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路径分析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分析与民营经济融资困难我国渐进性改革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剧变的情况下,由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迅速变迁为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

为了替代财政注资国企的功能,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过程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具有严重的所有制偏好,加上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制度供给约束处于弱小状态,使得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相称,大部分金融资源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领域,民营经济陷入融资困境,整个金融体制变迁由于结构性的缺陷而陷入事实上的路径依赖,形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锁定状态,因此需要相关的制度创新来矫正其路径偏差。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制度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社会中个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涉及到社会、政治与经济行为。

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一特定时期某一制度出现了不均衡。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C·诺思对制度变迁做了大量研究,并系统地提出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

所谓路径依赖即指在制度变迁中由于自增强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某一条路径,它向既定方面发展的动力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会产生两种情况: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路径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制度陷阱而不能自拔。

路径依赖的扭转,往往要借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或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矫正路径偏差。

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

整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第一,初始的体制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成本,沿着原来的体制变化路径和观念的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利益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

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体制更有效率;第三,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政府,由于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政府主体的行为目标和偏好结构倾向于政治支持最大化,作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因为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而陷入低效锁定状态。

因此,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针对由于初始条件和选择路径的影响,对于由于前期改革不规范,改革措施不彻底而出现的路径偏差,要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消除低效制度路径依赖的自增强机制,以免积重难返。

二、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依赖(一)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初始条件。

在决定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与绩效的许多因素中,初始条件居于显著位置。

我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初始条件是:(1)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并与之相匹配的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单一银行体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由国家注资的,国家财政集中国民收入的60%以上,而整个社会投资的90%左右是国家投入的,国家财政集中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投资建设项目和给国企注资,银行只是企业和社会的一个结算中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

(2)较低的货币化水平。

据世界银行权威的发展报告(1996)统计,中国1978年M2/GDP仅为25%,中国经济在改革开始时尚处于低货币化状态,使得金融体制变迁过程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

(二)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特殊路径。

基于分权让利的渐进性改革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从中国的国民储蓄结构来看,个人、企业、政府之部门所占比重1979年分别为23.5%、33.65%和42.8%,到1996年则依次转变为75%、20%和5%。

为了替代日益弱化的财政注资功能,获取分散化的金融资源和金融剩余以及通过货币化进程获取货币发行收益,以补贴国家财政的迅速下降,我国金融体制变迁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径:由于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单一银行体制的初始条件,政府主要进行了扩张国有垄断金融产权边界,自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门分离出来,1979年先后重建了农行和建行,1984年工行从人行中分离出来,1986年又重建了国家控股的交通银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国有银行迅速扩张其规模,财政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迅速变迁为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主导型经济,呈现中国特有的“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

金融体制变迁呈现国有金融垄断格局,尽管在国家金融产权形式之外出现了一大批其他类型的金融产权形式,如区域性股份制银行以及合作性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但由于制度供给的约束以及发展的不规范而显得相对弱小。

(三)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

目前,民营经济已占GDP的很大一部分,但在现在的金融体制下无法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

原因在于我国金融体制变迁初始路径的选择由于变迁过程的自增强机制而发生路径依赖:(1)“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下,国有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使得国有经济在国有银行形成一种“刚性依赖”,再加上两者产权的同源性以及国有企业因产权虚置而内部人控制严重导致的效率低下,使得大量金融资源沉淀在国有企业信贷资金中。

可见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国有企业对这种金融体制变迁路径具有强烈的需求。

(2)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报酬递增。

根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一项制度的产生是变革中的各个博奕主体都可以从中实现自身利益,从而实现制度报酬递增。

因通过扩展国有垄断金融产权边界从而达到控制日益分散化的金融剩余及巨额的货币化收益,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这是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沿着这一路径发展的制度根源。

只要通过这种扩展收益大于所付成本,国家必然维护国有金融的垄断性质,这种金融体制结构既是促使以往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目前改革困境的根源。

而从国有企业层面,国有经济是该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并不断强化对该制度的需求,而国有银行尽管是国企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但是由于其独有的对该制度的学习效应、组织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使得国有银行缺失制度变迁矫正上述路径偏差的利润预期。

