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楚辞研究的转型意义
朱熹《楚辞集注》版本述略
朱熹《楚辞集注》的名称有总名和单名之别，总名《楚辞集注》是 本、宋端平二年熹孙朱鉴刻本、宋咸淳三年丁卯施南向文龙刊本等，
指：《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三部分的总 元明清各代的刻本就更多了。《楚辞集注》刊刻时，《集注》八卷、《辨
合。单名则仅指《楚辞集注》八卷而言，不包括《辨证》、《后语》两部分。 证》二卷、《后语》六卷的卷帙分合，情况复杂，既有三部分各自独立的
兰台世界 2012·4 月下旬 37
档 案 解 读 DANG'ANJIEDU
子思学派考略
□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 孙德华
摘 要 子思学派是先秦儒学中介于孔孟之间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本文驳斥了孔繁、高专诚等学者否 定子思及其学派存在的观点，认为子思及其学派不但存在，而且影响很大。
子》等先秦典籍中，均未提及子思有著述传世；第二，《中庸》不像是战 子“和”在后“，沟犹瞀儒”以为是出于孔子、子游，于是“受而传之”。清
国初期的作品，而更像是秦汉时期的作品；第三，认为《中庸》为子思 人王先谦引郭嵩焘语云“：荀子屡言仲…………………………………………………………………………………………………………………
《楚辞后语》各代著录皆为六卷，唯《徐氏红雨楼书目》为八卷。
古、刊本数量最多，而且海外亦有刊刻和收藏，因此其版本和文献价
三、《楚辞集注》的刊刻和卷帙分合
值颇高。但由于《楚辞集注》由《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
《楚辞集注》的刊刻，朱子在世时，即有其事。如《日本大正三年内
三部分组成，所以在其流传过程中版本的沿革、卷帙的分合较为复 阁目》著录有《楚辞集注》宋庆元四年戊午刻本，朱熹于庆元四年刚完
书社铅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还著录有两种《楚 是极为少见的，唯宋嘉定四年同安郡斋杨楫刊本一例也。（3）《楚辞后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
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
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
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
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
《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
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
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九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主题和内容展开。
刘惠卿《九歌主题新解》(22) 认为准确把握降神迎神活动中巫觋的职掌特征，是正确理解《九歌》主题的关键。
先秦巫觋的活动掺杂着浓厚的性爱内容，沅湘一带的巫觋在祭祀活动中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美艳，由此形成以美人(或美男)为核心，以美花、香草、美酒、美歌、美舞、美乐为辅助的美的系统，以性娱神，使神满足、娱悦，从而达到祈雨、祈丰和祈福的目的，《九歌》就是由巫觋在这种祭祀活动中演唱的乐歌。
黄露生《国殇与九歌》(23) 认为《九歌》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现象是历来楚辞注家重视而不断进行探讨的问题，《九歌》原本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九章，《礼魂》是前九章的乱辞，《国殇》写于楚怀王十七年，是作者后来或后人编入《九歌》的，因而形成名为“九”而实为“十一章”的格局，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九歌》是屈原创作的楚国郊祀祭歌。
昌庆志《楚辞“山鬼”形象探源》(24) 认为从地下发掘资料与楚辞时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着眼，“山鬼”形象既非源于地祗鬼怪，也非源于具体传说人物，而是泛化的楚人女性先祖，其原型应为“三苗”原始部落女性首领，在楚秦争战的屈原时代始得跻身于《九歌》鬼神之列。
近代以前《楚辞》研究中怨君思想之探析
第”卷V01．27第3期N o．3中州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 O F Z H O N G Z H O U U N I V ER SI T Y2010年6月Jul．2010近代以前《楚辞》研究中“怨君”思想之探析孟晗(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商丘476000)摘要：近代以前的《楚辞》研究中，流露出程度不同的“怨君”思想。
这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发展变化的客观反映，是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上民主意识和批判精神的萌动。
关键词：《楚辞》研究；“怨君”思想；近代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15(2010}03-0090—03对屈原的辞赋，西汉时刘安、司马迁就已各有论述。
其后儒者依照屈原本意多有仿作，以抒发心中郁愤。
至刘向典校经书，合辑为十六卷本之《楚辞》，《楚辞》的学术研究便正式揭开了篇章。
其后历代以迄今世，论著络绎不绝。
专说近代以前，众多文人或拟作、或注疏、或评论，或同情屈原遭遇，赞赏其高洁之志、忠君之情，或批判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馋贼”【1J，著述林林总总。
