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对比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的比较【摘要】：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它以其丰富的内涵、精彩的对话和生动的心理描写和情节叙述，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
它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庞大的创作队伍和数量惊人的作品。
这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作品，他们在主题、写作手法和创作主体等方面，都有各自独到之处。
【关键词】侦探小说公案小说主题破案方式作者与受众
【正文】
一、主题的差别
侦探小说是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类型，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
指那些以描写官吏断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官吏破案判案应当是此类小说中的关键环节，不可缺失。
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
这两类小说都已破解案件为主题，但又存在着很大不同：
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线，其矛盾双方是侦探与罪犯。
而且这个侦探多是私家侦探，不是警察局里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当警察破不了案，侦探就会出现把案子破了。
例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切斯特顿笔下的有异想天开的头脑的布朗神父、更有闻名世界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这些智商超群的私家侦探不受制于政府和法律，他们自由独立，与无用的警察形成对比，例如福尔摩斯经常出现于警察面对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接下这烫手芋头，利用他的足智多谋捕捉蛛丝马迹，进行一系列的侦察、分析和推理来破除疑案。
而中国的公案小说以官吏判案为主，无论清官多么铁面无私，他们终究是受制于朝廷，为朝廷服务。
这点与私家侦探差别巨大。
例如被中国老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公形象，他善于分析案情，精于推算，大义灭亲，秉公办案，但是究其案件推理都是十分简单，不像侦探小说中的推理那般复杂。
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公案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官吏的秉公执法或者徇私枉法，歌颂清官的机智聪明、明察秋毫、为民伸冤、主持人间正义；或控诉贪官的收受贿赂、滥用刑罚、草菅人命。
这样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两类小说发展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
侦探小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日益发展，政教分离，警察体制逐步建立，这是侦探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的法治公开透明，侦探小说中极少写到法官审判的黑幕。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称之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消闲解闷的迷宫游戏，既没探索社会问题，也没有反映社会现实。
侦探小说对于作者而言，很大部分是一种智力上创造，而对于读者很大程度是一种智力游戏，作为一种消遣。
而，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封建制度弊端众多，政治腐败，生灵涂炭。
因为，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的向往称为百姓的重要心态，由此才有了公案小说这样的诉求。
例如：《窦娥冤》，关汉卿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表达广大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
二、破案方式的差别
中国公案小说写案件的审理，描述案件的情节、发展、诉讼和判决过程；西方侦探小说写案件的侦破，着重案件的调查分析，描述案件的开端和侦察，以及最后发现犯罪秘密的过程。
显而易见，公案小说的判案过程简单明了，它似乎有一个蓝本，问案的长官坐在“高堂明镜”牌匾下的大堂，靠耳鼻眼口等感官来察言观色，人犯若承认罪行，那案板一拍，拖下去关押问斩；人犯若死活不认，那大刑伺候完人犯自然认罪画押，案子也就结了。
因此，冤案、错案不计其数。
主观因素主导案件走向似乎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连像包大人、狄仁杰这样的“清官”也难逃主观判案的干系。
它的重点不在罪犯的寻找，而在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这点与西方侦探小说有着明显不同。
西方侦探小说比公案小说的侦破要复杂得多，侦探们以严谨的办案作风，证据和推理相结合，并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指纹学等各种科学知识作为侦破案件的理论依据。
侦探们毕竟是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发展的产物，既不信奉牛鬼蛇神，也不严刑逼供，而是运用调查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严谨思维方式，反复的求证，做到一抓一个准。
例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他的破案逻辑很严密，注重微小的细节，纽扣、雪茄、碟子等常让人忽略的东西都是他破案关键，另外，他每次破案都要到现场去勘察，寻找蛛丝马迹，比较各种相关案例，研究剖析，不
放过任何一个不清楚的细节。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西方侦探小说都是一个个案件相对独立，例如《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波希米亚丑闻”、“工程师大拇指案”、“赖盖特之谜”等故事，之间没有关联，都是作为独立的案件来写。
而中国公案小说有点类似于儒林外史，一般是用一个人引出另一人，故事之间有联系性。
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三侠五义》“……书由是即进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为下文伏线而已。
复次，则述拯婚宦及断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
比知开封，乃于民间遇李妃，发“狸猫换子”旧案，时仁宗始知李为真母，迎以归。
拯又以忠诚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
