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法治发展史

法制三十屏

总前言

中华法制文化源远流长。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远古人类社会“法”的萌芽。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中华法制史化开始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亘古往今，风云激荡，王朝更迭，屡废屡兴，历经数千年岁月洗礼，古代先驱圣贤们创立的法制思想和司法理念的精髓，亦然值得汲取和借鉴。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的法制文化，汲取外国法律文化的精髓，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法制理念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以人为本，明德慎刑；权利等差，义务本位；法尚公平，重刑轻民；恭行天理，执法厚情；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伦理法治；以法治官，明职课责；纵向比较，因时定制；统一释法，律学独秀；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立法修律，判例为补；书法定罪，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二)中国法制思想的起源

一、法的起源

当原始阶段的风俗习惯靠国家强制力实施，而且体现的意志为国家意志时，这种风俗习惯即成为法

二、中国法起源的特点

1. 血缘关系的纽带随着国家的建立更加强韧

2. 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随国家的建立得以加强

3. 刑起于兵：

（1）首先用来惩罚战俘；

（2）用于惩罚本部族内的士兵；

（3）军事长官兼理司法；

（4）战争本身就是惩罚。

4. 法出于礼：

（1）礼是一种仪式，礼起源于祭祀；

（2）礼是一种精神，在古代指宗法伦理；

（3）礼是一种规范，礼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

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差别性的规范。

三、中国法起源对后世的影响：

1. 由于血缘关系纽带的加强，使家法、族法在中国古代法体系中成为法定一个重要形式、渊源；

2. 亲亲、尊尊成为法的重要精神，在中国古代法制中，皇权至上成为重要特点之一；

3. 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

4. 礼法结合，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

(三)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先民遵从的主要是习惯法。夏代的法律总称“禹刑”，商代的法律总称“汤刑”，西周的立法包括制“礼”和作“刑”两个方面，“九刑”是西周刑律的统称，其中最重要的是赎刑性质的《吕刑》。夏、商、西周时期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不成文的。

夏朝实行“天命、全罚”制度，商代有“神判”制度，西周强调贯彻“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

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皋陶造狱的文字记载

古籍文献有关皋陶造狱的记载有许多，《急就章》：皋陶造狱法律存；《广韵》：狱，皋陶所造；《唐律疏义》：皋陶造狱。中国古代监狱中都恭奉皋陶的画像。上图为山西洪洞县志关于皋陶造狱。

商代文字所见刑罚青

《左传》说“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晋书》记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商代刑罚制度有进一步发展，《荀子·正名》称：“刑名从商。”可见商代刑名对后世影响之大。据文献记载，当时常用的刑名主要有墨、劓、剕（刖）、宫、大辟五种，并已得到殷墟甲骨文的印证。五行之外，还有许多酷刑，如孥戮、劓殄、炮烙、剖心、脯等。可见其刑罚有较大的随意性。

炮烙之法

南纣王荒淫无道，“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并作“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蹭燃烧木炭，将铜柱烧红，对敢于议论他是非之人，即绑在铜柱上活活烧死，或命之行走于铜柱之上，因烤烫而落于火炉烧死。纣王的凶残暴虐，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大孟鼎：明德慎罚

大孟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为周康王23年贵族盂铸的祭器，与之前成王时期铸的铜器班簋、师旅鼎，均记载了“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其中

内容进一步强调“敏谏罚讼”主张。意思是决讼断狱要规定期限，不得滞留，以防滥狱、滞狱，为研究本周奴隶制度、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该鼎传流至今历经数千年，过中曲折，令人慨叹。

吕候制刑——训匜

西周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候制刑，他废止严酷的旧法，以“明德慎罚”为原则，“作修刑辟”。史传《吕刑》有“墨、劓、剕（刖）、宫、大辟”五刑，共三千条。原本今文《尚书》中现存《吕刑》一篇。其中记载着触犯刑法的人可以上交一定财物而免除一定的刑罚。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晚期青铜器---训匜，在其上铭文157字，记述了周王重臣伯阳父依据当时的刑法处理了一件案子，因诬告上级训，一位任牧牛的小官被判处鞭打1000、黥面、免职，也可按照当朝法典交金（铜）300鑀鞭打500处理。训最后收到了金制作了这件青铜器。