其中流露出的怨愤君王昏庸不明的思想，引起了笔者格外的注意。
汉代悼念屈原的辞赋作品颇多，且不回避对于君王的批评。
譬如东方朔之《七谏》：“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悼j，刘向《九叹》：“灵怀其不吾行兮，灵怀其不吾闻。
就灵怀之皇祖兮，诉灵怀之鬼神。
灵怀曾不吾与兮，即听馋人之谀辞!”【3o不仅批评了那些背公行私的奸佞之臣，还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昏庸不明的楚怀王。
唐代柳宗元作《天对》，对屈原《天问》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文中赞美了大禹治水的劳绩，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夏桀、商纣为代表的残暴荒淫的君王。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
淫处暴娱，以大启厥伐”[4]，夏桀荒淫无道，终于招致商汤的讨伐；“咸逃丛渊，虐后以刘”[5J，人民纷纷逃避夏桀，归附商汤，就像鸟儿飞向树丛，鱼儿逃向深渊，夏桀最终为人民所杀。
商纣王也是如此，淫荡放纵，无休止地追求逸乐，最后落了个头悬旗杆的可悲结局，“辛后髌狂，无忧以肥。
楚辞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楚辞研究前景的展望
《 甘肃社 会科学｝ ０ ６年第 １ ２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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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 湘君》 是湘 夫人所唱 ， 湘夫 篇 而《 从上世 纪 ８ ０年代初 开始 ， 辞研 究 出现 了空前 繁荣 的 代汪瑷 以来 ， 楚 篇是湘君所唱 。只从篇题上看 ， 似乎前一说对 ， 但如 果不 局面。一是 一些 老一 辈学者几 十年研 究积 累的成 果得 以问 人》 把这两首诗看作 文人诗那样的东西 ， 而考虑到它们是祭 祀歌 世； 二是 出版 了一 些带有总结性 的或集大成性质 的大部 头论 ・
作品的， 读了自 然就会有些看法 、 想法。海外的学者中， 也有
再如《 九歌》 的功用时， 王逸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 湘 “ 沅、 些从事楚 辞研究的 。总 的来说 ， 队伍 大 、 果多 。这 里就 之间， 是 成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
有两个 问题 ： 屈原作 品总共 二十多篇 ， 玉赋今存 也不 足十 逐 ， 宋 窜伏其域 ， 怀忧苦毒 ， 思
句： 正确 的东西被人们所普遍 接受 ， 要一个 过程 ， 多种错 那
远超过上世纪前 ８ 的总 和。而全 国各 大学 中文 学科 （ ０年 现 误的说 法就像天空中的尘埃 ， 使其很快落定 ， 要 是不可能 的 ， 在没有 中文学科的大学 已不多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 何况总有人在不断地煽 起一些 尘埃 。学术认 识 的转变 同专 ， 尤 选择有关 。关 于这一点放到第二个问题来谈 。 其是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 ， 没有不 研读 屈原 家们的认识 、
楚辞研 究前景 的展望
● 赵 逵 夫
（ 北师 范大 学 文 学院 ， 肃 兰州 ７０ ７ ） 西 甘 ３０ ０
［ 提 要 ］ 目前 的楚辞研 究面临着 两个 问题 ： 第一 ， 有没有研 究的必要？ 第二 ， 如果 有必要 ， 则应 当如何去做 ？在我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以湖南师范大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以湖南师范大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陈松青【期刊名称】《《云梦学刊》》【年(卷),期】2019(040)006【总页数】8页(P52-59)【关键词】郭嵩焘; 郭焯莹; 楚辞学; 索隐【作者】陈松青【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9郭嵩焘（1818－1891）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学者，其子郭焯莹（1872－1928）是清末民初著名楚辞学家。
父子二人的楚辞学成果，除郭嵩焘《史记札记》（其中涉及《楚世家》《屈贾列传》）、郭焯莹《读骚大例》已刊行外①，郭焯莹所著《屈赋章句古微》《屈赋内传》《屈赋外传》《屈子纪年》《屈赋注商》《屈赋解故》《屈赋异文笺》七种，以稿本、稿抄本的形式庋藏于湖南师大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②。
这些稿本大量引用郭嵩焘的观点，并明确说“千古精读《离骚》者”“唯先公能明其辞”，因此可视为郭氏父子的共同成果。
今有学者依据《读骚大例》，概括出郭焯莹治《骚》方法具有“史学视角与索隐考证”“朴学特色”“依经解《骚》”等特点③。
本文不予重复，仅就阅读所及，介绍郭氏楚辞学的框架体系，并通过梳理一些有代表性的结论及论证过程，说明郭氏治《骚》的核心理念。
本文所引郭著版本《读骚大例》是民国二十年北平文字同盟社铅印本，前述《屈赋章句古微》以下四种是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湘阴郭氏楚辞学著作任氏抄本”④。
稿抄本中原有的小字注，本文用圆括号标示；笔者未能获读郭氏手稿，稿抄本中可能存在的缺漏，笔者酌情补出，并施以方括号。
一、结构宏大自成体系诚如崔富章先生所言，郭焯莹《读骚大例》所列六条“实郭氏《楚辞》著述之总纲”⑤。
兹将第二、五、六条摘抄如下，并结合笔者所读郭著加以说明：第二条：“意由声音证入。
”“余定箸《屈赋章句古微》，谨守先说，以涵泳辞气，于屈子渊情，恍若有会，推致之二十五篇，颇详究其章分之指。