三、创作主体和读者群体的差异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
可见公案小说跟“说公案”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说公案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民间艺人。
“作为一种技艺，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并利用它来表达市民反对苛政、贪官、盗窃、奸杀的愿望的。
”因此，公案小说的语言是通俗易懂、浅白俚俗的，例如通俗的施公案、龙图公案等。
这也决定了其受众多是普通民众，接受的教育不高。
在“黄金时代”以后阅读侦探故事已不仅仅是有钱阶级的一种消遣，下层阶级的人也竞相阅读。
它不仅有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还以悬念迭起和神秘色彩吸引读者。
侦探小说对创作者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构思方面、受众方面，类似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智力竞赛。
因为作者在构思小说时会特别注意演绎推理的严密，使得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自身的思维能力会被充分调动起来。
如果在阅读时自己找到了破案线索，那就说明作者失败了；如果读者始终找不到线索，只能借助作者思维来揭示，在经历了自身的智力调动锻炼后，好奇心会得到满足，我想这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妙处所在。
比较文学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对比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的比较【摘要】：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它以其丰富的内涵、精彩的对话和生动的心理描写和情节叙述，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
它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庞大的创作队伍和数量惊人的作品。
这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作品，他们在主题、写作手法和创作主体等方面，都有各自独到之处。
【关键词】侦探小说公案小说主题破案方式作者与受众【正文】一、主题的差别侦探小说是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类型，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
指那些以描写官吏断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官吏破案判案应当是此类小说中的关键环节，不可缺失。
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
这两类小说都已破解案件为主题，但又存在着很大不同：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线，其矛盾双方是侦探与罪犯。
而且这个侦探多是私家侦探，不是警察局里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当警察破不了案，侦探就会出现把案子破了。
例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切斯特顿笔下的有异想天开的头脑的布朗神父、更有闻名世界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这些智商超群的私家侦探不受制于政府和法律，他们自由独立，与无用的警察形成对比，例如福尔摩斯经常出现于警察面对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接下这烫手芋头，利用他的足智多谋捕捉蛛丝马迹，进行一系列的侦察、分析和推理来破除疑案。
而中国的公案小说以官吏判案为主，无论清官多么铁面无私，他们终究是受制于朝廷，为朝廷服务。
这点与私家侦探差别巨大。
例如被中国老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公形象，他善于分析案情，精于推算，大义灭亲，秉公办案，但是究其案件推理都是十分简单，不像侦探小说中的推理那般复杂。
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公案小说对比
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0人参与0评论原标题：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纯粹的“舶来品”，绝对不是我们原创的。
很多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远远早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而这才是最早的推理小说。
这里笔者需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公案小说的着眼点在“人”，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犯罪事件）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突显人物的忠义品格，以此达到警世和教化作用。
我们耳熟能详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传》等，都是这样一种作品。
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受当时客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公案小说中常常出现非科学的，甚至完全属于迷信范畴的元素，如包公铡判官、审乌盆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以一种不对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成了“侦探”追索真相的“专利”，这样处理，毫无疑问会使小说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
因此，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创作手法，中国古典公案小说都和推理小说相去甚远。
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从福尔摩斯开始推理小说来到中国的时间，大体和日本相同，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
和日本类似，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也是从福尔摩斯开始的。
1896年，编辑张德坤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记讴者复仇》的翻译小说，这就是福尔摩斯故事中著名的《驼背人》一篇。
随后，大批学者、文人开始译介推理小说，翻译作品一度占据了中国大半市场。
客观地讲，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准要高于日本。