法律事件：

武吉本是樵夫，姜子牙钓于磻溪，二人相遇认识了在胃水旁钓鱼的姜太公（子牙），见子牙用直钩钓鱼大笑，子牙看武吉气息断曰：“今日入城打死人”。武吉怒别，担柴入城，误触王相致死，文王画地为牢，武吉后被暂释，照顾老母至秋后正法，老母令其找姜子牙求救，太公收其为徒，授兵法，又令其挖坑施咒破解先天数。秋后不见武吉伏刑，文王演先天数，以为武吉已畏罪自杀，后文王碰见武吉，武吉引文王见姜太公，受封武德将军，师徒二人为文王效力。

（四）春秋、战国的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国通过破处西周在宗法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使得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

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晋国“铸刑鼎”、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等，都是这个时期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管仲：以法治国

管夷吾，字仲，人称管仲。曾做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齐桓公执政后，拜管仲为相。管仲立号令，定刑罚，竭尽全力，帮助齐桓公治国安邦，使齐国由乱到治，民心整齐，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管仲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死后，出现了一部名为“管子”的书，内容复杂，其中很多体现法家治国思想的内容，但并非管仲一人之言。

李悝：成文法典之鼻祖

李悝，魏国人，相传是儒门弟子子夏的弟子。《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它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成为后世历代刑事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法经》共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分立篇目，初步创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对后世的法典编纂与立法技术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魏国变法成功，引起了各国竟相效仿，一时间，变法称为当时的时代潮流。

历史事件：

商鞅变法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于公元前356年下令变法：将《法经》推行于秦国，厉行“法治”、“重刑”，同时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授爵制；废止宗分封制，建立国君集权制等。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省风翔县）迁都咸阳，商鞅再次下令变化，统一度量衡，平斗桶、设置县令等。由于变化触犯了守旧势力，加之其刑戮太重，遭到国人公愤，招致灾祸。秦孝公死后，商鞅仍自恃相国，遂遭贬。在逃亡他国途中被擒，受到五马分尸之刑。

（五）秦朝的法律制度

秦朝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公前无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专制王朝，确立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

秦朝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从整个中国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极为鲜明的。自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现于世。

秦朝审判机构图

汉承秦制，地方仍实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制度。成帝时遇有重大案件，实行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宗正等高级官吏共同审理。至东汉时期，在尚书令、仆射以下分设六曹，地方司法审判机构也由原来的两级增加到三级。魏晋南北朝基本沿用汉制，中央最高审判机关为廷尉，北周时称为大司寇，北齐时称为大理寺。地方司法由县、郡、州行政长官兼理。

《法律答问》

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秦代竹简，统称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简称“云梦秦简”。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分类管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有关法律的部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秦律；第二类是对秦律的解释；第三类是对官吏审理案件的原则要求、治狱程式、调查勘验等方面的规定，也有一些具体案例；第四类是要求官吏应遵守的一些行政规则和要求。从中可以发现秦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并已经具备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它是今人考察和研究秦朝法律最重要的史料。

法律事件：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

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学法令者以官吏为师。此即“焚书”。次年，术士候生和卢生暗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儒生，全部坑杀。此即“坑儒”。两事件合称“焚书坑儒”。

（六）汉朝的法律制度

汉高祖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九章律》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的基本确立。汉朝法律体制，从风格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汉武帝继位，采纳董仲舒“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创立了三纲五常、春秋决狱等制度，从此走上了儒家经义法律化和法律制度儒家化的道路。

张家山汉简：

湖北江陵砖瓦厂取土，发现了张家山247号汉墓。1983年12月，荆州博物馆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漆耳杯、漆盒、木俑等器物，最重要的是出土了1236枚竹简。根据出土文物推测，这是西汉早期一个低级官吏的墓葬，这位官吏，通晓法律，能计算，好医术、导引。竹简内容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和军事理论等，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张家山汉简有《二年律令》、《奏谳

