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诈骗案

新中国第一诈骗案（公文诈骗）1960年3月27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依旧是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他的申请极为严肃。

他刚刚得到报告，说有人拿着他亲笔签署的文件，从中国人民银行领取了二十万人民币。

而此前，周总理并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也没有授权给任何人去银行提取现金，这意味着，这笔二十万元的巨款，被人骗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

二十万，那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案发的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在这个骨节眼上，到银行诈骗了二十万，实在让人（周恩来）太生气了。

周总理果断下达了重要指示，限期十天破案。

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曾负责毛泽东在访苏的安保工作，建国前后，反间谍斗争中的几个主要战役也都是由他直接指挥的。

接到周总理限期破案的指示后，杨奇清决定，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半，这天是星期五，位于北京西郊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到了行长秘书室，这名男子说，自己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来给行长送急件。

我们来看看这封公函的内容：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今晚九时，因西藏活佛第一次进京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摄制纪录影片，各方面均需招待费。

主席还嘱，拨一些款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

根据以上情况，拟贰十万元人民币。

可否，请批示。

下面是落款。

3月18日，周恩来。

公函的左侧是周总理的批示，还有签名，看，这里还有周总理的两点。

特别批注：“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

”最后是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接到总理批示，自然是要特事特办。

但是这么大的一笔款项，总理为什么没有通过财政部来履行手续呢？就在银行的工作人员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交办件，如果收到，一定要抓紧办。

接到这个催办电话，银行工作人员的疑虑瞬间消失了。

他立即催促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的同志，抓紧时间，将两麻袋的现金，火速送往民族饭店。

同志，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

赵全一见到银行工作人员准时将钱送来，立即从兜里拿出一张收条，递给他们。

银行工作人员接过收条一看，发现这是一张便条，上面没有加盖任何公章。

根据工作程序，仅凭这样一张简易的条子，银行工作人员是不能办理交接手续的，于是要求确认赵全一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

这个时候，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介绍信。

我们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恰取捐款二十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介绍信上还加盖了一个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专用章。

有介绍信，还有总理办公室的专用章，银行工作人员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下来了。

银行工作人员接过赵全一的介绍信，确认无误后，这才放心地将钱交接给了对方。

“再见，辛苦了。

”“再见”。

事情过去的两天后，行长秘书给国务院办公室打电话，询问这二十万现金如何落账。

总理办公室当时就发现了，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件事。

得到回复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火速报了案。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连夜听取案情的汇报，他决定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

一路深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去调查。

从警卫室到传达室，再到秘书室，找到所有与犯罪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第二路，调查民族饭店所有与收款人有过接触的人，了解那个叫赵全一的人的所有细节，与此同时，派人封锁所有从民族饭店发散出去的交通路线，封锁所有的出京路口、邮局，防止赃款被转移。

第三拨人，把涉及到这起诈骗案的所有物证送技术鉴定部门，重点从伪造笔迹上寻找突破口。

“因为还原了他的体貌特征，找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来了解这个体貌特征，画了大概的一个肖像，最后就能证明，实际上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送伪造周总理这个批示的，和在民族饭店接这二十万钱款的是一个人”。

刚才讲到，有人伪造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二十万元人民币。

一场精心设计布局周密的诈骗，反复都出现了一个人，赵全一。

那么这个赵全一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年龄三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左右，长得也不胖不瘦，北方口音。

专案组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后，立即向当时北京市的七百多万市民传达了案件的相关信息，并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号召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

当时特别逗，这个老太太去买东西，那个时候叫合作社打酱油，回来得看看，我这钱是不是那二十万里头的，就觉得还行，要不我得报案去。

虽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但犯罪嫌疑人依旧踪影全无，转眼间，总理限期破案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天了，案件却还没有取得明显突破，杨奇清忧心如焚，就在这个时候，专案组终于从犯罪嫌疑人开具的那张收条上找到了突破口：“人民银行送来人民币二十万”。

我们来看看，这个“币”字写得很怪异，上面是一个“人”字，下面是一个“巾”字，您可能会说，“巾”字上面明明是一撇啊，怎么会是个“人”字呢？很快，笔迹鉴定专家找到了答案，并因此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一个重要信息。

人民币的“币”简写，一个人字，底下一个毛巾的“巾”字，我说这种写法，人民币的写法，是会计部门或接触财务的人员有了这个重大发现后，专案组的技术鉴定部门，立即对犯罪嫌疑人伪造的信封和信纸进行了化验，甚至还化验了犯罪分子使用的墨水和印油。

果然，他们从伪造的总理批示所用的信纸里，又找到了新的线索。

这个假公函的纸张，上面印得有格线，这15个格线，而且中间还印刷着装订线，那装订线也印刷着，都从这儿装订。

结果把这个装订线放大以后，发现它里面还有衔接的特征。

鉴定专家称这些特征为“鱼尾纹”。

自1956年实行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以后，市场上就不再发行这种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

因此这种纸在市场上是不流通的，只有国家机关内部使用，这说明犯罪分子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国家机关内部。

1960年4月1日的傍晚，时任国务院档案科长的吴空，带领档案科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排查对象就是存在国务院的文件信纸。

当时呢，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委，差不多都自己印公文纸，所以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公文纸都有区别。