”第五条：“论依经训节中。
《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研究
《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研究作者：邓杨婷来源：《文教资料》2019年第12期摘 ; ;要：《楚辞集注》是朱熹研究楚辞学的结晶之作，罗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楚辞》异文。
其中，古今字对于学者研究战国至南宋的文字演变有很大的帮助。
全文主要研究《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除对朱熹罗列的古今字进行考证之外，还对《楚辞集注·九歌》中分类不明确或者分类错误的异文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古今字。
不仅有助于探索《九歌》原貌，还有助于文本理解。
关键词：《楚辞集注》 ; ;九歌 ; ;古今字南宋的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创立了庞大又精深的理学体系之外，还以独特的风格注释了大量古代典籍，《楚辞集注》便是其研究楚辞学的结晶之作。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全面整理和总结了以往的楚辞研究成果，并汲其所长，破迂滞、阐义理、明训诂，是现存《楚辞》注本中一部集大成的力作，代表了宋元時期研究楚辞的最高成就。
一、《楚辞集注》与古今字研究《楚辞集注》的一大特色是朱熹罗列了他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楚辞》异文，材料丰富，对于研究《楚辞》的版本、流传情况及朱熹的楚辞观等均有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关于《楚辞集注》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及作者思想等方面，从文字学角度展开的寥寥无几。
但古今字对于我们研究文字形音义的变化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所谓古今字虽然字形不同，但字义相同，只是因时代不同才出现了形体上的变化。
故对《楚辞集注》所录古今字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针对《楚辞集注·九歌》进行探讨。
本文所用底本为宋端平二年朱鉴刻本。
二、《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辨证古今字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古今异字现象，一般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词义引申，原有字承担的义项较多，因此在其基础上增加或改变偏旁，另造新字表示其中的一个义项。
一种是古字通过假借表示新词，当其稳定后，原来的意义就需要根据假借字的字形另造新字表示。
《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比较研究
《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比较研究楚辞为战国时期屈原所开创,自此以后便有大量文人模仿它的体式进行创作。
对楚辞的研究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学者依据个人人生经历以及思想取向对《楚辞》及屈原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与评价,两汉时期因而被称为楚辞学的初兴期。
楚辞研究历经魏晋南北朝时的发展期和隋唐五代时的中落期,终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宋代楚辞学研究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涌现出了大量的楚辞学研究著作,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是众多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代表了宋代楚辞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者在注释方法、思想内容等方面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在学术方法上却又代表着不同的派别。
文章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对《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书的成书进行比较。
首先分别概括了洪兴祖和朱熹二人的成长经历,主要涉及到家庭、为官以及学术著作三个方面；其次概括了《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书在篇目选择和注释体例等方面的特点；再次分别从创作时间、版本流传的角度概括了二书的成书过程；最后从个人原因、社会原因和学术原因三个角度综合起来对二书的成书进行比较。
第二章是对《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二书的体式进行比较。
首先从篇目选择、注释方法、内部结构、文献征引以及作者思想等角度对二书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综合比较；其次对宋以前主要是汉代的学者对屈原形象的阐释与评价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并分析了洪兴祖与朱熹在著作中对屈原形象的概括与阐释。
第三章是探讨《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书与宋代楚辞学的关系。