书》等。其中，《二年律令》是研究西汉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共有律二十七种，令一种。

萧何（公元前257年—公元前193年）

萧何（公元前257年—公元前193年），西汉初期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沛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汉代建立后，萧何采摭秦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欢“黄老之术”。惠帝二年（前193年）卒，谥号“文终候”。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有“萧规曹随”的美誉。宋朝以后，萧何也被尊为“狱神”。

法制事件：

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汉武帝末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候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审理巫蛊案，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后来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武帝霍然醒悟，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上。此案前后死杀的共有数万人。

（七）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法律理论也有明显发展。其次，具有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得到加强。一些重的制度，比如《魏律》、“官当”、《北齐律》等已经成为成熟的制度。这一时期法制的发展

与进步，为隋唐之际中国古代法律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杜预

杜预（222年——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东南），西晋著名的律学家，咸熙元年（264年）七月，杜预时任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杜预在《律序》中写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分律（刑事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杜预为之注解”，上奏于朝廷，为晋武帝所采纳。

法制事件：

太守断牛

于仲文曾任北周时安国太守。他任太守时，有任、杜两家各失其牛。后来任家得到一头牛，两家都说是自己家的牛，各执一词，州郡长期不能断决。益州有一位官员说：于太守必有主意。于仲文接手此案后。说“此易解耳。”他令两家各把自己的牛群驱至郡衙前，又令人把要认领的牛放出来，结果要认领的牛走入任家的牛群。于仲文先前又令属吏悄悄微伤要认领的牛，借此观察两家的反应，任家见到后心疼不已，而杜家则无所谓。于是于仲文便据此下判将牛断给任家，杜氏服罪而去。

（八）隋唐的法律制度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王朝，号称文帝，本着“宽简刑罚、以常法治国”的精神，于开皇元年下令修订《开皇律》，封建法律体

系开始定型。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于大业三年完成《大业律》。

唐朝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思想，德主刑辅、约法省刑，以礼为内容，以法为形式，融礼法为一体，制定颁行唐律。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典五种。一准乎礼，宽严适中，严格限制刑讯，实行司法官回避制度，并规定必须宣读判决。

唐朝法律思想日臻成熟，法律制度更加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的融合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法结合”的过程基本完成，儒家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在隋唐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唐朝开国功臣，贞观年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历时1年，完成“律文”的疏议工作，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并附之于律后，称为《永徽律疏》，《律疏》共30卷，宋以后称《唐律疏议》。《永徽律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性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长孙无忌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贵州），自缢死。

颜真卿所作离婚判词

“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

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戒，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乃置随军。”

——《云溪友议》

法制事件

狄仁杰巧借自首逃过一劫

有一年，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6位大臣谋反，把狄仁杰抓起来严加审讯。狄仁杰见审讯室里摆满的刑具，知道如果不认罪肯定就要被活活打死，于是承认自己确实谋反。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在第一次审讯时就承认罪状，算作自首，减一等处罪。谋反是个死罪，减一等就是流三千里，可以不死。

狄仁杰被关在大牢里，乘看守不备，在自己的被里用血写了一封给武则天的申诉信，又乘着换季的机会，把被子传回家去换洗。他的儿子见了血书，连忙到武则天宫外鸣冤。

武则天一直很欣赏狄仁杰的才能，并不相信狄仁杰真的会谋反，她决定亲自召见狄仁杰。狄仁杰这才为自己洗脱罪名。武则天问他：“既然你是被冤枉的，那为什么要认罪呢？”狄仁杰回答说：“要是不认罪，我早就死在枷棒之下了。”

（九）宋、辽、金、元的法律制度

宋、辽、金、元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宋朝的立法主要是《宋刑统》，辽代最早的一部法律称为“决狱法”，金代的主要

法律是《泰和律义》，元代最主要的法典是《元典章》。宋朝时期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已有明确区分，在民事诉讼时效方面，制定了“务限法”，对于刑事诉讼案件，规定了办案的期限。这一时期重大的法律事件是王安石变法。

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著有《洗冤集录》。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