一方面，从事推理小说翻译的都是林纾这样的大家；另一方面，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
面对这种繁荣局面，中国的创作者自然会尝试推理小说的创作。
其中的领头人，无疑是有“中国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程小青。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
程小青家境十分贫寒，在钟表店当学徒。
他自幼喜爱读书，甚至为此自学了英语。
18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与周瘦鹃等名家合作翻译了多部柯南·道尔作品。
略论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
略论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通俗小说的一种，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又被称为侦探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推理小说等。
侦探小说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其鼻祖则为美国小说家艾德加・爱伦·坡，他自1841年就开始发表侦探小说，著作有《莫尔街凶杀案》《失窃的信》等。
1863年法国作家埃米尔？加博里奥的《血案》，1868年英国作家威尔基・科林斯的《月亮宝石》的问世，更加扩展了侦探小说的影响力。
而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则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潮。
侦探小说源自西方，在中国近代时期随西风东渐翻译文学风潮的出现，而为中国读者和后来的创作者所了解和熟悉。
译作的涌现推动了本土作家的创作，仿作外国侦探小说和创写中国自己模式的侦探小说的大量出现恰恰显示出侦探小说的独特魅力。
稍早一些的周桂笙《上海侦探案》、吴趼人《中国侦探案》都是中国作家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摸索，虽然语言直白、浅近，逻辑推理简单，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
而学习过《犯罪心理学》、《侦探学》的程小青，其《霍桑探案集》则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高峰，直接导致了民国之后一批侦探小说的出现，如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俞天愤的《中国侦探谈》、张碧梧的《宋悟奇探案》等。
要谈清侦探小说的特点，我们应该首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加以比较研究，借此明晰“侦探小说”的近代特征。
一、西方泊来的“侦探小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1、案件办理者不同：“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虽然同样都描写侦破案件和惩治罪犯的内容，但其中案件的判决者是不尽相同的。
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多属于官吏断案，也就是由有一定社会名声的“清官”来帮助下层老百姓伸冤解怨，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犯天子之威，也要伸张正义。
而源自西方的“侦探小说”，其主角通常是具有多方面知识的私家侦探，他们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断能力，从案件发生到最后的侦破，都是一种个人行为。
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写作方法刍议
公案小说起源于中国，源于宋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
从先秦两汉一些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传记中，可看出一些公案小说的端倪，可以说是公案小说的先导。
到了宋代，民间说唱艺术盛极一时，刑事、民事案件激增，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且种类繁多。
可以说，宋代的公案作品是公案小说的早期。
从明中叶到明末清初，出现了记载”清官”断案的长篇小说《包公案》、《海公案》、《三言两拍》等多部小说集和几十部话本集，这些小说集中有许多反映官吏断案的故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公案小说的繁荣时期。
后又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本文讨论的公案小说即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侦探小说诞生于西方。
公认美国作家爱伦·坡于１８４１年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创，柯南道尔对西方侦探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的福尔摩斯，至今都被认为是“神探”的化身。
侦探小说的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最出名的作家都在英美两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恩，还有约翰·迪克森·卡尔。
到这个时候，侦探小说的写法已经十分完善。
侦探小说可以说是国家机器逐步完善其机能之后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在世界文艺艺术史上的一个生动反映。
说到中国的公案小说，一些人认为与西方的侦探小说属同类，甚至误认为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有西方侦探小说的雏形。
实际上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是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文艺作品，它们在人物形象塑造、叙写特色、叙写破案方式和篇章结构处理等方面，都各有其独到之处。
一、“清官”ＶＳ侦探——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中国公案小说以写封建社会中的冤狱公案故事为主。
在封建社会，地方行政长官直接掌管司法大权，其审案方式总是州府县令端坐大堂，惊堂木一拍，即行逼供。
许多地方行政长官讯问被告人都采用“板子加棍子”的刑讯逼供审讯手段，冤案、错案不计其数。
比较文学：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第二节 中西小说的美学精神
