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美学思想

论庄子的美学思想摘要：《庄子》不仅文学成就地负涵，不可端倪，难窥涯际，又如行空之天马，仙踪难及，令人仰止，而且《庄子》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

庄子以自然为美、以大为美、以道德为美，追求自由和具有超越精神的理想人格，对于建构现代中国人格、安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的现代化价值以及如何给予新的阐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美学体系 ;自然美人格美精神家园现代化价值一、庄子是一位追求美的生活、美的享受、美的体验、美的人格的哲人。

他以自然为美，以大为美，以道德为美，表现出了庄子超越世俗、超越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完美的人生之趣。

（一）以自然为美1．以依于天性、率性纯朴为美庄子对自然之美的感悟是深刻的，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也是由衷的。

庄子对美的论述，突出了个体的存在,重视人或物的个性，认为任何事物只要依于天性、率性纯朴便是美的。

而要保持天性、本性，主要在于自然无为。

庄子提出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在宥》)具体来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秋水》)很明显，庄子是崇天道而弃人道的。

天人之别，在于因任自然还是违反、破坏自然。

成就美的是天道，残害美的是人道。

天道所成就的自然美，在庄子看来是朴素、率真之美。

所谓朴素，就是纯任本性，不加雕饰，也就是顺乎“道”的规律。

所谓率真，也就是率性自然，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使自己的本性与自然之“道”的本性相合。

朴素是庄子所极力推崇的一种美，朴素的实质仍在于自然无为。

它是人们的思想复归精神家园的一种表现，是纯任天性的本然状态。

当人们在喧嚣的世界游走奔波，劳心劳力，蓦然而返，会发现生命本初的纯真与安然才是最美的境界。

所以庄子说：“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天道》)。

庄子对朴素之美的推崇是与对人道害美的无情批判紧密结合的。

著名的浑沌之死便是典型的一例：浑沌本是浑然天成的初始状态，是朴素之美的象征，但倏和忽却以为“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应帝王》)这个悲剧告诉我们，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违背自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自作聪明的有为，往往破坏了原有的美感。

“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骈拇》)马的本性是吃草饮水，翘足而陆。

伯乐却以善治马为名，烧之，剔之，刻之，雒之，终于导致马死者过半。

庄子用一个个寓言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天性，都有保有自己天然之美的权利，我们应该抱着顺其自然的态有所为。

即“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索。

”(《骈拇》)做到这些就是识达了生命之真，体会了自然之“道”。

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陶者治埴，则“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治木，则“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其结果是破坏了并不欲中规矩钩绳的“埴木之性”。

(《马蹄》)庄子对这些破坏自然之性，以人道害美的行为是非常痛恨的。

从社会现象来说，自然又表现为真实，自然之美也是率真之美。

相应地，虚伪矫饰就是丑。

西施经常心疼，所以捧心颦眉更添其美，因为她出于自然，有真情实感；而摹仿她的女子，虽然也捧心颦眉，并不是由于心疼，只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违反了自然，丧失了朴素的本性，因此，“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契妻子而去之走。

”(《天运》)庄子还有一段关于真的描述：“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

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渔父》)这里的“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与“道”、“自然”同义的概念。

它也是一种至美的境界。

无饰无伪，不拘于俗，是人的自然本性；任何矫饰和伪装，都是残害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就是损害生命之真的。

真情的自然流露才能打动人，只有“法天贵真”、“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才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才不是矫饰的，而是真的，也是美的。

2.顺应自然以处世由于自然的伟大与美，人不能逆自然而行，不能“以人助天”（《大宗师》），也不能“以人入天”（《徐无鬼》），更不能“以人灭天”（《秋水》），而只能顺应自然之性。

所以得道之人、有德之人和一切“至人”、“真人”无不是顺应自然的。

顺应自然而处世、游世，以自然为美，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它主要包括一些几个方面的内容：游心于道德，无为而尊：笑对生死，淡然物化，与道为一，养生保真。

自然是无为的，也是美的，所以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在宥》）在上古之世，人们莫不顺应自然之性而安于性命；但圣人起后，使人失去自然之性，“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骈拇》）上至圣人，下至小人，或追名逐利，或规于仁义，皆因“有为”而被外物所累，从而丧失其本性，漠视其生命。

对此庄子痛心疾首，也深恶痛绝。

功名乃身外之物，俗世的道德观念也是容易让人失去真情、真性的。

只有摒弃功名富贵，攘弃仁义，远离忠信与道俯仰，人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而也就归于自然。

所以庄子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谓真人。

······凄然似球，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大宗师》）可见，真人心与道一，不人为地改变自然，只是遵循自然，甚至连喜怒哀乐都与四时的变化相一致。

难怪闻一多称庄子是“抒情的天才”，盛赞其书是“绝妙的诗”[1]。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是道家治国方略的主要观点。

