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流域墓碑雕刻艺术研究+装饰

乌江流域墓碑雕刻艺术研究The Carving Art of Gravestone in the Region of Wujiang River余继平 Yu Jiping内容摘要：乌江流域的墓碑雕刻艺术是一种墓葬文化现象，它作为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为研究乌江流域的民族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等诸方面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利用墓碑建筑雕刻这一史料，具体分析墓碑雕刻艺术丰富的表现题材和内容，灵活的雕刻手法和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造型和构思，深入揭示乌江流域民间能工巧匠丰富的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精神。

关键词：乌江流域、墓碑、雕刻艺术、文化内涵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乌江及乌江流域在古书中就有记载。

《史记》中称乌江为āā江，《战国策·楚策》载：“楚西南有黔中、巫郡。

”这里讲的黔中是指巴国之地的黔中，即今乌江流域从重庆涪陵上溯到贵州遵义、桐梓，西抵乌蒙山脉的威宁一带的大片地区。

流域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降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这为乌江流域墓葬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乌江流域墓碑建筑的产生及其分布墓碑建筑是墓葬观念的产物。

早期的人类，人死后抛弃尸体，并不埋葬。

自从产生了灵魂观念后，人们才对死者“肉体”进行保护，这是最初的丧葬观念。

到了西周时期，鬼神不再是崇拜的主体，重民轻天的思想使丧葬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神本向人本转变，这种观念就直接影响着儒家的丧葬观。

据《中庸》载：“事死如生，死亡如存，仁智备矣”，《论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阐明死与生同等重要，慎重处理并办好丧事是孝的美德的体现。

“乌江流域各民族基于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和道教羽化成仙的文化基因，习惯把死看成是人的归宿。

”[1]在他们看来，死不可怕，死意味着再生，“魂气归于天，性魄归于地”。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生与死是生命存在不同形式的自然转换。

这种丧葬观念极深地影响着乌江流域各个民族。

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民族杂居地区，有30多个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民族是由大量外来“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及蒙古、回、满等”[2]古代民族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进入乌江流域各地，与原住土著人相交汇，在长期改造自然和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民族文化。

“就丧葬习俗而言，乌江流域土家族虽颇受汉文化影响，却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其葬式有岩洞葬、火葬、生基和土葬等等，有超度亡魂的‘打绕棺’活动；乌江流域苗族的葬式除和土家人相同的岩洞葬、火葬和土葬外，还有树葬和更烦琐的仪式；乌江流域布依族的葬式也有‘木棺葬’、‘石棺葬’和‘瓮棺葬’等，举行‘古谢王’仪式来超度亡魂；乌江流域彝族人以火葬为主要葬式，后被土葬逐渐替代，其土葬程序也极为烦琐。

”[3]乌江流域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为崖葬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崖葬主要分布在贵阳花溪、黔东北思南、桐梓、习水三岔1.岩葬2.单子碑3.墓碑结构示意图4-7.文字纹8-9.人物纹样10.乳姑不怠河、道真及彭水、松桃、石阡、石柱、酉阳、永顺、龙山等地。

从整个乌江流域的民族古墓葬形制来看，其墓葬文化均以岩石为载体，以其独特的风貌表现出墓葬形式多样性。

按墓葬构造形式分，有削壁千仞的悬棺葬，隐匿深山的岩洞葬，凿壁而成的岩墓葬，有独特神秘的向星坟，还有石板墓、石室墓、石棺墓、石圈墓、洞室墓等[4]。

乌江流域的墓葬从地下转移到崖上，实行岩墓、悬棺葬。

这种崖葬出现的时代上限为汉代，下限明清，起始时间比其它地区晚，这与本流域的生产力水平有关。

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是制约丧葬习俗的重要条件之一，挖掘墓穴、制作葬具都离不开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性能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墓穴和葬具的种类、形制”[5]。

战国秦汉时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才进入青铜时代。

崖葬需要在崖上打凿墓室或柱洞，这就要求高硬度、韧性好且价格低廉的铁凿工具普遍使用后，人工打凿的崖葬才可能广为流行，因此，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流行悬棺葬、岩墓等崖葬应该是在汉代以后。

