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中国胎教观念的近代嬗变
中医胎教学说的源流和特点
中医胎教学说的源流和特点
王新智
【期刊名称】《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23)3
【摘要】中国胎教学说源远流长.殷周时期中国就有有关胎教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先哲对胎教理论探讨甚多,以后胎教学说推陈出新、日新月异.中国古代胎教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中医的"外象内感"理论,其科学内涵是强调孕妇的精神品德修养对胎儿的影响,这是其特点之一,中医胎教学说的另一特点是重视孕期保健,将胎教与养胎、护胎有机地融为一体.中国古代胎教方法主要有合理营养、调和情志、谨避寒暑、适度劳逸、审施药治、节制性欲.重视孕期保健,重视孕妇的身心健康,不但可预防妊娠病,还能使后代优生、优形、聪慧.
【总页数】3页(P1-3)
【作者】王新智
【作者单位】安徽中医学院临床医学一系,安徽,合肥,23003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72
【相关文献】
1.中医胎教学说与妊娠期保健的关系 [J], 王猛;崔小强;杜征国;李荣群
2.中医胎教学说探讨 [J], 都修波
3.中医古代脾阴学说源流和脾阴学说内涵 [J], 徐旭
4.中国古代胎教的源流特点和现代启示 [J], 陈可歆
5.“中气学说”源流及与中医相关学说的关系探讨 [J], 申建柯;李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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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胎教学说与历史发展
我国古代胎教学说与历史发展胎教，是指孕妇在怀孕期间通过合理的饮食、生活方式，以及适当的读书、音乐等方式，为胎儿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以促进胎儿智力、体魄和心理的健康成长。
在中国古代，胎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历史上有很多胎教学说和方法，也形成了丰富的胎教文化和传统。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我国古代胎教学说与历史发展。
一、古代胎教观念中国古代的胎教观念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的人们就认识到孕妇在怀孕期间需要注意饮食和起居。
《吕氏春秋》中就有“母胎不安，则生子不幸”的论述。
汉代医书《素问》中对胎教也有相应的论述，认为“夫妇孕辰，其形必类”，孕妇受爱怒喜怒之影响，胎儿的智力品质将受到影响。
唐代韩愈曾写《千字文序》谈到了胎教，认为“胎者，继体也。
体不美，何以传之后？”故此，古代人们非常重视胎教，不但在饮食和生活上严格控制，还重视读书、诵经、听音乐等，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影响胎儿的智力和品性。
二、古代胎教方法古代胎教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1. 饮食调理：饮食是身体的本钱，孕妇在怀孕期间需要注意膳食，避免过于油腻、辛辣或寒凉的食品，以免影响胎儿发育。
另外，孕妇还需要多吃一些富含营养的食品，如蛋白质、钙、铁、锌等，以促进胎儿的健康成长。
2. 起居调理：孕妇在怀孕期间需要注意起居，保持身体舒适，避免受寒受热、暴露在有害气体中等。
孕妇还需要多进行适当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有益于胎儿的发育。
3. 读书诵经：读书诵经是古代胎教的一种传统方式，认为孕妇在读书诵经时，胎儿听到的声音能够影响其智力和情感发展，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4. 音乐：音乐也是古代胎教的一种方式，认为孕妇听到优美的音乐，胎儿就能感受到母亲的喜悦和舒适，从而对其情感和发育产生良好的影响。
三、现代胎教观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们对胎教的认识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现代胎教观念强调孕期保健和科学营养饮食，注重胎儿智力和情感的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
中国育儿观念的演进与比较研究
中国育儿观念的演进与比较研究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育儿观念也在不断地演进和变化。
本文将从传统育儿观念、现代育儿观念和西方育儿观念三个方面，探讨中国育儿观念的演进和比较研究。
一、传统育儿观念的演进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强调“以孝为先”，重视封建家庭的体系和人际关系。
在这种观念下，儿童的行为和表现代表了整个家族的荣誉。
因此，中国父母将教育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他们认为，孩子需要尽早从小事情上就要养成好习惯，如“三从四德”，“遵守纪律”，“勤奋”等。
此外，他们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有更高的期望。
这些都构成了中国传统育儿观念的主要特征。
在新时代的中国，尽管传统育儿观念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比如，在很多城市中，家庭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父母已经放弃了一些过去的家庭观念和传统准则，实行自由化和个人化的育儿方式。
