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反智主义”倾向在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意义

浅谈“反智主义”倾向在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意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反智主义”的概念厘定“反智主义”一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一书而走红。

该书曾荣获美国普利策大奖，随之在美国传媒界掀起了一股霍夫斯塔特热。

霍夫斯塔特提出“反智主义”这一概念是有其特定时代背景的。

他曾经明确指出，创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应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状况。

作为一位极富洞见性眼光的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深刻捕捉和洞悉到了美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潜在隐患。

作者以笔为剑，试图厘清美国文化传统中不尊重智力的反智主义源流。

“反智主义”是与“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相对而言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倾向。

在学者余英时看来，“反智主义”并非是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

“它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干涉的部分，一是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

……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

”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反智主义”在政治、哲学、历史、美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反映，它具有多种视角和复杂文化内涵。

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反智主义”，应该理解为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智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崇拜与技术迷信的心态所表露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

这种态度并不以取消智性为最终目的。

就文学创作而言，“反智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一些文本中，彰显了作家复杂的价值取向。

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蕴含有“反智主义”倾向纵观中国现代作家，本文认为，沈从文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反智”叙事特征，具体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对“知识”、“智性”的质疑和反思；二是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三是对近现代教育的反省和忧虑；四是对近现代文明（文化）的抨击。

作为一名现代作家，沈从文深刻洞悉到了人类“知识”、“智性”背后所隐含的危机。

他选择了以文学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对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进行质疑和反思。

与传统的“知识观”不同，沈从文对“知识”有着新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知识积累，产生各样书本，包含各种观念，求生存图进步的贪心，因知识越多，问题也就越多。

”与“智性”相对照，沈从文更青睐于“感性”。

他是一个具有浓烈感性色彩的作家，极富诗人气质。

他早年充满感性的社会人生经验，他对感性的大自然万事万物充满了好奇心和神往，他笔下的湘西文学世界感性生命个体形象的生动塑造，他充满感性色彩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无不昭示和体现着沈从文的个性特点。

沈从文正是以感性生活经验和生命个体来对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和“智性”的承载者，历来被人们视为“道德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沈从文深刻洞悉到了代表社会良知和民族希望的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的退化与独立人格的萎缩，他以笔为剑，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展开了深刻反思和无情批判。

在《八骏图》、《道德与智慧》、《有学问的人》、《记一个大学生》《自杀》等作品中，通过细读我们就会发现，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往往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戏谑化、漫画化和粗鄙化了。

沈从文名震文坛之时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开始发生巨变之时，社会和时代的巨变毫无疑问会给个人带来精神上的反响和心理上的回应。

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发展的脉搏，尤其是锐利地看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病态发展的因子蔓延对人性的侵蚀，便用笔记录下了他的前瞻性的思考。

沈从文批判近现代文明（文化），主要批判的是其病态（病相），即“现代文明病”。

现代都市是现代文明的化身，现代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沈从文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现代都市文明，他对近现代文明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城市人”来完成的。

对都市文明最有力的批判是他发现了都市文明（文化）的“阉寺性”特征。

作者在1935年发表的《八骏图》中提出的都市“阉寺性”问题，是他对中国近现代文明（文化）批判的最有力的一点。

沈从文在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也深刻洞悉到了现代文明已经开始侵入乡村，从物质生活习俗到精神生活状态以至于爱情、婚姻、家庭都深受其影响。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三、“反智主义”倾向在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意义1.文化预警意义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

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国家发展改革和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和伟大使命。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崇尚科学、信仰知识的时代。

但同时，就如同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当今社会“实用主义”、“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科学”似乎成为了人们思考问题和行动的唯一“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节节胜利，随着神学系统的土崩瓦解，对于某种超验的东西——信仰，已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退化乃至完全消失了。

人们收获的是知识以及由知识带来的力量，失去的是精神上的虔诚、敬畏和信仰”。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核战争的威胁及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当这一切出现在人类面前时，人类才真正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无往而不胜的知识系统”似乎“存在着太多的漏洞”和隐患。