乌江流域崖葬从宋代开始逐渐消失，墓葬又从天上转入地下，继之以土葬。

土葬墓是把尸体（包括装殓“二次葬”的骨骸，火化尸体后的骨灰等）埋葬入土的墓葬。

最早的土墓葬是平地深埋无封土，称之为墓，地表有封土堆的称为坟，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没有坟与墓的区别，一般都称为“坟”，有时根据坟墓的规模有不同的称谓，如“土堆坟”、“团团坟”、“吊角坟”、“生基”、“罐儿”等。

乌江流域土葬型式主要有威宁中水土坑墓、涪陵小田溪巴人王陵墓、风清古墓群、金沙后山古墓等土坑古墓葬，有湄潭金桥宋墓、桐梓夜郎坝宋墓、遵义皇坟嘴杨粲墓及高坪古墓群（如遵义杨文墓、遵义杨昇墓）、务川金银洞宋墓、平坝坝脚5座石室墓和清镇干河坝84座石室墓等，[6]还有分布在大方、织金、安顺、六枝、清镇、平坝、贵阳等地一带小型竖穴的石棺墓，分别在威宁、赫章一带的台地或山坡上的彝族向星坟，以及分布在乌江流域上游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州的洞室墓等。

乌江流域坟墓在明代以前较少立碑，后来受汉文化影响，从明代开始出现在坟墓前放置墓碑。

而后墓与碑连成一体，并注重墓碑的装饰。

到了清代，墓碑逐渐多起来，特别是道光后，在薄生厚葬、死者为大观念支配下，殷实人家往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墓碑，致使墓碑形制越来越复杂，规模十分宏大, 雕刻内容丰富多彩，工艺娴熟精湛。

现存于乌江流域各地的几百座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精美绝伦，文化内涵丰富的民间墓碑建筑，凝聚了民间工匠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反映出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及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时代特征。

二、乌江流域墓碑建筑的形制与雕刻艺术乌江流域的地形地貌为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墓碑建筑提供了场所，民间工匠依照传统的风水观念，根据这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进行因地制宜的合理规划和营造，使营造空间和自然空间相互交融，浑然一体，突出鲜明的营造特点和工艺水平。

墓碑建筑造型精美，气势宏伟壮观，注意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彼此协调，从形体上、轮廓上和层次上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每座碑体均以墓主姓氏至碑顶为中轴线向两翼展开，讲究左右平衡对称。

特别是碑顶的造型，整体结构疏密有致，平衡对称；局部雕饰想象丰富，匠心独运。

墓碑的高矮、宽窄和型制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使墓碑建筑与自然环境巧妙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整体的和谐美，突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传统观念。

1.墓碑形制多样变化无穷乌江流域墓碑形制有三类，即单一结构、组合结构和复合结构。

在乌江流域的民间墓碑建筑类型中，较为广泛运用且现存较多的是单一结构类，这类墓碑一般只在碑座上竖一块碑版即成，建造耗资不高，造型简单，结构单一，规模小，雕刻工艺不复杂。

这一类墓碑主要有单体签子碑、单体猪槽碑、单体令牌碑和单体立柱碑等。

经济比较富裕的人家，修建由柱、间、层构成的组合结构墓碑，这类墓碑一般有碑顶、碑帽、乐堂、乐堂柱、衬鼓、抬板、碑版、左右碑柱，外加左右抱鼓和碑座组成。

（图3）组合结构的墓碑横有开间，竖有楼层。

墓碑横开间是根据底层碑版数量，从横的方面分为单间组合结构和多间组合结构。

民间的墓碑结构主要有：单间组合即两柱一开间，只一块碑版；三柱两开间，为夫妻共坟，而墓碑也比较趋于简单，目前在石柱、利川、涪陵、彭水、武隆、黔江、酉阳、石阡、思南、遵义、黔西、金3沙等乌江流域各地比较普遍使用；从留存的墓碑来看还有一正二厢三块碑版的四柱三开间、一正四厢五块碑版的六柱五开间。