例如，他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准则，更关注快乐和温馨的家庭氛围，同时也十分注重孩子的个人成长和独立思考。
二、现代育儿观念的变化在现代社会中，中国育儿观念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生活节奏的快速加速、劳累程度的增加、受教育的压力等因素，会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才能和人格的培养。
现代育儿观念强调“以人为本”,更注重孩子的心理需求，不再一味忽略儿童的个性和兴趣爱好，而是要配合他们的成长轨迹，优先考虑孩子的个别性。
同时，在现代育儿观念下，不同的家庭配置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性格发展。
例如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和同性家庭等特殊情况，这些家庭状况的孩子需要更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系，以支持他们的成长和健康发展。
三、西方育儿观念在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开放进程中，越来越多的西方育儿观念进入了中国，并对中国育儿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西方，育儿观念更注重家庭和社区的互助、科技的帮助和“家中学校”的概念。
此外，西方育儿观念更加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强调孩子的创意和自我表达，同时注重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平等沟通。
关于现代胎教理论解读(最新)
【#婴幼儿# 导语】现代人对生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宝宝可以生下来就超越其他的宝宝。
所以很多人都在怀孕的时候对宝宝进行胎教。
胎教在现代社会是非常流行的。
下面是?无忧考网分享的关于现代胎教理论解读。
欢迎阅读参考！1.关于现代胎教理论解读现代的科学胎教理论，是在古代这种广义的胎教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更加注重对胎儿直接胎教的实施。
胎儿感觉功能和运动功能的初步建立，都为胎教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理论认为，胎教不等同于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胎教的原理是通过有针对性地、积极主动地给予适当合理的信息刺激，建立起有效的条件反射，进而促进其大脑机能及其他神经系统机能的成熟，并不是让未出生的宝宝真正掌握胎教的内容。
研究表明，怀孕3-9个月期间是胎儿脑细胞大量增殖和神经突触迅速发育的黄金时期。
如果在此期间给予科学的胎教，能够促进胎儿大脑的发育，激发宝宝的潜能。
为了限度的挖掘胎儿的智力潜能，就要给予胎儿大脑不同类型的刺激。
不同的胎教内容由于其内在的性质不同，给胎儿脑细胞的刺激也是不同的，这就能保证胎儿脑细胞有更多的机会发育和存活，形成更多的脑细胞连接网络，让胎儿出生后拥有更聪明的大脑。
因此，科学的胎教课程应该包含音乐、诗歌、故事、外文等各种内容。
不同的怀孕阶段，胎儿大脑以及身体各器官的发育情况是不同的，其需要外界的信息刺激也不同，因此，科学的胎教课程要在胎儿发育的不同时期安排不同的胎教内容。
坚持科学的胎教课程，每一位准父母都可以孕育一个自己的天才宝宝。
同时，有研究表明，如果胎教的内容能够延续到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早教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胎教起源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有关胎教内容的记载和论述，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
这要比希腊学者、知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胎教观点还早。
胎教起源于中国，也得到了外国学者的承认。
早在1987年，日本幼儿开发理事会的教授等人组成的访问团来我国访问期间，在北京的报告会上，谈到胎教在中国汉代已流传起来，并讲到在朱子的文章中就有胎教方面的东西。
中国古代胎教的源流特点和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胎教的源流特点和现代启示陈可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00）摘要：经过漫长的历史和发展，我国胎教文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思想。
本文从正本慎始、膳食均衡、居处简静、情绪平和、起居规律、男性角色等方面归纳古代的胎教经验思想，反思讨论其对现代胎教的科学启示。
并梳理我国胎教思想的哲学和文化缘起，概括发展源y中呈现的特点，反思非科学的民％关键词：中国古代胎教思想实践我国胎教思想和实践自西周时期萌芽，以从皇宫到民 间的方式发展，在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思想。
尽管存在一些迷信色彩和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但仍具有借鉴意义，是宝贵的文化结晶。
一、胎教思想的缘起（一）“正本”的传统哲学。
“正本”思想意为端正其本源。
作为一种思想，在我国古 代早期哲学等领域具有深远渊源。
在政治领域的中，'（》：“正本反自然，则人逾劳，人逾逸。
”在对儒学的中,'「董仲》主张：“，一为，正本。
”宋代理学在反化、的上，本论、理本、心本，儒对其中有+教文化、哲学思想的和，“正本”思想在教领域了深远，为我国古代早期教的+正本思想期的教其的，了胎教作为教端到人的，西周时期实践。
在早期教育中，“正本”不仅体现在对婴幼儿道德和习惯的自，在的胎儿时期。