首先通过考察目录学著作,对宋以前以及宋代的楚辞研究著作进行了一次爬梳,整理出了宋代楚辞类著作的目录,并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宋代楚辞研究繁盛的原因；其次在概括宋代楚辞研究特点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二书在创作特点方面与宋代楚辞研究之间关系；再次在概述汉学与宋学学术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二书内容分别阐述了《楚辞补注》所体现的汉学治学特点和《楚辞集注》所体现的宋学治学特点。
国学经典选读期末复习指导参考答案
《国学经典选读》期末复习指导一、复习范围根据教学大纲，本课程复习考试范围是第一章至第九章。
二、考试形式、答题时限考试形式是闭卷考试，答题时限为90分钟三、期末考试题型期末考试题型包括填空、名词简释、简答题和问答题四种。
填空题主要在常识中产生，个别内容在名词中产生。
四、期末复习题（一）常识1.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四个时期：先秦是萌芽期，汉魏六朝是形成期，唐宋至明中叶是成熟期，明中叶以后就进入转型期。
2.进入民国，经书成为普通的古文献。
作为历史学的资料，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得到了全面的体认。
3 .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是一座大厦，那么经学就是这座大厦的基柱。
4. 在五经之中，《周易》是古代占卜之书。
5. 《诗经》的价值，一在于文学价值，一在于文化价值。
6. 西汉出现了三种尚书，即《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尚书”。
7.《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8. “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两个基点。
9. 《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10.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11. 司马光主持编篡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
12. 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其建立史学体系的追求。
13. 阅读《三国志》不仅要注意其正文，更要注意阅读裴松之的注文。
14. 在先秦，墨学和儒学是并称的两大显学。
15. 先秦名家“合同异”一派是以惠施为代表的。
16. 战国晚期的苏秦和张仪成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
17. 秦汉以后的中国子学，可按五个历史阶段来区分，即两汉子学、魏晋玄学、隋唐子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子学。
18. 玄学的逻辑基础是汉魏之际清议之风所带来的名实之辩。
19.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多是文章、诗赋的汇编。
20. 研究《楚辞》的代表性著作有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
这三本书是对《楚辞》进行研读的基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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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楚辞研究的转型意义
作者：谢君《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6日13版）在楚辞学史上，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继承汉唐以来楚辞学的研究路径，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诠释，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把重点放在义理的阐发上，开辟了一条研究的新路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楚辞集注》“大旨在以灵均寓放逐宗臣之感，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这个总结是准确的。
朱熹楚辞学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在整个楚辞学史上起着转折与推动作用。
朱熹将楚辞学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解救出来，构建起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体例，形成了以明文章大义与作家性情为宗旨，以重义理阐发、注疏简洁，以及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为特征的宋学研究模式，完成了楚辞学研究模式的转变。
事实上，朱熹的价值在于将楚辞学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彻底解救出来，为楚辞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赋予楚辞研究以新的活力。
朱熹的方法论价值同样是历久不衰的。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所面临的困境，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特色。
朱熹把通经致用的宗旨运用到楚辞研究中，在训诂考据的基础上注重对义理的阐发，打破了僵死的楚辞章句之学，为楚辞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空间，使楚辞研究的宋学模式最终成型和完备。
