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摘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

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

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

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

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

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

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1、人本主义思想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

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

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

2、“内圣外王”思想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

“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

“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

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

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

3、“天人合一”思想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

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

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

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儒家文化在东亚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衰落——再生的过程。

这种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前者的超越。

同时，也更加体现了人类对文明体系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追求。

儒家文化在东亚古代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统一，因而，它具有统摄整个社会的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儒家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但是，儒学的道德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仍然存在。

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却带来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的异化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缺乏等等，因而，人类在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发现了物质文明的局限和儒家文化的价值。

因此，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释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1、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认识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只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并无发展道路的分歧。

非西方国家(日本除外)要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路。

西方国家的现在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

由于非西方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而导致了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慢于西方，只要这些国家积极地引进和输入西方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就能促成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然而，东亚经济的起飞，推翻了西方现代化的惟一模式，而证实了现代化的多元性。

即东亚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而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来是可能的。

2、儒家文化的有效范围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

同时，曼海姆还认为，任何知识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即对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这个观念才正确有效。

也就是说，可以确定文化的效度。

从这一研究方法出发，韦伯提出的有关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儒教社会产生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

儒家文化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它在创造中国古代文明乃至东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然而，儒家文化在近代确实阻碍了东亚社会的资本主义产生。

因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对社会的整合功能，这种文化的整合价值只能满足于需要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因而，它具有适应性、凝聚性、保守性的特点，但不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

它的绵延，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在于儒家文化主张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反对改革和社会变迁。

而现代化的产生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彻底摧毁之上的。

同时，儒家文化重人伦轻自然、重道德轻工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等思想与工业化前西方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思想等格格不入。

而这些思想对现代化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儒家文化满足不了人类社会的这种需求而陷入沉寂。

这时，西方的科学主义传统恰恰适应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要求而得以发扬和光大。

儒家文化这几百年的沉落，是历史之使然，是它的内在特质与人类近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之使然。

没有它得以生长、繁荣的历史土壤，从而它也就不能显示其价值的有效性。

社会学家索罗金在其“文化的有限原则”理论中指出：“社会现实是整体的，要了解它，就应承认现实具有多面性的特点。

但居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它只会夸大现实的某个方面，并且掩盖其他同样正确的方面”。

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当时的人类主题，虽然中国文化中也不乏追求物质生活和主张发展商业，如墨子的“义”就是讲物质利益的，荀子也认为，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

但在秩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它却遭到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不正确。

儒家文化更是突出了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面，这正是当西方科学主义兴起后它急剧衰落的原因。

这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社会人伦而轻自然的文化特点，可追溯到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才能不抱偏见地看到其价值所在。

3、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这种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失衡。

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

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

从而，人失去了其主体性和人自身的价值。

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地阻碍了西方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30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四。

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从这些事实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而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

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需要现代化的机制达到良性的运转，这时，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

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限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补充。

西方文化的缺限为东亚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再生的契机。

总之，未来的世纪，不是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世纪，也不是东方文化独领风骚的世纪，而是东西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逐渐融和、汇合而形成新文化的世纪。

在人类新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将再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虽然，它已不具有昔日一统天下的优势，但也不会遭受近代社会以来“寿终正寝”的命运，而成为未来文化价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儒家文化经过改造与弘扬，必然为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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