汉代贾谊“，《》，《》《》，《》、，《》、坤，敬终云耳”，即是姻择偶代品质的强调，反映出汉代人已意识到父母自身对子女发的键影响和+（二）“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
男在社会和领域中长期的支配地位，以及封建礼教女权利的式微和剥夺,催生了中国古代性别“男尊女卑”的悬殊状态。
女人权的被忽视导致女子在择偶中的属地位。
尽管因素决定女在和胎教过程中更要，但这种差异仍然被男尊女卑的性别思想了过度的不平等化夸+1.女的社会价值通过生育得到+古语言：“以有民而贵，母以有子而尊。
”妇人无子，被认为是礼在七出之条的行为。
即使因没有被休，被解为“不以宗庙之重私一女”的行为。
生育（尤其生男）是妇女确立自己唯一的社会领域即家庭中地位的重要方式。
古代胎教：现代胎教与古代胎教
古代胎教：现代胎教与古代胎教一、古代胎教因为现在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怀孕时孕妇的胎教也有极大的重视度。
胎教在中国其实有很悠久的历史。
我国古代对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感应现象十分重视，比如在《周易》一书中就有阴阳二气相互感应的描述。
同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观察到母子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所以除遗传因素之外，母亲的言行举止也可能影响到腹中的胎儿，所以就构成了古代胎教的理论基础。
于是，在这种朴素的理论基础支撑下，便产生了对胎教一系列要求。
我国古代对胎教的要求首先是从医学角度指出的。
中医学认为，如果准妈妈受到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的倾入，就会感染疾病，甚至危及胎儿，所以提出了“慎寒温”的具体要求。
同时还对不注意“慎寒温”而遭受“六淫”之侵带来的危害：“胎前感冒外邪，或染伤寒，郁热不解，往往小产堕胎，攸关性命。
”古人所说的胎教，是指母体在妊娠期间为给胎儿创造一个良好的胎内环境而自我采取的相关精神、饮食、生活起居等方面的有力措施，以使母子的身心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古代胎教的主要内容包括6个方面：1.调调就是调情志。
妊娠是女性生理上经历的一个特殊过程，在此期间，孕妇在生理上不但要发生着系列的变化，心理上也会发生相对应的反应，这种心理反应的集中体现就是孕妇的情绪的变化。
祖国医学认为，胎借母气以生，呼吸相通，喜怒相对应，若有所逆，即致子疾。
古人认为：凡有孕之妇，宜情志舒畅，遇事乐观，喜、狂、悲、思皆可使气血失和而影响胎儿，这就是说，孕妇在怀孕期间要保持舒畅的心情，即时消除烦恼，而不要大动肝火，因为这样会导致气不顺，气不顺则孕胎不安，若长久气不顺，孕胎必受影响。
《傅青主女科》中也有“大怒小产”的论述。
由此可见，孕妇的情绪和心境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着很大影响，所以孕妇应该做到心情舒畅，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2.节节是节房事。
房事，是指夫妻的性生活。
虽然房事为受孕怀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受孕之后，则房事必须节制。
《产孕集》对此论述道：怀孕之后，首忌交合。
我国古代女子教育中的胎教观及其影响
我国古代女子教育中的胎教观及其影响胎教是指孕妇在怀孕期间通过听音乐、读书、讲故事等方式刺激胎儿的感官神经系统，促使其智力和情感的发展。
在古代中国，胎教观念深入人心，妇女们视胎教为重要之事。
本文将探讨古代中国女性教育中的胎教观及其对后代教育的影响。
古代中国女性在怀孕期间非常重视对胎儿的培养，她们认为母亲的情感、思想和健康在孕期会直接影响胎儿的身体和智力发展。
因此，许多妇女都会选择听音乐、吟诗拍打等方式来刺激胎儿。
胎教活动中，音乐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相信音乐可以给胎儿带来愉悦和舒缓，同时也能激发胎儿的智力。
许多古代文人墨客会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创作音乐，这被认为是对孩子一种深深的爱的表达。
另外，古代中国女性在怀孕期间也会通过阅读、讲故事等方式传授知识和道德观念给胎儿。
许多母亲会选择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诗经》、《论语》等，来引导胎儿的教育。
她们相信这些经书中包含的智慧和道德准则可以通过胎儿接收到，对其人格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
胎教观念在古代中国女子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胎教观念促使女性在怀孕期间注重自身的情感和健康，这促使她们更加注重自我修养，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这对女性自身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她们成为有知识和教育意识的母亲，可以更好地教育后代。
其次，胎教观念也对后代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许多古代中国的女性在怀孕期间注重胎儿的智力培养，通过音乐、文学等方式，为胎儿提供了丰富的刺激和知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代的学习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胎教观念也启发了人们对母爱和教育的重视。
