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文献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文献综述【内容提要】近几年来，城市化议题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但是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并没有产生如西方曾经碰到的农民市民化的结果。

本文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就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制约因素、改进措施进行总结和归纳，为今后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性因素【基金项目】本文是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以苏南为例”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6BSH022。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

“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独特结合，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但其所从事的职业已经摆脱了农业活动，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迈出了快速发展的步伐。

市民化作为城市化的一个表现形式也开始了反复的演进：对农民进城由限制到放松，于是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市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群体。

由于农民工从事的是职业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农业活动，而且长期居住在城市，所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在所难免。

一、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

它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由于种种障碍的存在，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工成为游离城市生活的边缘群体，其边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化水平很低，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即农民工付出劳动然后获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仅是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而从城市社会的其它方面来看，农民工实际上是被拒于门外的。

这就是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现状。

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状况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

徐志通过对福州市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家庭已改变某些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城市文明体系靠拢，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在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还大多处于较为明显的低下水平，直接妨碍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的交往和接触；在社会层面上与城市人交往的困难，又直接妨碍了他们在文化层面上与城市文明的融合。

钱文荣对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舟山、金华等地的20个城市(镇)进城农民工同时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对于融入城镇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有一定比例的市民对农民工存在着排斥心理，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很多障碍。

张时玲对安徽农民工的调查、周晓虹对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进行的个案对比研究，都得出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一定的障碍。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国内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正在向市民化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受到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制度性因素和来自其他人为因素的制约，使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其中制度性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不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将成为泡影。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农民工市民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农民工自身因素主要包括：落后的思想意识，较低的文化水平，乡土性的社会网络等。

（一）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农民工进城务工，与生活在封闭乡村里的传统农民有所不同，他们自主性大大提高，婚姻家庭的观念更加开放，获得了一些较为现代化的观念，但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普遍存在过客心理。

所谓过客心理指的是外来者对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权利义务观念比较淡漠，缺乏对城市的热爱和责任感，进而与这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产生一种疏离感。

朱考金对在南京市务工经商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因经济因素的驱动，农民工委身于被歧视、被排斥、工作没有保障、权益没有保护的城市里，城市没有给他们以安全感、成就感，更没有归属感，真正使他们具有归属感的还是他们的故土。

这种感受使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复杂的过客心理。

在调查中，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有59.2%，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有15.6%，“说不清楚”的有21.8%，这说明大部分人还是把自己定位为农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显示出一种定位模糊的趋势，自我认知并不清晰，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人的特征。

农民工的过客心态，也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因为只有具有家园意识的人，才会有主人翁的意识，关心和参与家园的建设。

由于土地牵制和户籍的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将自己的未来定位于农村，加上城市中偏见与歧视的客观存在，促使农民工对城市形成过客心态，缺乏“主人翁”意识，城市再美丽，建筑再雄伟，环境再干净，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与我农民工无关。

农民工的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他们对城市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融人城市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不愿意主动地吸纳城市的文明，而对之采取一种怀疑的或是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也阻碍了自身市民化的进程，也就是说，这种落后保守的小农意识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另外，城市市民、政府官员和企业从业者错误的思想认识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对城市市民来说，长期的城乡隔绝和二元社会结构，使市民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优越感，认为农民工干重活、脏活、累活缺少权益保障是应该的，而城市居民享有特权与福利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对农民工一方面是接纳心态，因为农民工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意做、而社会又急需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农民工进城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害怕他们抢夺了工作机会，也担心会影响市容和社会治安。

另外，城市政府出于代表辖区市民集团利益的考虑，既需要大批的“农民工”进城，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促进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的发展，又担心让“农民工”这一具有无限供给潜力的庞大群体充分进城，转化为城市市民，“自由而平等”地与城市市民进行全方位的竞争，无疑会对城市市民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利于城市经济体制的平稳转轨和城市社会的稳定。

对企业来说，农民工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不必承担农民工医疗工伤住房方面的保险支出，不少企业对农民工缺乏起码的尊重和保护，导致农民工的收入长期被拖欠。

总之，农民工、城市居民、流入地政府以及企业人员在思想认识上的误区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二）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素质和乡土社会网络是阻碍其市民化的直接因素综合学术界研究，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且劳动技能缺乏是阻碍其市民化的直接因素。

文化水平低和劳动技能缺乏使其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繁重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这种职业上的同质性又限制了其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扩展。

从整体上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仍存在一个庞大的文盲、半文盲阶层。

首先表现在文化程度低，其次表现技术素质低。

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2%，初中文化程度的49.3%，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9%，大专学历的仅占0.6%。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

而稳定的职业是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

农民能否变市民，“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

大量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

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容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培育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得到市民认同，简言之，容易取得市民资格。

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之所以不快，主要障碍之一就在于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水平和能力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

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低，思想价值观念落后，生活方式传统也不利于其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中去，使其市民化面临着种种障碍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较低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其所从事职业的相似性，即大部分从事体力性劳动和服务性行业。

这种职业上的同质性又决定了其社会网络的同质性，使其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难以扩展和优化。

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阻碍了市民化进程。

渠敬东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

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

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

大量的调查显示，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中，乡土社会网络起着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减少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

李培林指出，流动民工在社会位置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节约成本，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

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能使刚进城的农民工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但却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

（三）制度障碍除了农民工自身因素外，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制度性因素。

我国学者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并且认为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都根源于城市的二元化户籍状况。

这种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基础性制度。

1、户籍制度障碍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和其他一些配套的制度和政策架构起“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城市和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区隔开来，户口成为一种身份标识，农村居民无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

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松动，农民有了职业选择的自由，但是国家的许多制度安排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的身份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受到差别性对待和集体排斥，阻碍着他们向市民角色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