(3)出于分散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刚性信贷关系所导致的大量金融风险而塑造的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以期实现国企资本社会化,改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性金融支持转化为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金融支持。

但是由于上市“额度管理”下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很难从相当紧张的发行额度上分得一杯羹。

(4)内生于民营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一些城乡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如农金会、集资,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处于弱小状态,形成二元金融结构,进而进一步扩大二元经济结构。

总之,关于中国金融体制变迁中的各种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在改革初期产生大量递增的制度收益,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特别是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制度收益递减,陷入一种由于自增强机制所形成的金融配置效率低下的制度锁定状态,无法实现“帕累托更优”。

三、民营经济融资困境与制度悖论及对策分析由于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使得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的矛盾不断发展,金融资源的逆经济结构倾斜使得目前国有金融机构“惜贷”行为盛行,大量资金以“存差”方式沉淀在银行体系,而不断壮大的民营经济却陷入融资困境,形成中国金融体制变迁下特殊制度悖论。

(一)间接融资渠道下的信贷悖论。

由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所有制偏好所形成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刚性依赖,大部分金融资源沉淀在“国有企业信贷资金中”,而主要依靠内源融资的民营经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所需的外源融资很难从现行的国有金融体系内获得满足,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增长。

经过20年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截至1999年末已经上升到63%,在工业增加值中已经提高到74%,而金融结构却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已超过GDP和工业增加值2/3民营经济,只取得信贷资产的30%,国有经济仍然占用了70%的信贷资产。

(二)直接融资渠道下上市配额供给悖论。

为国有经济提供证券性金融支持的股票市场,由于所有制歧视而存在着民营经济的上市融资壁垒。

目前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上市的数目占到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的70%以上,市值达90%左右,而非国有公司的上市数目却不到30%,市值占10%。

因经营绩效普遍较好,产权结构也较为完善的民营企业,由于上市配额实施行政管理,使得民营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取金融支持,从而进一步达到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企业规模的扩张。

而一些低效运行的国有企业因为上市配额倾斜而不断圈钱却因其产权缺陷而无法达到效益的提升。

(三)与民营经济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制度供给悖论。

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城乡合作金融机构如信用社,其总资产仅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5.9%,每一机构平均资产4653万元,面对8亿多农民和占GDP60%以上的民营经济,存在着严重的金融供给不足,无法满足民营经济巨大的融资需求,可谓“小牛拉大车”,与垄断的国有金融体制相比,形成事实上的二元金融结构。

另外这些中小金融制度变迁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性制度变迁,而非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如农村信用社的分分合合等,各中小金融机构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些本身应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体制逐渐回归,偏离了其合作性质,其服务对象移位。

这种中小金融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革路径相悖的直接结果是内生于非国有经济内部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如民间借贷的盛行,但是由于制度供给的明显滞后使得这些灰色金融处于不规范、交易成本过高的状态,无法满足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

针对我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依赖所形成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导致的民营经济融资困境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打破目前的锁定状态,优化金融体制结构和空间结构效率,达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具体路径包括:(1)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实现民营经济在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民待遇。

(2)大力推动并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场所的创业板市场,政府提供其制度供给保障;并通过规范和发展地方性小额性股票交易市场,形成多层化、系统化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

(3)增加“中小银行”和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非正式金融安排的制度供给,使之成为与民营经济相匹配的金融供给体系,发挥其主权结构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信息对称优势所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

（4）对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应择优处理。

建立企业信用信息跟踪系统,提供企业家个人信息和企业资信资质信息;建立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定期发布企业评价信息;建立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系统,定期发布企业信用等级指数等等。

对于信用历史良好的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如在贷款上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对产品前景好,企业信誉好,还本付息能力强的企业,可适当扩大授信额度,确保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对信用等级连续三年在AA级以上的企业,其小额贷款经严格审批程序,可适当发放信用贷款;对同一企业有多种产品,在贷款掌握上要坚持按产品择优支持、专款专用的原则,帮助企业启动生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