女性通过胎教活动，传达给自己的孩子爱、智慧和道德准则，这成为中国古代教育中一种重要的传统，并对后代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古代中国女性在教育中胎教观念的体现有其局限性，如缺乏科学依据等，但不能否认的是，古代女性教育中的胎教观念对于母亲和后代的成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胎教观念促使女性注重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自我修养，提高了母亲的教育水平，更好地教育后代。
近代中 国儿童观的变迁研究
近代中国儿童观的变迁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儿童观经历了显著的变迁。
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儿童往往被视为家庭的附属品，其地位相对较低。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秩序，儿童需要绝对服从长辈的权威。
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儿童学会礼仪道德和儒家经典，为将来的仕途或者家族的荣耀做准备。
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西方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儿童观带来了新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儿童观念逐渐传入。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儿童观的局限性，呼吁关注儿童的个性和权利。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维新派人士积极倡导改革教育制度，主张对儿童进行新式教育。
他们强调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认为教育应该适应儿童的天性，而不是压抑和束缚。
例如，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主张，其中就包含了对儿童培养的关注。
20 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礼教的批判更加深入，儿童观也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革。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呼吁打破封建礼教对儿童的束缚。
他们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理念，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预备，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
在这一时期，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纷纷发表关于儿童教育和儿童观的著作和言论。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念，主张教育要与生活相结合，要尊重儿童的生活和经验。
陈鹤琴先生则强调“活教育”，注重儿童的游戏和实践活动，认为儿童在做中学、在活动中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
新式学校的建立为儿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课程设置也更加注重儿童的兴趣和需求。
在社会观念方面，人们开始关注儿童的健康和福利。
儿童的医疗保健、营养状况等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也开始关注贫困儿童和失学儿童的救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儿童观又有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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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中国胎教观念的近代嬗变朱慈恩（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２０）摘要中国古代的胎教观念，强调外界事物能够对孕妇产生影响，孕妇的言行均须符合胎教的要求。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学界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层面来提倡胎教。
而随着西方医疗知识的传播，胎教也开始等同于怀孕期间妇女的卫生保健工作。
关键词胎教人种医疗保健DOI:10.13514/14-1186/k.2015.03.009中国古代的胎教，主要内容是为孕妇创造良好的环境，避免外界各种不良事物对胎儿的影响，使孕妇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节制喜怒哀乐的感情以及各种欲念，体现的是浓厚的伦理道德观念，且缺乏科学的实验和论证，是儒家妇女观和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由于强国强种的要求和西方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又赋予了胎教新的内容，本文即拟对此加以论述。
一胎教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相传为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所记最详：“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
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１］（Ｐ５９－６０）贾谊《新书》中之“胎教”篇所记，与之基本相同。