大概有十几个人在一起翻，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翻，翻到大概晚上，翻了一会以后，有一个人发现了这有点像。

我一看呢确实这个纸像。

一看是外贸部的纸，外贸部人员众多，如果逐个调查，难免会打草惊蛇。

如果能迅速而不声张地锁定犯罪嫌疑人呢，专案组立即把外贸部工作人员存档的档案全部提出。

通过笔迹比对锁定犯罪嫌疑人。

我们有比例表纸，带格的，先把作案用的字，一个一个用铅笔把它的特点描下来，通过描，描它的特征，脑子里有印象，就记住了，把特点记住了。

我们当时看了一个晚上，大概看了有百十来个吧，百十来个都不像。

犯罪嫌疑人究竟是不是在外贸部工作呢。

他也有可能只是借用外贸部的办公纸张作案啊。

一时间，案件侦破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这个时候，外贸部保卫科科长，送来了一份档案，这时，一张登记表上的字赫然映入眼帘，这些字迹和犯罪嫌疑人的字迹完全吻合，不仅如此，档案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王倬，又名王连生，化名赵全一。

我看了以后，很快就反应出来了。

我说就是这个，就是它，发现了重大线索，这让专案组既兴奋又紧张，大家稳定住情绪，一页一页地认真翻阅这份档案的所有内容。

那么化名赵全一的王倬究竟是不是伪造周总理签名、骗取二十万巨款的犯罪嫌疑人呢？1960年3月24号早上，北京李广桥南街炊烟袅袅，像往常一样，家家户户开始生火做早饭。

南街3号这家人家，也生起了炉子。

奇怪的是，他们家炉子里一股一股冒出来的，全是大黑烟，这股黑烟里还透着一股刺鼻的焦油味。

但凡从他们家院外，路过的街坊邻居，都会忍不住抽几下鼻子。

嘟囔一句，这烧的什么呀！糊成这样。

刚才讲到，有人在家里烧东西有非常刺鼻子的焦油味，警方怀疑是有人在家烧纸币。

经过调查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他，王倬，又名赵全一。

他1948年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北京，曾在北平特刑看守所，当过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

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自从专案组通过对比笔迹确定他与犯罪嫌疑人伪造总理批示的笔迹一致时，专案组组长杨奇清便立即下令对王倬进行调查。

据王倬在外贸部的同事回忆，王倬平时少言寡语，最近几周明显有些不对劲。

他带着窝头片儿当时在单位的暖气上烤着，准备吃，一个山东的同事就问他：“你烤的什么？”他一听，他听成“你考虑什么？”当时非常紧张。

1960年3月18号这一天，王倬没有上班，他请假说给他母亲看病，他没在单位。

然而，专案组前往医院调查的结果是3月18号这天，也就是案发当天，王倬并没有陪母亲去医院。

不仅笔迹一致，王倬还有作案时间，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王倬。

那么王倬家里每天在烧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张鉴定分析图，是由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检查王倬家中垃圾堆里的煤灰和纸灰捡出的残片制作而成的，警方锁定了这六张残片，一和三是从垃圾堆内取出的，二、四、五、六是从王倬母亲的火炉内取出的，经过刑侦部门的化验和辨别，这些残片就是从中国人民银行骗来的赃款。

王倬烧钱就是为了销毁作案证据。

事不宜迟，必须立即阻止，王倬烧钱，烧国家财产。

杨奇清立即下令逮捕王倬。

我手中的这份档案，就是1960年4月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签发的逮捕证。

在这天晚上，负责监视王倬家的所有侦查员都接到了逮捕王倬的命令，行动时间定在零点整。

从总理下达的十天破案令的第一天算起，刚好是第八天。

“我说我进去，我揭墙进去，一点都没响动，翻墙进去把门插儿，一会儿就给他拽出来了，好几个人进去了，灯绳儿啪就给整着了，忽一下，知道没错了，摁上了，摁上没几分钟就带走了。

”王倬被捕后，根本不承认自己诈骗，而在他的家里，办案人员也确实没有找到赃款。

王倬拒不承认的态度让办案人员感到有些棘手，能让他承认犯罪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获赃款。

于是办案民警对王倬的家里进行了突击搜查，而就在搜查时，王倬母亲的异常表现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我就是观察吧，我就是注意到她，她的眼睛老注视着她的门外头，对面就是个厕所，注视着那个方向，而且一会抬起头来，就注视一下，那么从心理学上分析，就是说那个一定有她关注的东西。

”顺着王倬母亲眼睛注视的方向，侦查人员挖出了一捆一捆的人民币。

“这张照片非常珍贵，是北京市公安人员在王倬家里搜出的赃款，一共是十九万一千多元。

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王倬的心理防线顿时崩塌，他立刻表示认罪”。

他在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当然会接触到国务院甚至周总理的一些批示，一看有总理的批示的文件，外贸部办得特别快，这个发现，给日日夜夜盼望发财的王倬一个重要启示，伪造周总理签名，骗取银行的念头随即产生。

据王倬交待，他当时找了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将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家之后每天晚上反复练习，诈骗成功后，王倬就用自行车驮着重达二百斤的巨款，堂而皇之地推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