所以说，朱熹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批判以往楚辞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朱熹认为，以往楚辞研究注解穿凿附会，不符文义而强为之说，不识文章大旨；注释重复繁琐，只见训诂字义而湮没了文章大义。
朱熹批判的就是汉学背景下的研究模式。
宋前的楚辞研究受汉代解经习气的影响，在注解时，为注释而注释，正文湮没在繁杂的注疏中，读者难晓文章本义；在意义的阐发上，又喜欢与六经比附，牵强附会，扞格难通。
针对这些不足，朱熹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对作品义理的揭示，以阐明“大义”为宗旨，注释简洁明了，训诂为义理服务，能宏观把握作家作品，无论是字词注解还是文义阐发都更为通透。
朱熹这种摆脱注疏、直寻文义、不以注害义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宋学研究法，扭转了自汉以来的楚辞研究模式，为楚辞研究解开了长期以来被章句之学束缚的手脚，为楚辞学的继续发展打开康庄大道，甚至可以说为之后的楚辞学奠定了基本的行进路线。
明代汪瑗、黄文焕，清代王夫之、林云铭、蒋骥、戴震等楚辞研究大家都受到朱熹楚辞学所构建的宋学研究模式的影响，不可能再回到纯粹的汉学研究模式。
这当然不只是楚辞学，整个学术风尚均是如此。
宋代是整个中国文化由古代向近世转变的转折期，楚辞学只是其中之一，而朱熹是完成楚辞学转折的关键性人物。
以往研究者在论述朱熹楚辞学的历史地位或贡献时常提及的一点是，朱熹突破了传统的经学视野，较早以所谓“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楚辞，即认为朱熹研究楚辞时，有近代西方的“纯文学”立场和眼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朱熹只是在宋代疑经变古思潮的氛围中，
勇于突破传统的章句之学，善于深入而全部地体察文章本义，并有一套完整科学的读书方法与理学体系作支撑，所以能为楚辞研究构建起宋学研究模式。
朱熹楚辞学所奠定的宋学研究模式，除了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外，在研究体例上也有新的开创。
朱熹在注解楚辞时，以章为单位，先解释字词，再通讲全章义理，避免了以半句为断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
这样便于串通义理，同时也消除了注解重复繁琐的毛病，使注释变得简洁明了。
此外，朱熹在《楚辞集注》之外又创《楚辞辩证》体例，使两者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正文注解时的简洁和大义的明了，又能对重要名物以及论题作深入考辨，使研究既能充分揭示义理，又有扎实的考据支撑。
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外，又作《楚辞后语》，对楚辞进行历史的观照。
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朱熹楚辞学的体例“大厦”，保障其研究目的的充分实现。
朱熹的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研究体例影响深远。
如汪瑗的《楚辞集解》设有《蒙引》二卷以辩证文义，有《考异》一卷，互校王逸、洪兴祖、朱子三本字句；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后附有《楚辞余论》纠驳旧注的谬误，考辨名物的异同，又有《楚辞说韵》研讨《楚辞》的声韵问题；戴震的《屈原赋注》后有《通释》二卷，上卷疏证山川地名，下卷疏证草木鸟兽虫鱼。
这均是受朱熹楚辞研究体例影响的结果。
朱熹之后的楚辞研究著作中很难再见正文以半句为断的解经模式体例。
朱熹对众多楚辞论题的创造性论述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极大开拓了楚辞研究的空间，推动了楚辞研究的深入发展，深远影响着后世楚辞研究的走向。
比如，关于“摄提”与屈原生辰的问题，朱熹认为，“摄提”为星名，而非岁名，“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只能说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未必是寅年。
此论打破了王逸以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主流观点的思维定式，为屈原的生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
而在《九歌》的主旨理解上，朱熹突破了自王逸以来的将《九歌》的比兴手法认作简单的比喻、机械地寻找其本体与喻体的做法，认识到了《九歌》的整体象征手法，将作品分作表里两层来解读，使其对《九歌》主旨的理解更为通透合理。
这是朱熹对《九歌》研究的具体推动之功。
在《九章》研究中，朱熹在《九章》的成集与创作时间的论述上，打破了传统的说法，提出了《九章》非一时之作、乃后人所辑的重要观点，并能从文本出发，解读各篇的内容，重新编次各篇顺序。
朱熹以《惜往日》《悲回风》为屈原临终之音的观点，打破了自东方朔、司马迁以来以《怀沙》为屈原绝笔的传统观点的局限，对屈原的绝命辞研究以及卒年研究都产生深远影响。
其后以《惜往日》或《悲回风》为屈原绝笔的观点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朱熹在《天问》研究、《招魂》研究以及其他楚辞作品研究中，也有不少重要的论述在楚辞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如以理学思想阐释《天问》，推动对《天问》的哲学研究；认为招魂不专招死人之魂的观点也为《招魂》《大招》等篇的研究
拓展了空间，对这些篇目的作者判断以及内容的解读起了推进作用。
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就以朱熹的观点来作《招魂》为屈原自招的论据。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