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战役与遣唐使
历史趣闻大唐外交 唐朝皇帝为何能让猖狂的日本俯首称臣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大唐外交唐朝皇帝为何能让猖狂的日本俯首称臣导语:白江,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即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
公元7世纪,这里发生了中日第一次战争。
这一场战争,改变了东方的政治格局白江,是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即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
公元7世纪,这里发生了中日第一次战争。
这一场战争,改变了东方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继而侵略中国的野心。
自公元664年开始,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早在公元1世纪,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
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丽因与中国隋唐王朝的作战,高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以抗衡中国。
而中国隋唐王朝则与受到高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以牵制高丽、日本等国结成的反华同盟。
唐高宗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3月,百济在高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
唐高宗李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领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
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第二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
翌年春天,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丰璋回国。
丰璋归国后,被扶上百济王的大位。
随后,他就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
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
生活常识分享。
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之战背景:660年之前,朝鲜半岛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史称朝鲜三国。
三国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时为友时为敌。
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与倭国。
随着高句丽的南下,新罗开始与百济结盟对付高句丽。
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到被高句丽霸占的汉江流域后,疆土抵达黄海开始与中国唐朝结盟对付百济和高句丽。
643年,新罗传书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请求唐朝援助。
645年,唐太宗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亲率十万大军进击,但没能攻下高句丽。
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相反又连夺十数城。
这时,唐太宗病故。
唐遂从高句丽撤兵。
唐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唐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
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
在金仁问的协调下,唐朝与新罗最终达成协议共同攻打百济。
这样唐朝就可以联合新罗从南北两面共同攻打高句丽。
于是唐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共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
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成)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
新罗武烈王闻讯即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660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
苏定方留郎将刘仁愿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经过:百济既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
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日本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遣使去日本,同时向日本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天皇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郡、片县郡二地,这里也就是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岐阜地区。
百济的覆灭,对日本来说是极大损失。
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灭。
日本齐明天皇七年(661年)正月,以天皇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
齐明天皇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天皇。
中国古代白江口之战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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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中国古代白江口之战谁赢了中文名称:白江口之战参战部队:唐朝、新罗、倭国、百济战争结果:唐朝、新罗联军胜利时间: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地点: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人物:刘仁轨刘仁愿扶余隆文武王二、白江口之战胜利的意义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朝、新罗联军的胜利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
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
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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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背景是什么

白江口之战背景是什么白江口之战,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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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爆发的背景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
其中,高句丽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
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句丽“遗使称臣并不感兴趣,对臣下说:“高句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
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
”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
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
”当时的高句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
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
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句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
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句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句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
这位高句丽种群,“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
”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句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
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
不久,高句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
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
此次征伐高句丽,唐太宗总共攻克高句丽的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
新城、建安、驻骅三次较大的战役,杀死高句丽兵四万多人,唐朝将士死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七八。
百战风云--白江口海战(唐朝)

百战风云--白江口海战(唐朝)白江口海战(唐朝)战争概述:公元663年9月,中日历史上的第一场的大规模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大规模海战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上演,唐帝国的两百余艘战船大败日本(倭国)千余战舰,焚毁倭军战舰四百余艘,通过此战得以再次平定百济,高丽也随之被征服,唐帝国扶植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将星指数:★★★ 苏定方刘仁轨黑齿常之精彩指数:★★★政治影响指数:★★★★2008年,一批批黑肤色的“梁山好汉”——索马里海盗哥们活跃在遥远的亚丁湾,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眼球(该帮哥们被评选为2009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当然也损害了世界各国海上贸易安全。
当各个国家都纷纷派出舰队,保护自己国家的商船海员安全和利益时,2008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也出发了。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近五百年后,中国的海军力量第一次出现了异国海域。
在亚丁湾,中国海军会遇上他们的老对手,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但这次双方不会大打出手。
擦身而过的刹那,不知双方是否会想起一千年多年前白江口的硝烟。
公元七世纪的朝鲜半岛,是三国鼎立的格局。
除了让杨广连续三次碰壁的高句丽,朝鲜半岛的另外两股势力分别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国是扶余族的一个支系,建国于公元前18年,任首国君是温祚王,占据了朝鲜半岛西南部。
从4世纪到6世纪,百济一直与高句丽争夺朝鲜半岛的霸权,渐处下风,后来百济改变战略,与高句丽联合蚕食新罗。
新罗国由辰韩朴氏家族的朴赫居世居西干于公元前57年创建,占据了朝鲜半岛东南部,三国之中新罗最弱,在面对高句丽和百济国的联合攻击下,新罗国只有向唐帝国寻求援助,以对抗高句丽和百济势力。
当唐太宗李世民灭突厥、平薛延陀、吐谷浑,取得一系统的外事胜利,一时四夷来服后,当年表叔杨广三征高句丽惨败而归的旧事却总也挥之不去。
李世民的潜意识中,总想去完成杨广所不能完成的事。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派人到辽东收葬死于隋末三征高句丽的士兵骰骨,李世民特意让部下做了一件事,让人把高句丽人在当地建立的用以炫耀武功的“京观”给砸喽。
1860年的历史背景简短