十柱九开间的墓碑建筑是帝王专用，官方及民间都不能建造，在乌江流域未曾发现。

墓碑竖楼层是根据抬板层数，从竖向来分楼层，有一层、二层、三层等。

如四柱三间三层，六柱五间三层等。

单间组合结构最简单的为五镶。

五镶分别为：左右碑柱、碑座、碑版和碑帽，两边的抱鼓不计算镶数。

若在碑版上加抬板，在碑帽上加碑顶，则为七镶。

若在抬板之上正中加“乐堂”，成为二层楼式，又多出四镶碑石，则称十一镶。

有的墓碑在碑柱与抬板之间，另加一块倒“凹”状挖匾，以增加碑体的结构美，在称呼上并不增加镶数。

[7]另外还有复合结构的墓碑建筑。

这类墓碑建筑艺术价值较高，规模大，碑体多，结构复杂，往往还修建一些附属建筑，如拜台、望柱、石凳、石桌、石兽、墓庐、墓志碑、墓院墙等。

复合结构墓碑大致归纳为四类，即连体复合式、庭院复合式、牌坊复合式和楼阁复合式。

连体复合式墓碑俗称“夹碑”，即前后两座碑体拥有一个共同的碑帽，使之联为一体。

这类墓碑，前碑为两柱—开间，碑版较小，呈圣牌状；后碑有一正二厢三块碑版；前碑版阴刻墓主名讳，后碑三块碑版阴刻碑文、碑序等组成；[8]庭院复合式墓碑建筑是墓碑四周建有石头护墙，前墙及墓碑均雕刻人物纹、动物纹和植物纹等图案，雕饰十分丰富，规模较大，结构十分复杂，使整个墓碑建筑形成一座庭院；牌坊复合式墓碑建筑，即在墓前建有不同形制的正碑，又在正碑前两三米处立一高大牌坊碑；楼阁复合式墓碑建筑是在墓前建有不同形制的正碑，又在正碑前面建—座楼阁式碑。

复合式墓碑建筑造型奇特，装饰内容丰富，雕刻工艺精湛，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2.墓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乌江流域墓碑石刻艺术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特点，无论是规模、形式、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因地因人而异，与等级制度深严的帝王、官僚陵墓石刻不同，它不受严格定制的约束，在各个方面显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拘一格。

在规模上，小的仅独墓一座，大的墓群占地几百上千平方米，如德江文新官张应龙墓占地面积600平方米，金沙敖家坟两大墓群，占地上千余平方米，而石阡陈氏墓群占地约4000平方米，工程浩大，气势宏伟壮观。

在墓碑建筑的形式上，很少有雷同的布局与结构，就是同样采用牌坊式造型，但牌坊的造型并非千篇一律，哪怕是同一墓群中，也富于变化，绝非一致，如织金方家坟的三座墓碑牌楼，其造型各异，各有特色。

在墓碑雕饰上，无论其规模的大小，它们都十分注意图案修饰，且各有千秋。

比如彭水杨再玖夫妇合葬墓，墓向坐东向西，占地176平方米。

陵园分为三重，全为预先加工的各形石料砌成，以方形薄石板铺地。

入门的第一座牌坊，高3.70米，两重檐，“菜”形鱼尾顶，前后有鼓形扶衬，列门三道。

门内为前坝，宽9.13米，长5.62米，经6步石梯，上石坎(高1米)为第二座牌坊，高3.60米，两重檐，葫芦卷草形顶。

门内为墓园，宽9.13米，长9.53米。

墓面高5米，宽3.13米，交错四重檐歇山式，罗汉葫芦卷草形顶。

有墓牌、墓联、墓志铭、雕刻人像69个，浮雕14幅，均为墓主人生活场面，如哺乳、嫁女、打扇、教子射箭、耕田、送子读书等，全园有对联15副，碑文14幅，牌坊两侧雕有浮雕8幅；金沙敖家坟总共刻字70余面，浮雕画面300余幅，内容丰富，工艺精湛；酉阳大车湾一座土家族古墓共有50组精美图案，40折历史故事，各幅浮雕绘画优美，雕刻细致，形象生动，谭松先生称之为“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9]；黔西宋家沟满族花坟，是由72块内容不同的青石浮雕围成的独墓，每块浮雕在内容、构图上，都充满了民族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