小说美学，是以作品为基础，以理论为依托， 小说美学，是以作品为基础，以理论为依托，对小说这一文体进 行形而上层面的总结，从而确立小说的核心内涵。 行形而上层面的总结，从而确立小说的核心内涵。对中西小说美学 精神的探寻， 精神的探寻，将有助于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脱离浅层次的单纯对比 走向深入。 ，走向深入。 一、实与虚 （二）神话情结与浪漫主义 求奇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从志怪小说的“ 求奇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从志怪小说的“怪”到唐传奇 再到以后的神魔小说的出现， 的“奇”，再到以后的神魔小说的出现，显示出中国小说浓厚的神 话情结。 话情结。言奇与浪漫共同构成了中西小说最为精彩奇幻也最富有意 味的景观。 味的景观。 从源头上看， 中西小说的最早雏形都是神话。神话的产生， 1 、 从源头上看 ， 中西小说的最早雏形都是神话 。 神话的产生 ， 是原始先民求知欲望的结果。 是原始先民求知欲望的结果。 从对象上看， 小说是以普通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体裁。 2 、 从对象上看 ， 小说是以普通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体裁 。 好 奇心是人的天性之一，也是市民阶层最为显著的特征， 奇心是人的天性之一，也是市民阶层最为显著的特征，他们寄希望
比较文学精品课程
主讲人：张建华 主讲人：
第十二章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中西方恐怖悬疑小说对比浅谈
中西方恐怖悬疑小说对比浅谈摘要:谈起悬疑小说就离不开爱伦·坡与斯蒂芬·金这两位国外悬疑小说大家，近几年来中国悬疑小说创作中都有着西方悬疑小说的影子。
本文主要浅析中国悬疑小说与西方悬疑小说异同。
关键词:悬疑小说爱伦·坡中国引言有人说2000年是中国恐怖文学的起点，2005年是中国真正的恐怖小说年。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恐怖悬疑小说以成为我国娱乐读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今的恐怖悬疑小说更多的来源于网络文学，像蔡骏、鬼古女、天下霸唱、南派三叔这些作家都是先在网络上发表作品，而后被广大网友追捧，一夜走红。
在网络恐怖悬疑小说得到巨大成功后，各大出版商也看到了恐怖悬疑文学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前景，纷纷出版恐怖悬疑类的图书，各大书店畅销榜上也总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细细分析这些恐怖小说，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逃不开西方悬疑小说的影响。
在我国，出名较早的是鬼谷女在2005年出版的《碎脸》，蔡骏在2005年出版的《地狱的19层》，这两部小说吹响了中国恐怖悬疑文学的号角。
随后，2006年网络写手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小说陆续出版，迅速席卷全国，受到万千“灯丝”的追捧，紧接着南派三叔在2007年又出版了类似的小说《盗墓笔记》，同样备受关注，由此算是形成了独具我国特色的“盗墓系列”小说。
以上仅仅是近十年中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恐怖悬疑小说，从发展态势来看，以前我国的恐怖悬疑小说主要还是以模仿西方恐怖悬疑小说为主，不论是在人物设置、故事结构，还是在情节发展、意象代表上，都深刻的留有西方恐怖悬疑小说的踪影。
而“盗墓系列”小说中，最具突破的一点就是选材，以盗墓为背景，其中涉及的许多故事情境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但从故事整体架设、情节发展上来看，这些小说依旧保有西方恐怖悬疑小说的痕迹。
1 中西方恐怖悬疑小说中意象的运用在爱伦·坡的《黑猫》中，受到主人虐待的黑猫似乎是下了诅咒般，使得主人变得越来越残暴和疯狂，直至最后犯下杀妻之罪。
中西文化之悬疑小说
悬疑小说是以一个悬念贯穿始终并且解开 的小说，其内容和题材相对自由广泛，不 像恐怖小说通常都会有让人感到害怕的场 景和气氛，悬疑小说则未必要有。当然， 从更大的概念来说，恐怖小说也必然有悬 念，也可以被认作是悬疑小说的一个分支。 但是，无论悬疑小说还是恐怖小说，跟鬼 故事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一 个是小说，一个是故事。所谓小说，必然 要有情节、人物、环境的三元素，如果只 有情节那就是故事而不是小说。悬疑小说 是具有神秘特性的推理文学，可以唤起人 们的本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
关于悬念 什么是悬念？希区柯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 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 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 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 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 希区柯克，悬念电影大量闻名世界，其悬念小说比较注重故事的 发展过程，注重渲染各种气氛，让读者以更为紧张的心理状态去关注 小说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对人类的心理世界有着深刻的体悟为他们的 各种遭遇担惊受怕。悬念小说的最大特色，也就是与其他形式小说最 为不同之处，显然在于对环境气氛的渲染。 作家通过对环境特定场景的引起读者的警觉，继而不由得为小说 主人翁的处境担忧起来，总想尽早知道结局，总希望主人翁能摆脱困 境，憋在心里的一口气要待到水落石出后才能吐出，从而达到了作家 制造悬念的目的。 其实所谓悬念，就是要让读者兴奋起来，愿意将作品一口气读完。 通俗些的说法就是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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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时国萍
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大致对比
建筑文化
宗教文化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个大 方向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生活 与视界上带给我们的鲜明对比。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与历史价值-近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与历史价值-近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与转折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向中国旧的文学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引入和盛行情况，着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做评价: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因此，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开始大量融入中国，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
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
