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19世纪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

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19世纪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展开全文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欧洲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达到绝无仅有的富裕？为什么这些不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呢？这些问题虽然尚无共识，但是欧洲人的广泛共识似乎是这样：欧洲人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独一无二的富有。

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人口较少，另一方面是欧洲人拥有更多资本，特别是牲畜。

其他的看法还有例如艾瑞克尤斯在《欧洲奇迹》中认为，欧洲较早开始使用防火砖石，使得欧洲资本较不容易贬值，因此欧洲人只需要较少的年度盈余就能够使资本存量优势与日俱增。

类似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默认欧洲与东方有本质上的不同，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只是一种既定的长期变化的结果。

于是，更进一步，欧洲在19世纪中叶的崛起是由于欧洲在制度、文化、历史等民族性根源上天然不同于东方。

也就是说西方天然优于东方的最终结果。

关于“欧洲中心论”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核心，不是曾一度是，而是从来就是现在还是。

我们压根就不知道“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我们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有“欧洲中心论”的影子，即便是那些反西方最卖力的人，他认知历史的方式还是“欧洲中心论”式的。

当这种认知方式——“欧洲中心论”——旷日持久根深蒂固，它所衍生的所有事物，与它有关联的所有事物，建基它之上的所有事物，都是“欧洲中心论”的。

无法逃避无可避免。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

以王国斌、彭慕兰、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为代表。

加州学派首先的鲜明特色是反对“欧洲中心论”。

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稀奇，问题是加州学派在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要比人们以前想象的大得多，所以必须要从根源上彻底理清与其决裂。

加州学派的代表作是彭慕然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为“加州学派”的新见的代表。

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和热烈的争论，持续至今。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几乎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西欧的资本存量在公元1800年前曾经享有优势，而且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两三百年间的很多领域事实上是屈居劣势的。

这些劣势集中在农业生产、土地管理、某些土地密集型产品（尤其是木材）的无效率上。

牲畜与运输。

欧洲的牲畜的确多于大部分定居型社会，但是这只是说明财富形式的不同。

如果将牲畜定义为生产资料，那么不管是印度的孟加拉，还是中国南方，都没有迹象显示牲畜短缺抑制农业生产的现象。

另外牲畜使得欧洲在陆上运输领域存在某种优势，但是中国和日本发达的水路运输则抵消了缺乏役畜的劣势。

何况，18世纪北印度的牲畜运货力与宋巴特估计的1800年的德国数据相差不大。

而中国清帝国1700年控制泰半中亚后自行饲养战马的情况来看，如果中国人需要役畜，从生态角度来看是可以满足其自身需要的。

此外，1800年中国长距离运输谷物数量远高于欧洲，据吴承明估算，18世纪由3000万石谷物进入长程贸易，足以喂饱1400万人，比1800年的欧洲长程贸易的巅峰多四倍，比波罗的海长程贸易的颠覆多19倍。

18世纪的日本由两成二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同时期的欧洲只有一成或者一成五。

也就是说，关于运输的能力从城市人口推测，日本尚强于同时期的欧洲。

平均寿命。

1650年的英格兰是欧洲最繁荣的地方，此地的贵族子弟平均寿命只有32岁，到1750年才超过40岁。

甚至于在德国，18和19世纪时，根据14个村庄统计的人均寿命始终处于35至40岁之间，这个数字比19世纪时还是降低的。

而英格兰人平均寿命要到1871年以后才会大幅度增加。

于此相对，同时期估算的日本人均寿命是34.9岁至51.8岁。

18世纪中期，中国较繁荣地区人均寿命是39.6岁，到19世纪初期这个数字降到34.9岁，但仍不比英格兰的数字差。

有学者统计1867年中国东北某村的平均年龄，男性35.7岁，女性29岁。

总之19世纪之前，中国人答题上比西北欧类似人群的人均寿命要高。

只有印度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低于西北欧大部分地区，但是细分起来，较繁荣的南印度也高于西北欧。

卡路里的摄取量上，布劳岱尔估计做粗活的欧洲人每天摄取3500卡路里，城市人每天摄取2000卡路里。

根据18世纪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谷物配给等数据进行估算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成年人每天2386卡路里。

科学技术。

关于英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劳动密集兼土地密集型社会的道路。

18世纪晚期，欧洲和非欧洲各自的技术优势并没有那么悬殊，不可能导致各自走上后来的道路。

单从技术上来看，当时的英格兰并不是必然会走上非劳动密集型兼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而非欧洲地区在与欧洲的竞争中也未必就会因此而落败。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实用科学技术并不落后，识字率也并不影响新技术的推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精英圈的讨论比人们之前以为的要热烈的多。

科学著作，甚至白话技术书籍并不罕见，尤其是医书。

所以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而是中国科学为什么没能带给中国以经济建制方面的变革？那么既然在这些方面，欧洲对于中国是没有优势的，那么又是什么导致最终中西方的分道扬镳？是什么导致了19世纪欧洲的富强以及中国的衰弱呢？“节省土地”与节省劳动力？曾经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节省土地”是促成持续性成长的重要因素，其中的重点集中在石化燃料保护了森林和技术创新节省了劳动力这两方面。

这个论点认为，西欧在减少昂贵的劳动力上有独一无二的需要，从而催生了机器、现代工业和大幅该省人均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创新。