人类在不断追求文化前进的同时，也时刻以一种可贵的反省精神在反思着自身的文化。

这种文化反省精神在现代作家沈从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2.审美救赎意义沈从文在文化反省的同时，也孜孜求索，致力于审美救赎。

“救赎”的方式和途径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此在式救赎、宗教式救赎和审美主义救赎。

沈从文选择了第三种：审美主义救赎。

沈从文“反智主义”倾向的目的是为了审美救赎，也就是以审美的艺术形式（文学）来进行救赎，即他所谓的“重造”理想。

“重造”包含了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重造。

沈从文决心要“用一支笔好好地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给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他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充满了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湘西世界，由此唤起人的感觉、想象，重新体验、思考、发现生活，达到生命的明悟，激发生命来开动人生观，从而重造人性、生命和民族、国家，试图点燃萎缩的情感和压扁的理性；他站在审美现代性立场，通过构筑一个诗意的、感性的、自然的审美世界，对现代性进行修复与救赎，不遗余力。

苏雪林曾经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

3.思想折射意义沈从文的“反智”叙事倾向，折射了其思想深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应该说，从“反智主义”角度切入，让我们洞悉到了沈从文复杂思想的另一面。

明确沈从文创作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对解读沈从文的创作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沈从文的“反智”叙事并非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

在沈从文创作后期，尽管其思想中仍有“反智主义”倾向的余绪，但同时他为了实现“重造”的理想，又不得不依靠“知识”和“理性”的抬头，把民族重造和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

从中也折射出了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20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两年间，相继发表了《从现实学习》、《〈文学周刊〉编者言》、《一种新希望》等文章，就当时国内政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从对国内政治的失望与不信任出发，将国共两党的战争说成是“民族自杀的悲剧”，“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

他希望“理性”与“知识”抬头，“用爱与合作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以黏和“民族新的生机”，重造“民族未来的希望”。

他将这一责任寄托在学有所长、有“理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

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是“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派别（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的“第四种”力量。

在沈从文创作的后期，他的知识分子观开始发生变化。

早期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大学教授、作家、编辑和大学生等。

他认为：“如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知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会有将来的！”这时，在沈从文眼里，知识分子仍然要担当重任，成为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沈从文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或许与他自己在社会上的际遇改变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和接纳。

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与发展。

沈从文的这一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4.题材创作意义沈从文创作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对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整个抗战及其后续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了一个社会处境十分尴尬的群体。

一方面，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业需要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担当重任；另一方面，历史的基因却使知识分子人性本质中脆弱、虚伪的一面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暴露无遗。

他们要么自视清高、高蹈孤傲；要么投机钻营、自私自利；要么消极处世、软弱无为，躲进‘围城’，苟且偷生。

时代与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的实际人格状态发生了‘错位’”。

沈从文为什么会选择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书写对象呢？按道理说，生活在城市中的有官僚政客、富商巨贾、普通市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沈从文却把大量的笔墨和心血用在了知识分子身上。

笔者以为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群体最熟悉，接触最多，感触最深，受伤害也最痛。

其次，知识分子是民族重造的希望，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在知识分子身上寄托着沈从文的重造宏愿和梦想。

最后，也是知识分子的自省精神使然。

沈从文主要从文化——心理层面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病态人格。

他对现代都市知识分子阶层集体心理意识和病态人格的挖掘，犀利尖刻，入木三分。

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时，我们发现，沈从文半个世纪之前对知识、“智性”的质疑和反思，对知识分子的轻鄙和批判，对近现代教育的反思和对现代文明（文化）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盲点，有助于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理性审视和警惕“现代文明病”，有益于人类生态文明的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而绝非“开历史倒车”。

研究沈从文创作与“反智主义”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今天在大力推动现代化的同时，去思考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去关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