庄子认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天德而已矣。

”（《天地》）所谓天德，便是自然之性，顺应自然之德。

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以文明相标榜，其实正是“乱人之性也”。

（《天道》）在《马蹄》篇中，庄子以“伯乐相马”的故事来说明有为的政治家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马原本生活在草原上，蹄子可以奔跑，皮毛可以御风寒，嘴可以吃草、饮水，顺其自然之性，快乐的生活着。

但后来出了一个伯乐，他善于相马，把马蹄烧烙，给马戴上缰绳，关进马棚，这样马就死了十分之二、三；他又让马忍受饥渴，按照人的要求加以训练，马就死了一半。

庄子认为，马犹如人，伯乐正如当政者，缰绳就是法律条文、仁义道德的束缚。

伯乐相马、爱马实则是害马；儒家宣扬仁、义、礼、智、信，是想人成为文明的人，实则是在损害人性。

正因为如此，庄子痛心疾首，毫不保留地批判现实社会，而对往故时代的无为而治推崇备至。

《胠箧》中，庄子列举了从容成氏到神农氏共十二个“至德之世”，因为那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可谓是国泰民安，风俗淳朴，人性合于天德。

在庄子看来，这种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乃是最美、最理想的社会。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这在当时还“不失为一个革命的见解”[2]。

当然，对于这种所谓的最美、最理想的社会，我们还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去把握。

因为它和人的幼童时代一样，固然值得深情眷恋、永久怀念乃至热诚地向往的自由、快乐、纯朴、美好的一面，但同时又必须摆脱和超越、也必然要摆脱和超越的原始、蒙昧、低级、幼稚的另一面；它毕竟是无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无情否定了的另一种社会形态。

庄子无比崇尚这种社会，以作为其理想追求，旨在恢复人的美好的天性和自由生活，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张复古倒退、欣赏愚昧落后之缺陷和局限。

人类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向着美好的一面，在更高层次上合乎规律抵抗旋升与复归。

（二）以“大”为美《庄子》对“大”可谓是情有独钟，所向往的美的东西和美的形象大多具有大的特征。

爱迪生说：“凡是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阵乐趣，就是这个因素是一个怪物也显得有魅力”[3]。

在庄子看来，道大，天地大具有不可比拟的“美”，也是圣人和智人所共同效法和学习的。

但庄子之所以认同大美，其根本原因在渴望“大”的背后的自由。

庄子是一个个性张的、推崇自由的人。

他希望人能够免遭外物之累，以达到解脱和超脱，真正地享受人生、体验生命。

但残酷的客观现实让人不能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安然生活，因为“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福轻于羽，莫之知载；祸重于地，莫之知避”。

（《人世间》）人们只能画地而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再加上世俗之人追名逐利而轻生命，忙碌于功名利禄，以仁义相标榜，以礼乐为规范，天德慢慢消失，自由已不复存在。

文明使人类异化，礼乐使人们丧失天性。

庄子渴望自由，但不能获得自由，于是便将眼光投到博大的自然之中。

通过对自然和大道的观察，庄子看到了“大美”：大道运行，生成万物但又不剥夺物之天性，一切是那么的自然，大道与自然的无为，而又无不为。

人们只要像自然一样遵循无为的原则，岂不就可以自由，可以逍遥了吗？那些所谓的“圣人”、“大圣”“真人”正是领略了自然的无为原则，才打到了自由与无限的境界，具备了天地的“大美”。

1．以“大”为美，美在自由庄子寻求自由的方式是远离喧嚣的尘世，让自由的内心畅游于无穷无尽的宇宙之中，以彻底达到精神的解脱。

据弗洛伊得所说“梦是冤枉的达成，如愿望受到抑制，则达成需经过改装”[4]，而自然之大、道之大、天地之大正为人们心中畅提游供了无限宽广的空间，在这里人的内心无所拘束，无所羁绊。

在《逍遥游》中，庄子开篇就以大鹏发端：大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其翅膀如“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高飞九万里，如此气象非凡鸟所能及。

大鹏可谓大矣，但大鹏并不能算是逍遥，也没有达到美的境界。

因为它有所待，他所依赖的是“六月息者也”；如果没有大风，它便不能从北冥到南冥。

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

对于人来说，只有齐万物而无己的至人、不以功劳自居的神人和不为虚名所累的圣人，才能达到自由与逍遥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就喻示着无限、无碍，“小”则喻示着有限、有待。

真正的自由在于无限，所以也在于“大”。

正如尚永亮先生所说，“庄子文学的浪漫精神由反抗现实、追求理想始，至要求回归、避世全生终，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抛物线全程，这不能不说是庄子的悲剧”[5]。

2．大之为美在于：“大而无用”以成大用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体系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能够保生，养生即为大用。

保有人的自然之性、获得生命和享受生活，一直是庄子所追求的。

在《逍遥游》中，庄子借助和他的老对手惠施的两次辩论，深入的阐明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