刘向《列女传》记周文王之母大任，“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也”［２］（Ｐ５０４９－５０５０）。
马王堆汉墓出土《胎产书》，对每月怀胎之变化以及养胎安胎之措施有相当详细的论述，怀胎三月是关键性的时期：“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猴，不食葱姜，不食兔羹；□欲产男，置弧矢，□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产女，佩蚕（簪）耳（珥），呻（绅）朱（珠）子，是谓内象成子”［３］（Ｐ１３６）。
《胎产书》中“三月始脂”，其他医书均作“始胎”。
古人相信受胎三月之内，“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而最易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胎教还与古人“求子”的愿望相结合，《胎产书》中就有许多求子秘方，《博物作者简介：朱慈恩（１９７７—），男，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１］王聘珍．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２］（汉）刘向．两汉全书·列女传［Ｍ］．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总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志》亦记载“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详影而去，勿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１］（Ｐ１０９）。
古代胎教之说初起时应当为初民的迷信，应该与感孕感生之说一脉相承，或系由感孕感生说直接演绎出来的。
感生是指妇女受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感应而受孕生子。
妇女可以受外物感应而受孕，自然也可受外物感应而影响至胎儿。
胎教即认同外界的事物能影响到胎儿。
《大戴礼记》中所记胎教则是将初民的感生观念加以理想化、制度化。
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科学验孕以及精确计算受孕时间的方法，尤其是后者，更不易确定，“怀孕日数，常例九个月，即四十星期，为二百八十日，寻常中数为二百七十五日，医家所说不同，以是测其得孕之日甚难”［２］（Ｐ７７）。
受孕与妊娠的过程在整个怀孕期间并无法被精确的认定，因此，逐月养胎、受胎三月以及“七月就宴室”等种种礼制，均无法准确推定与施行。
汉代的胎教学说体现出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从消极方面看是对孕妇确立了一系列的行为禁忌，如马王堆《胎产书》中就列举了很多饮食的禁忌。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饮食禁忌有的是有医学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些不易消化或易患疾病的食物孕妇就不宜食用，但更多的则都是出于联想和附会。
从积极方面看是用儒家思想来引导孕妇的行为规范，要求孕妇的行为举止均需符合礼仪规范。
《大戴礼记》《新书》《列女传》等虽然都记载周初胎教之事，但系出自汉人记载。
顾颉刚推断胎教“只有汉代材料，恐出于汉人想象，因周代之教育学说无如是指精微完密也”［３］（Ｐ１３４７）。
两汉之际，儒学渐兴，士大夫所推许的是孝悌仁爱的伦理道德。
从汉代胎教的内容来看，要求孕妇非礼勿言、勿听、勿视、勿行，口诵诗书，观听礼乐，显然都是孔子在《论语》中的教导［４］（Ｐ４８）。
按照儒家“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观和教育观，胎教显然是在承认先天人性善的前提下，而将后天教化训育新生儿的过程提前至怀胎之时。
应该说，后世所论胎教基本上均未超越汉人所论之范畴，例如《颜氏家训》“教子”篇所论，实际上就是《大戴礼记》的节录。
隋唐以前的胎教，主要是由政治家、思想家所提出，所反映的是儒家的妇女观和教育观，按照传统纲常名教的伦理规范，要求妇女温良恭俭、贞顺节义，守妇道，尽妇职。
在妊娠时眼中所看，耳中所听，一言一行均需符合礼仪，体现的是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要求。
女性按此期待和要求演绎自身的角色，所生子女则必定“贤明端正寿考”。
唐代以后，则有大批医学家介绍胎教，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妊娠候”，《千金要方》所收“徐之才逐月养胎法”，陈自明《妇人良方》等，有关逐月养胎之法均本自《胎产书》。
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胎教，比附臆想的成分居多，缺乏科学考察论证，如生姜块茎多歧，就有生儿歧指的联想，就要求妊娠不可食姜，令子“盈指”。
《晋书》所记“魏咏之生而兔唇”，唇裂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应该与遗传因素或是胎儿在器官形成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导致器官形态异常有关，但古人却把兔唇与在怀孕期间进食兔肉或见到兔子联系起来，《胎产书》《淮南子·说山训》《论衡·命义》以及《博物志》都要求怀孕期间不可见兔子或是食兔肉。
而且中国古代的胎教学说也不无矛盾之处，《博物志》所举瞽叟夫妇秉性凶顽却生出舜这位圣贤，孔子本为叔梁纥野合而生，胎教根本就无从谈起，这些历史事实与汉魏以来的胎教学说显然是扞格难通。
而在实践中，胎教之法也几乎未被遵从。