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巧,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
由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先进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
以推动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
小议中国20世纪武侠小说对近代西方侦探小说的接受
小议中国20世纪武侠小说对近代西方侦探小说的接受作者：贺雨微王天赵渊杰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2期摘要：西方侦探小说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的两种文体。
而侦探小说对武侠小说的影响特别突出。
在两类相似的文体中，侦探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为武侠小说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文试对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进行比较分析，发掘并阐释蕴涵其中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指向。
关键词：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文化精神西方侦探小说与东方武侠小说在东西方社会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两种文学作品。
拥有最多的读者，广泛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学发展中有着丰富而持久的表现。
它们的流行体现了一种大众娱乐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契合，同时对于社会深层原因具有不同表现手法，以及迥异的价值评判也表现出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
一、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相似性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的两种文体。
特别是西方一二战期间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与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以金庸古龙温瑞安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在对侦探小说的成功接受使其自诞生起至今，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语文化圈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相似性在于：两者往往都注重情节的安排和悬念的设置；一般都以惩恶扬善为主题，都以善恶之争和正邪之斗为主线。
首先，从类型上看都具有模式化的情节演变。
在中国学界有关于武侠小说的总结，如新派武侠的十五种核心情节推演：（1）仇杀；（2）流亡；（3）拜师；（4）练武；（5）复出；（6）艳遇；（7）遇挫；（8）再次拜师；（9）情变；（10）受伤；（11）疗伤；（12）得宝；（13）扫清帮凶；（14）大功告成；（15）归隐。
可见，从文学类型的角度看，这两种文学在东西方都属于类型化很强的文学样式。
其次，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学，塑造了两类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侦探与侠客。
他们的相似在于都以超乎常人的力量在主持正义，西方的侦探以理性和智慧在打击罪恶，中国的侠客则是以侠义精神和绝世武功在维替天行道。
一部西方文学作品和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平行性研究分析
一部西方文学作品和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平行性研究分析西方著名作家哈姆雷特震世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绝美爱情故事代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部东西方作品相隔数百年，相离万里，同样是描写男女主角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样是以男女主角为爱失去生命的悲剧为结局的同时，在许多同质表现下细细分析却可以发现两者存在的表现手法、人物形象特征、情节描写等等方面有许多差异。
本文就差异性和相似性入手，略作分析。
1、作品人物性格特征的差異性这两部作品的男女主角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西方作品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出了敢于表达自己情感，勇往直前，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形象，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热情与爱，两者之间的爱情充满了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敢于冲破世俗的枷锁。
这与当时作品所处在的文艺复兴时期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而相反的，东方作品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性格特征是含蓄的，内敛的，相比于浪漫的罗密欧而言，梁山伯显得木讷，连同窗三年都未曾发现身边的祝英台是女扮男装之身，而祝英台虽与梁山伯互相爱恋，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礼教下家族的束缚，最终还是服从于家族，下嫁他人，梁山伯深知自己的地位配不上所爱之人后抑郁而终。
二人之间为爱抗争其过程更加迂回曲折，充满了挣扎与妥协，服从于反抗。
这也体现了作品背后的时代性，处于封建社会，男女情感表露极为含蓄，这与直接浓烈的西方男女情感大相径庭。
2、文学作品美学意象的差异性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光明”这个词贯穿全文反复出现，太阳照射下灿烂的光芒实质上就是代表了男女主角之间炙热的爱情，而光明最终会战胜死亡也暗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爱情会战胜周围的黑暗。
作品美学意象上选择了光、星星等充满积极特征的事物，体现了西方对爱情等积极乐观的态度。
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故事最后的情节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化为两只白色的蝴蝶，最后以这种方式如影相随，越飞越远。
蝴蝶这一意向实质上是自由的化身，表达了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而这意向也充满了东方的诗情画意，把蝴蝶纳入到爱情的象征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