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齐桓晋文之事》有感

读《齐桓晋文之事》有感篇一：谈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的论辩技巧谈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的论辩技巧孟子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论辩技巧高人几筹，显示他作为哲人的睿智。

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他的论辩风格也充分表现出来。

当齐宣王单刀直入，开语直奔主题，首先要求孟子讲述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情时，但孟子巧妙移话题，避开齐宣王霸道主题，他却说孔子的弟子没有记述这些事情从而后来没有传述下来搪塞过去，避实就虚，迅速将话题移到王道上来，勾起齐宣王兴趣，从而将话语的主动权抢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当齐宣王询问品德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称王时，他简洁干脆而有力地回答：“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明确了此次谈话的中心，也使齐宣王才有了进一步谈话的兴致，马上问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孟子只用一字“可”回答，又进一步撩拨了齐宣王认识王道的兴致。

两人的对话中，孟子始终抓住谈话主动权，当齐宣王说出的“何由知吾可也”这一问题时孟子深谙齐宣王的心理，充分考虑到了作为高高在上君王的个性，所以孟子谈出生活中一件小事，齐宣王以牛换羊小事，把齐宣王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为引子，引出话题。

在讲述齐宣王以羊易牛这件事情上他也时刻不忘夸耀齐宣王，说他有仁慈之心，认为老百姓误解了他，替齐宣王摆脱委屈。

因为在老百姓看来他这一举措只是吝啬的表现。

所以齐宣王马上变得高兴起来。

两人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谈话没有心里负担。

如此孟子牵着齐宣王的鼻子走，大谈王道才不至于令对方反感，产生对牛弹琴的效果。

齐宣王此时把孟子当成自己朋友，开始达到心灵上的默契，他完全把孟子当成朋友，认为他和孟子有共同语言，他的话语在其心里掀起了几丝波澜，产生了心灵的触动，所以就主动询问不忍之心和王道二者间的关系。

而孟子却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机智地暂时移话题，讲述“不能”和“不为”两者间的关系。

在此也没有忘记避免空洞的说教而是运用譬喻，将齐宣王未推恩于百姓比作力足举百钧而未能举一羽，明察秋毫之末而未见舆薪，让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当齐宣王还要彻底搞清楚“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孟子再次运用譬喻，将“挟泰山以超北海”比作“不能”，将不能“为长者折枝”比作“不能”。

言简意明，说理透彻清楚。

接着孟子顺理劝导孟子推恩于天下并让他好好思考想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

至此齐宣王多少应该明白不忍之心和王道之间的关系，知晓“不忍之心”是推行王道的条件。

在齐宣王也许还在继续思索之时，孟子又再次移话题，询问齐宣王难道大兴战争，危害士臣，在诸侯间结怨是为了满足心里快活吗。

逼着齐宣王说出他不是为了内心快活而是寻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孟子穷问下去：“大欲”是什么。

当齐宣王笑而不言之时，孟子运用排比句式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在齐宣王全部否认之后，孟子一针见血的道明他的“大欲”-----称霸中原，称霸天下，让其他诸侯国和边夷俯首称臣，并马上运用譬喻，将此举比作缘木求鱼，忠告齐宣王此野心难以得逞，而且后果更甚。

齐宣王听此后自我内心特别慌张，所以急问究竟有什么恶果。

孟子运用类比手法，举邹与楚战的例子向其阐明后果，并劝导齐宣王推行王道，向他展示一幅美丽的图景：天下贤士皆归向他，耕者，商贾，旅行者都对靠近他，天下百姓憎恨他们的君王也都到他那里控诉他们君王的罪过。

在此运用了排比手法，使得齐宣王心里越来越美滋滋的。

齐宣王终于心悦诚服，醒悟过来，主动请求孟子告诉如何具体的推行王道的措施。

孟子怀着一颗对百姓的诚心善心，提出制民之产和认真推行学校教育向老百姓反复讲述孝悌之义，给社会再次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老百姓讲求礼仪，都衣食无忧，天下太平。

至此也成功机智的完成了一次向齐宣王游说推行王道的活动。

篇二：齐桓晋文之事赏析《齐桓晋文之事》赏析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伋）的再传弟子，哲学思想继承孔子，但有所发展。

其中心思想是并“仁”与“义”，称尧舜、法先王，对旧贵族的腐朽统治非常不满，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

但他对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暴政也不满意，认为“春秋无义战”，有点类似处在欧洲社会历史大转折期的巴尔扎克，思想呈现一种复杂的状态。

他周游列国，也注定不能为人所用。

孟子晚年退居家乡，设帐授徒，与弟子一起著书，今存《孟子》七篇（每篇均分上下篇）。

孟子文章流畅自然，说理透辟，反复论辩，引譬设喻，为唐宋以来古文家所取法。

其思想文章对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孟子以“好辩”名著当世。

《孟子》一书的雄辩气势、强大的逻辑力量，以及他在使用类比推理时“深于取象”的特点，引起历来研究者的重视，这是战国时代生活节奏加快，散文审美追求改变的结果。

即如本书所选的这一章，就很有代表性。

像“武场”上的争雄斗胜一样，在“争于气力”的时代（《韩非子·五蠹》），“文场”上也不是以春秋时的“从容辞令”为美了，取胜靠的是正确的逻辑推理中蕴藏的力量，强大的逻辑力量来自人心共孚的类比推理，类比推理的成功在于所引事例（比体）与被比的主体既具有平行类似的准确性，又具有一看就懂、无需证明的公理性。