［１］张华．范宁校．博物志校正［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２］（英）密尔．舒高第等译．产科［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印本．［３］顾颉刚．郊居杂记［Ａ］．顾颉刚读书笔记［Ｍ］．第３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二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人呼吁保国保种，１８９８年成立保国会，即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
时人以妇学为保种之权舆，而妇学之中，胎教又占重要地位，陈毅译伊东琴次郎《胎内教育》序中即言：“今日我国之弱极矣……人种之退却日甚，外族之逼我亦日甚矣”，要使民族得以自立于竞争之世界，则匹夫与匹妇均责无旁贷，“进种法理之研究，何可缓矣”。
书中所强调的强国强种之途径，“在得健康强壮之儿童而已。
健康强壮之儿童何由得？岂非在至重至要之胎内教育乎？”［１］（Ｐ３）胎教成为强种之途径，进而与现代优生学发生了关联，“古代创胎教之说，近世重优生之学……民族之良莠，于国家之强弱，亦成正比也”［２］。
优生学即是运用遗传学的原理来通过改善后天环境而使得父母双方优良的遗传因子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改良人口素质，提高人口质量。
胎教与优生两者应是相通的。
由胎教进而强种强国，由此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身体层面来进行，即是加强孕妇体质，保证生下胎儿能够身强体健，严复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存亡取决于“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慧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就强身健体而论，“欧罗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
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于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
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３］（Ｐ２７－２８）。
“母健儿肥”是强种的基本途径。
梁启超对胎教的认识也与之类似，梁启超引德皇威廉二世的敕训：“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女子不能孕产魁梧雄伟之婴儿，人种不强，国将何赖？”［４］（Ｐ１１７）故梁启超倡言强种须以“胎教为第一义”，“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
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５］（Ｐ４１）梁启超的胎教观念还深受斯巴达的影响，在《斯巴达小志》中追慕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特别是斯巴达妇女身强体健而生勇健之国民。
晚清基于强国强种而倡言的胎教，还关涉到了妇女教育、学前教育以及妇女解放诸层面。
胎教是晚清以来所倡女学的重要内容，“胎教之法，古尤眘重，源浊而流不清，本弱而枝不楙”［６］。
强国强种的基始应该开始于胎儿时期，马叙伦便认为“儿童之壮弱，皆基于胎育之期”，儿童学前教育即循胎育、体育、智育、德育四者而渐进，四育之中胎育为其根本，“胎育良者则体育智育德育易施，而收效亦逮……泰西自教育大昌以来，胎育专书数十家，总之以强种为第一著，故泰西儿童二三岁即强壮，非吾中国五六龄者可比。
于乎此，西人之所以强于中人也欤”［７］。
从胎教的角度来谈论妇女教育和学前教育，两者应当是等同的，“今日欲改良社会，其第一着必恃乎教育。
而国民之教育，其根本实系于母仪也……故欲教育新国民，最初必恃乎胎教”［８］。
戊戌维新前后，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开始广为传播，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冲击到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伦理观念。
但从胎教的角度来强调妇女解放，是基于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由胎［１］（日）伊东琴次郎．陈毅译．胎内教育［Ｍ］．广智书局，１９０２．［２］钱今阳．胎教与遗传［Ｊ］．新中医刊，１９４９，（２）．［３］王栻编．严复集（第１册）［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４］梁启超．新民说［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５］梁启超．变法通义［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６］董瑞椿．广女学议［Ｎ］．实学报，１９０７－９－２１．［７］马叙伦．儿童教育平议［Ｎ］．新世界学报，１９０３－１２－１．总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教，由胎教而强调妇女生育之于国家种族的重要性，“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１］（Ｐ９２３）。
由胎教强种而推及至妇女解放。
晚清妇女解放，首先需从戒缠足做起，戒缠足与强种强国密切相关，“欲强国，在储人才，储人才，在培幼学，培幼学，在精妇教。
乃齿未及龀，而足已梏，骨未及壮，而筋已摧。
心神不畅，则胎郁，气血失和，则子病，女学不讲，则家学无所继承。
而俗习易以入，夫安得有人才哉？”［２］但基于强国强种的胎教带有明显的功利和政治色彩，这种妇女解放本身有其局限性。
晚清国人对现代遗传学当然是无所知，其时编译的西人胎教论著亦如此，孙宝瑄观美人法乌罗《男女交合秘要新论》，其书云“凡交媾结胎时，其父母偶怀一不善之念，则所生必凶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