廉泉：

包公祠位于合肥市环城南路东段的一个土墩上，明弘治元年（1488年）庐州知府宋鉴在此修建。祠堂西南之流芳亭，相传包公幼年时常来此读书，以为纪念。由于包公廉洁奉公，包公祠内的泉水也有灵性，传说贪官喝了会肚子疼，所以称之为“廉泉”。

辽代刑具：

专门针对女人的刑具，将被怀疑与其他男人有染的女人四根手指置于刑具当中，大力压挤。十指连心，随着指骨的断裂声和一盆盆凉水泼醒后的反反复复，一般女人都挺不过去。

法律事件：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宁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熙宁二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

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继位，保守派得势，召守旧派大臣司马光入京主国政，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他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十）明朝的法律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立法思想上坚持肃正纲纪、重典治国，明礼导民、明刑弼教，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等原则。主要立法有《大明律》、刑事法规《明大浩》以及以行政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明会典》。明朝中央司法机构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号称“三法司”，对重案、疑案、死刑复核案实行会审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厂卫”干预司法。明初经济领域的“空印案”与“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以及明末的“梃击”、“红丸案”、“移宫案”是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法律案件。

明朝讽刺贪官污吏的打油诗

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动，临行写入图画中。

大明律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

“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张居正

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张居正前后主政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

法制事件：

空印案

此案发生在明初洪武年间，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明初，每年布政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因路途遥远，往往带着事先开好的空印文书（即加盖印章的空白公文），以备急用。此事习以为常。但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怀疑其中有弊，责令严查空印案。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正职）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副职）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据《明史?刑法志二》）

（十一）清朝的法律制度

清承明制，在立法上主要有顺治四年《大清律集解附例》、雍正

五年的《大清律集解》、乾隆五年的《大清律例》以及《五朝会典》。清朝中央仍设三法司，地方司法体制实行省督抚、省按察司、府、县（厅、州）四审级。

1.《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三年）

2.《刑部现行则例》（康熙十九年）

3.《大清律例》（乾隆五年）

4.《大清会典》（《崇德会典》、《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

一、司法机关

1.三法司：最高审级

2.理藩院：少数民族案件

3.内务府：满人案件

4.宗人府：宗室案件

秋审是指由九卿会同科道等长官共同复审地方上报的绞、斩监侯死刑案件的制度，因在秋天（农历八月上旬）举行而得名。源于汉代录囚，承接明代朝审，顺治年间成为定制，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会审制度。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

《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这是清朝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在结构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分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律后分别附以准奏的条例一千零四十九条，因“以例附律”，故称律例。至此，《大

清律》从顺治到乾隆，历时一百多年，几经修订，终于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以文字著述罗织罪名，制造的冤狱，盛行于明清。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百余起，其惩罚之严，株连之广，是历史上少见的。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君主的淫威，是清朝实行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文化领域内的突出表现。

雍正帝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满族，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庙号清世宗。雍正在位时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实行“改土归流”、“火耗归公”与“打击贪腐”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

法制事件：

胡中藻案

称“《坚磨生诗抄》案”，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文字狱。胡中藻是雍正宠臣鄂尔泰的门生。乾隆继位后，对鄂尔泰等前朝遗臣在朝中势力有所顾忌，于是便着意兴起胡中藻案，以打击鄂氏朋党。乾隆二十年（1755），朝廷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YAO）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

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因为这样种种罪名，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十二）清末法律制度

清末“预备立宪”后设立新的司法机构：一是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改省级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和司法监督；二是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有权解释、监督各级地方审判活动；三是设检审合署，在各级审判衙门中设检察厅，其性质近乎现代的检察院。在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中国近代法制雏形开始确立。这一时期重在的法律事件是戊戌变法。

《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清政府迫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同时，于1908年8月，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制订的《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共23条。正文为“君上大权”，计14条；附录为“臣民的权利义务”计9条。“正文”和“附录”的这种结构，表明了大纲的重心在于维护君权。

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

中国封建法典历来把实体法和程序法混同一体，将诉讼断狱附于刑律，而没有单独的诉讼法典。19O6年，沈家本主持编成了《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