1860年的历史背景简短1.遣唐使的历史背景简短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
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遣使入唐。
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
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
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
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
不耳熟的英雄故事

不耳熟的英雄故事
刘仁轨:一战打得日本900年不敢招惹中国
在中日历史上,一共发生过5次战争,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唐朝,即白江口之战。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战,但对于这一战的唐军统帅,就鲜有人知了。
唐朝时期,朝鲜半岛上存在三个国家,即百济、新罗、高句丽。
其中,新罗是唐朝盟友,百济和高句丽是盟友,形成两个阵营对抗。
663年,日本加入了这一场游戏。
663年,日本安昙比罗夫和阿倍比罗夫,率领4.2万人、1000艘战舰和联合5000百济军,准备进攻新罗。
于是,唐朝派遣刘仁轨、刘仁愿统帅1.3万人、170艘战舰和5000新罗军应战。
最终结果众所周知,刘仁轨指挥的唐军,以少战多,在白江口一战中大败日军。
经过这一战之后,日本老实了下来,开始派出遣唐使,从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学习中国。
直到16世纪末,日本才敢再度入侵朝鲜,妄想占领大陆。
不过,万历皇帝下令应战,最终再度大败日寇,随后颁布《平倭诏》“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犹如当年陈汤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让人读之热血沸腾。
白村江战役与日本对唐政策

