至正中吳刊本》實際上同屬於同一注錄系統（或者說是“作偽”系統），書體近後世嶧山等諸石而不類石鼓籒文。

姜亮夫曾對這一著錄系統概況源流，“自出土後，歐陽修《集古錄》最先收之，趙明誠《金石錄》亦收之，而黃庭堅、張先皆有注釋，東坡《鳳翔八觀篇》亦詠之，然多不載原文。

周伯琦為之音釋，乃載原文，而諸法帖所收，則多合三篇裁為一，殊失其真。

《文苑》所錄，《廣川書跋》所載，略相仿佛。

自宋以來，多有論撰，如葉適、范成大……亦有題詠，如東坡為《八觀篇》長詩是也。

又餘子如洪邁、王應麟、王魯齊（柏）最可參考，清世乾隆吳玉縉《金石存》，其音釋亦有可采之”[21]。

容庚、郭沫若、姜亮夫、楊寬等先生在考證、音釋《詛楚文》時均未提到清代馮雲鵬、馮雲鵷所輯錄的《秦詛楚文》拓本，不知道是何種原因。

然馮本篆法奇古、筆力雄厚，原非《元至正中吳刊本》所能比（見圖三）。

而且書體更近於石鼓文，與前人所云的“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22]相應。

細審馮氏拓本，馮氏自云的“篆法淳古侶鐘鼎”[23]之語不虛。

溯其版本來源，應是王澍所載的文待詔本，“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刓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

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

因據文氏本摹之”[24]。

細考《金石索》、《元至正中吳刊本》兩本，《金石索》筆道粗勁，整體較矮胖，而《刊本》筆道纖細，整體更為瘦長，且轉折處多改圓為方。

《金石索》本字形也較《刊本》為古，“”（《金石索》本），“”（《刊本》以下同）；“”，“”；“”，“”；“”，“”；“”，“”；“”，“”；“”，“”；“”，“”；“”，“”；一些字《金石索》本也與秦公鍾、秦公鎛相近，如“秦”字，秦公鍾作“”，秦公鎛作“”，中間均有一短橫或者是一圓點，[25]學者在檢視秦公諸器，發現組秦公器稍早於組秦公器，至於“秦”字，西周早中期秦人就把他們族名秦字寫作“”，直至秦襄公時期，秦文公晚期“秦”字省臼變為。

[26]“”字之“秦”的早期仍保留著杵頭的形象，用短橫或圓點加以指事，如秦子戈、秦武公鐘等；此後“秦”字更為簡化，省掉短橫圓點，不再有杵頭的形象。

因此，我們在《刊本》中隸定為“ ”頭的“秦”字，看不出有從秝臼省的初義的字形了。

顯而易見，馮氏本中出現的字體較《刊本》更古。

其次，在石鼓文時代之前的秦代文字中，“十”字作“”，“其”字作“”，與馮氏本相近。

“無”字，秦公鐘作“”，秦公鎛作“”，侯馬盟書中第一零五：二條“無卹”之“無”作“”[27]，絕不類《刊本》中很像漢隸的“無”字。

[28]對上述所列字形的簡要分析，我們大致可以認為《金石索》本的《詛楚文》中的文字時代較《刊本》更早，更接近原貌。

兩本比較之後，我們認為真正《詛楚文》的文字時代應該過吸收秦公簋、石鼓文等文字風貌，但不會太晚於石鼓文的時期。

對兩種不同本子流傳的情況，我們大致可以推測：董逌所見到的《詛楚文》的本子應該是當時最好的本子，倘使真正的原石在宋時曾出土，董逌也應當能夠見到原石或是原拓，他所說的出土次序比王厚之所說的出土次序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