所以孟子论辩的这几个特点是互为依存的。

向人主游说，不比通常的论辩，不可能采取“开门见山”式，假如一上来，孟子就对齐宣王讲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道理，后果可知。

那么首要的任务，做为游说的先决条件，是要把齐宣王从人主的地位上拉下来，使之心甘情愿地成为论辩的对手。

所以，孟子利用齐宣王想统一天下的欲望，适应他要征服天下而又担心武力不足的心理，提出“保民而王”的论证中心，并指出“莫之能御也”──只要安定百姓，实行王道，就不必发愁有谁能抵挡他统一天下的计划，齐王的兴味一下子被吊起来，也就简捷迅速地将齐宣王拉入讨论的主题圈内：“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他那急不可奈，又担心被否定的神情真是跃然纸上。

紧接着因势利导，用齐宣王“以羊易牛”这一件小事，从中抽取齐宣王“可以保民”的“仁术”，说得齐宣王“心有戚戚焉”──分析到他的心坎上去了。

但他不知道这件小事一旦到了孟子手中，决不止仅仅指出“仁术”而已。

等到齐宣王急于想知道“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时候，已经不只是站在孟子设计好的逻辑发展之路上，而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孟子把逻辑衍化工程向前推进。

倘正面回答齐宣王的问题，其“保民而王”的步骤应该是：仁术→恩及于禽兽→恩惠必然至于百姓→制民之产，使民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谨庠序之教。

但孟子不采取这种平淡的说法，而是从反面说，既使行文跌宕，避免了平滑，也从心理上触动齐宣王，指出齐宣王是不“保民”而不是不能“保民”。

下文随即开始了精彩的“取象”：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这是一望而知的两组矛盾判断，无需证明，只要前一个是真实的，后一个必定虚假，所以齐宣王毫不迟疑地回答：“否”。

这正是孟子需要的，孟子抓住时机，顺势下接一问：“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以羊易牛”这个线头牵到这里，齐宣王才发现为他设置的“陷阱”，不入也得入了──这就是后世学人所谓孟子“善设机巧，引人入彀”的体现。

“恩足以及禽兽”这个被比的主体和“力足以举百钧”“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两个比体，在形式上是平行的，都是“真”的；那么，“（力）不足以举一羽”、“（明）不见舆薪”和“功不至于百姓”形式上也是平行的，而且都是假的。

从正面说，应该是力以足举百钧，更可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更可见舆薪，恩足以及禽兽，功更可至于百姓了。

但孟子不这样做，仍采取后问式，将齐宣王牢牢地拉在逻辑的套子里不放，即他已经承认比体的虚假（“否”），必定也承认被比体的虚假，此不待言；这一问，就又拉着他向前走，促进其心理活动顺着已经展开的逻辑，得出一个结论：“不用力”“不用明”“不用恩”，并且又引导出下一个类比推理。

所以这种设问和反问，在推理中是推动逻辑衍进的必要手段，使讨论、论辩成为步步深入、层层进逼的动态趋势，而不是枯燥平板和简单的说教。

这样，齐宣王的思想就只能在孟子铺好的思路上前行，他又发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又设喻类比：“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从上一个推理看，“不用恩”自然是“为长者折枝”之类了。

这时，齐宣王已经彻底地败阵了，孟子才能正面提出“推恩足以保四海”的大道理。

但齐宣王并没真正认输，他还是相信武力，内心深处还是要追求齐桓、晋文的霸业，经过一系列的追问，迫使齐宣王承认自己的“大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为了使齐宣王引起震动，孟子针对齐宣王的想法“取象”：“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从齐宣王回答“楚人胜”引申出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齐宣王欲用武力统一天下，那以齐对天下（“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则是以一服八，也就无异于邹人与楚人战。

然后直接引到“反本”上来，正式讲了“反本”的内容──孟子治国的最高理想。

《孟子》散文的气势还来自排比与对偶。

强大的逻辑力量加上气势宏大的排比，就使其辩论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美：如此看来，一组具有进趋力的句子，或呈平铺式向前推进，或呈多级火箭式向前推进。

最后的“不为也，非不能也”本质上是一组对偶句，而对偶句的节奏作用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那么在推进结束时，也就以其沉稳的形式稳定于对齐宣王的评价上。

这样排比对偶相结合，排比的推进不可阻挡，对偶的稳定又不可转移。

这便是孟子辩才无碍的原因及其文采外发的表现。

（选自《中国古代散文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篇三：漫谈《齐桓晋文之事》《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说服齐宣王施行保民的仁政的言论。

说明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保民的根源，在于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的作用，在于推行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

这是全篇的章旨。

孟子的保民和推行仁政思想，对当时社会来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

当时的人民，正处在七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水深火热的环境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

”如果能够解除战争和过度剥削所带给人民的痛苦，正是人民所渴望的“如解倒悬”的事。

其次，这时的国君，都“以征伐为贤”，强调战争的作用，孟子则强调民众的作用，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保护人民，推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的生活，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争取人民的拥护，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但这些思想，却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

不过，孟子从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来推断他能够保民而王，这是唯心观点，不是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是行不通的。

制民之产即恢复井田制度，这是美化了的古代社会的农村公社，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