白村江战役与日本对唐政策历史上,日本对唐的文化贸易交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遣唐使的派遣。
而日本对遣唐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对唐政策的变化。
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
自舒明天皇二年(630)到宽平六年(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四级官衔。
这些人都是从通晓经史,长于文墨,精通唐朝情况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选出并任命的,同时还有不少留学生随行,所以人员很多,初期约500人,最多时达600人。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友好学习使团,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
当时长安不仅是唐代文化的中心,又是波斯、印度、拜占庭、中亚、南海等与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这就更加丰富了使团成员的学习内容。
遣唐使还起到贸易使团的作用。
他们到唐后,向唐朝进呈日本政府赠送的礼物,主要有银、丝、绵、布等;归国后带去唐朝会赠的礼物,主要有彩帛、香药、工艺品等。
这可以看作两国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的贸易。
另外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侣入唐学习,学成后接他们回国。
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初派遣唐使,加入华夷体制618年,唐朝建立。
由于唐朝介入了朝鲜三国争霸,使得东亚地区动乱更趋激烈。
最初观望的日本,在630年初次派出遣唐使。
日本国内方面,由于圣德太子的改革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国内矛盾日渐激化。
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
随着部民制的衰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贵族们为了争夺土地,不断战争。
部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高涨,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奴隶制基础。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回国,朝廷也召回继续在唐学习的留学生。
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
他们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授,在部分贵族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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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战役与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
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贸,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果实是甜的,但认识的道路却是曲折的。
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海上王国,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心悦诚服地愿意归附于异域的外族文明。
打个最简单的比喻,两个陌生人或者说是相知不深的人打交道,又会有哪一方会突然主动地对对方说:我非常佩服你。
这就太突兀了。
只有经过长期的接触、磨合、甚至是冲突,这样才能凸显出各自的优劣,最终导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或者是两者实现互补。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训永远是必要的,也是深刻的。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兴衰嬗变,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白江口战役确实是日本战败了,但这次战役却为当时的日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和透视邻国的契机,成为处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日本外交政治第一次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也成为日本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向繁荣的先声。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失去了一次战役,却赢得了一次新生。
下面,我们就以当时日本白江口战役前后派遣的遣唐使目的的变化为依托来看白江口战役对日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白江口战役以前,见于文献记载的倭国遣使大多都与请求或接受册封有关,表现出明显的对地区政治积极介入的态势。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在其论文《由遣唐使看古代对外政策的变化》(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中将这种进取态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1、从一开始到邪马台国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主要表现出积极进入地区社会的愿望,满足于“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一类的藩属关系和名号。
2、统一以后的倭五王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倭王继续求取中国王朝的册封,借此提高自己的国内权威和国际地位。
例如刘宋时期倭王遣使奉表曾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等,据研究就和其狐假虎威、推行对韩半岛的扩张政策有关。
3、遣隋使。
如前所述,尽管隋朝中国统一,但倭国却不再求取和接受册封。
不仅如此,随着其国际地位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愈加妄自尊大,欲与中国分庭抗礼。
第二次遣隋使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就是这种态度的明白表示。
直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的这种政治色彩和傲慢态度都没有改变。
舒明二年(630)秋八月倭国任命了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一作犬上御田锹)、大仁药师惠日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出使唐朝。
次年“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
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
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
”据研究,所谓争礼,很可能就是要“天皇下御座,面北接受唐使国书”的礼仪之争。
唐使因倭人“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倭唐邦交遂告断绝。
后来发生了大化改新(645),又由于韩半岛上新罗的斡旋,倭国才在绝交二十年之后,于653年派出了第二次遣唐使。
从随行人员的情况来看,第二次遣唐使携来许多学问僧和留学生,一般认为这是“承担着为大化新政权所构想的国家建设而向唐学习佛教、制度等的输入文化的任务”,而且史书记载其“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也使得此次出使带有文化色彩。
但是,此时倭国内部对唐朝文化的认识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别。
例如,就在此前两年即公元651年,新罗使者赴日时“着唐国服,泊于筑紫。
(日本)朝廷恶恣移俗,诃责追还”,这种心态同当年遣隋使所携国书自称“日出处天子”,以及“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其实是一致的。
可见这时倭国虽然有高向汉人玄理等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活动,沉溺于本国自尊的王权保守派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第二次遣唐使派出的第二年即654年,在前次遣使尚未归国的情况下,倭国又急忙派出了第三次遣唐使。
这一次遣唐使节和随从人员的官位比其他时期的遣唐使者明显偏高,而且没有携带留学生和学问僧,派遣又紧急,显然是纯粹为了某种政治使命;出任大使的高向玄理和副使药师惠日都是留学归国人员,因而有学者认为此行是应唐朝的邀请临时派出的。
这次遣唐使抵达长安时,有唐朝官员详细询问日本国地理等情报,归国之际“高宗降书慰抚之,仍云:‘王国与新罗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这些都证明了这次遣唐使的政治性质。
此后于659年派遣的第四次遣唐使更将当时倭国欲令智昏、狂妄自大的态度暴露无遗。
《日本书纪》齐明五年(659)秋七月丙子朔戊寅条:“遣小锦下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
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有人认为,倭国居然在唐罗灭百济(660)的前夕遣使唐朝,而且向唐朝皇帝宣告虾夷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要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这一遣唐活动充分暴露出倭国外交的未熟练性及对国际形势的迟钝反应”。
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从中国输入华夷观念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建构起权威的缘故。
”从到此为止的整个倭华关系史来看,我认为更重要原因还是倭人盲目自尊,因而对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唐罗灭百济以后还悍然出兵帮助百济复国,从而在白江口之战(663)遭遇惨重彻底的失败。
白江口战役的始末: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日本与朝鲜半岛,特别是半岛南部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因此,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日本的外交政策。
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据半岛南部加揶地区的形势变化而变换的。
600年2月,新罗进攻加揶地区任那时,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一面派兵进击新罗,迫使其停止进军,同时派使者赴高句丽、百济,要他们派兵急救任那。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外交策略概而言之是:拉拢高句丽、百济,孤立和打击新罗。
大化新政府继承了上述外交策略。
大化新政府
成立时,高句丽、百济、新罗均遣使朝贺。
新政府派专使会见了高句丽、百济大使,惟独不见新罗使节。
当时,正是唐朝发兵征发高句丽的时候,新罗与唐结盟。
因此,大化新政府对新罗使节的冷落,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他与唐朝的对抗。
依次,当时围绕着朝鲜半岛,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日本的一方,新罗和唐为另一方的对立阵营。
最后导致了唐、新罗与日本、百济的白江口海战。
据《中国历朝事典》(曹余章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载,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求援与唐。
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
唐军由城山渡海至百济西部德物岛,新罗派精兵五万接应,面对唐、新罗联军的进击,百济采取了敞开白江口,引唐、新罗军入境,然后伺机予以歼灭的错误战术,最后导致了惨败,百济王义慈及王室、大臣、将士遂成为俘虏。
义慈王被俘之后,其从子福信收集残军,企图复国。
660年,福信派使赴日本,乞求支援,并要求放回在日本做人质的丰璋王子。
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了上述要求,送回了丰璋王子。
661年1月,齐明女皇赴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军的战斗,但因旅途劳累而病故。
出征朝鲜的计划,只得延期执行。
662年1月,日本决定以矢10万、丝500斤、棉1000斤、布1000端、韦1000张、稻种3000斛支援百济的复国运动。
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船师170余艘抵百济。
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万余援军,渡海前往白江口。
与此同时,唐、新罗军决定进攻丰璋王子所在的周留城。
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由陆路直趋周留城;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拟从水路配合陆军,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子为迎日本援军,亲自率水军迎候于白江口。
17日,唐、新罗水军航至白江口,正适日本船师抵达,于是两军交战。
当时,日本有战船400余艘,唐、新罗有战船170艘,兵力上日本多于唐、新罗联军。
战斗经过三个回合,日本、百济水军失败。
18日,双方进行第四次战斗。
由于日本军将领和百济王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打,结果惨遭失败,400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水而亡,残军皆投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同时,国策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
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据《白江口战役及其影响》(梁安和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反映,在这非常的时候,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会使贵族集团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危及日本列岛的安全。
664年5月,唐朝的朝散大夫郭务出使日本。
12月,郭离开日本后,天智天皇便下令再对马岛、壹歧岛、筑紫国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并在筑紫国造水城。
第二年八月,又在筑紫国造大野、基肆二座山城,以防唐军侵袭。
667年11月,唐使司马法聪抵日。
不久,朝廷在倭国、赞歧国、对马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