但是这是说不通的。

首先这个观点与结果相互抵触。

学者认为相比于中国，英国和荷兰的工人脱离农业程度更高，欧洲工人只能靠工资吃饭，于是雇主不得不支付比较高的工资，否则工人无法存活。

而中国工人脱离工业程度更低，事实上他们经常需要在农忙的时候放下工厂的工作忙农活，所以他完全可以依靠或者部分依靠自产和别人感谢的农产品解决部分温饱问题，于是中国雇主也就能够以更低的工资雇佣工人。

高工资导致利润减少，利润减少就没有资本进行技术创新，所以高工资从逻辑上来说会抑制新技术的产生。

二是18世纪新技术的使用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于节省劳动力，大部分是为了节省资本和改善产品品质，就算工业化事实上节省了劳动力，那也可能不是当年人的初衷。

三是这种观点认为，非欧洲地区的人工成本较低，所以生产者缺乏使用新技术来节省人力的意愿。

但是这种看法即使放在今天资本昂贵的多的时代都难以成立。

四是对于英国方式也来说实现工业化，节省劳动力，降低工资，降低成本，从而占领纺织品市场还说得通。

但是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却没有必要。

因为对于英国最重要的市场是西非，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用棉纺织品在那里换回奴隶，但是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印度和孟加拉的棉纺织品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本国的纺织品生产者来插一杠子。

古典主义市场经济？许多论及欧洲发展的说法都认为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欧洲更加倾向于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官方干预减弱、任意课税式微、领主和教会垄断地位的丧失、依附性劳动的减少、传统对土地利用和职业流动限制的减弱等等。

也就是说，欧洲更加市场经济，而其他地方则在这方面是落后的。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从东西方土地产权、劳动制度、人口迁徙、乡村手工业等方面看并没有太大差异。

土地产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在以土地产权为基础上的资产自由买卖是其中一个原因。

换言之中国缺乏这种自由买卖的环境。

但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明初曾经将长江流域许多土地充公，但到16世纪中叶，明朝廷已经转而承认所有纳税土地皆可自由买卖。

有些土地理论上属于国家，例如清朝皇室拥有的70万英亩土地，但根据书面资料，这类土地从未超过可耕地3%。

中国南方村镇中的义庄在某些区域很重要，在广州它们可能占去多大三成五的可耕地，但在大部分地区义庄无足轻重。

根据20世纪的一项调查估计，中国九成三的农地是可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

比起中国，西欧却有着很多难以买卖的农地。

十九世纪英格兰有一半农地因为家产分配协议无法买卖，西班牙因为限嗣继承使土地价格奇高，法国亦然。

光是这几个地方造成无法买卖的土地占比，就已经高于中国不得买卖所占的土地比例。

新技术的传播？有人认为，欧洲人具有良好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所以新技术更加容易传播。

而世界其他地区则相对比较僵化，不愿意改变，造成最终的落后。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16世纪，北意大利、荷兰和英格兰许多农民发现，如果圈住休耕地防止牲畜闯入，同时在休耕地上种植三叶草等饲料作物，则保住地力效果和休耕一样强，同时能有饲料饲养更多牲畜，更多的牲畜还能够产生更多的粪肥。

但是这种“新饲养业”需要圈地，由于圈住一块块小块土地成本高昂，所以经济的做法似乎把小块耕地合并成大块土地进行圈地。

即使1790年以后，欧洲多国立法允许圈地，但是世袭性土地、法国村镇的“严厉制裁”、西班牙国王敕令阻止圈地等等因素，使得这项新的农业技术难以发挥作用。

而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三田轮作制度仍然大行其道，一千八百万公顷农地，每年有约四百万公顷休耕。

这种风俗习惯大规模推迟农业技法扩散，在中国是从未有类似的例子。

总而言之，像圈地、抽干湿地等能提升生产力的创新，的确在当时的欧洲相对扩散较慢，这种“这种市场失灵”现象有待于制度层面上的解释，而就18世纪的中国来说，这种情况较少。

劳动制度？中国的大部分不自由依附性劳动者会在约1629年之后五十年里获得自由，在华北1780年类似的障碍彻底消失。

安徽的徽州在19和20世纪仍以运用不自由劳动力的庄园位特色，但是当时或许只有中国三亿人口中的几千户人家受到这种影响。

满清皇族虽有权利蓄奴，但是到18世纪大部分这些人都已经养不起奴隶。

类似的时间表与西欧差不多，1500年，完备的农奴制在易北河以西已经很少见。

但是农奴并未完全消失，即使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奴隶制消失数百年，但因为济贫法，而使人不敢迁徙。

人口迁徙？16、17、18三个世纪，迁徙只要指贫穷者迁往较为地广人稀的地方，这一模式在中国的程度远多于欧洲。

欧洲人最大的迁徙也许是迁往“新世界”的美洲，1800年以前总共不到150万人。

但是在中国，政府一直有意识将劳动力迁移到劳力稀缺的地区，光是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期间，这种移民就超过1000万人。

乡村工业与副业活动？比起欧洲，中国农民在从事营利性手工品生产和把制造品卖给相互竞争的买家上有较高的自主性。

明代原采用世袭性的工匠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后来名存实亡，清朝时正式废除，“男耕女织”受到大力提倡。

家庭式手工作坊集群，发展位长江中下游、岭南、华北等地的小生产区。

西欧的手工业逐渐开始脱离行会控制，乡村劳力开始加入，此时城市手工业者坚决捍卫自己的特权，政府也倾向于确保城市垄断地位，打击乡村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