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因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
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
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进化和心理分析学的解释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人质为什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
浅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刑事法律与案例》结课作业——浅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061310418 王斌这学期的选修课选了刘耀彬老师的《刑事法律与案例》，一开始觉得有关法律应该是很无聊的课，但是事实上这门课还是很有意思的，有关一些罪行的判定也让我长了不少知识。
经过一学期的学习让我对法律和一些常见的罪行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第十周的课程中老师提到了“洛阳性奴案”，让人震惊不已。
案犯李浩十分残忍，毫无人性，但是案发后受害者似乎忘记了恨，还在警察调查中试图袒护李浩。
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体现。
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或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
这两名可能的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
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
据说，当中一名遭挟持的女性，后来与之前绑架她的一名绑匪，在他服刑期间与他订婚。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范围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争囚犯、乃至于娼妓、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
这项调查的结论是，如果符合某些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首先，受俘者必须真正感受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其次，在遭挟持的过程中，被绑的人必须辨认出绑匪可能施予一些小恩惠的举动。
【心理学】【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概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情结或斯德哥尔摩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指的是被绑架或虐待的受害者对施暴者产生情感依赖、认同甚至保护施暴者的心理倾向。
这一现象最初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被观察到，并因此得名。
此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成为了心理学、社会学及犯罪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2️⃣ 心理机制解析2.1 生存本能与依赖形成在极端情况下，如被绑架或长期虐待，受害者面临生命威胁时，其生存本能会驱使他们寻找任何可能帮助自己生存的途径。
施暴者，尽管是威胁的来源，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心中的“救命稻草”。
这种依赖关系的形成，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展的第一步。
2.2 认知失调与合理化为了应对这种极端的心理冲突，受害者往往会经历认知失调的过程。
他们可能开始合理化施暴者的行为，将其解释为出于某种正当原因或情有可原。
这种合理化不仅减轻了受害者的心理压力，还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施暴者的依赖。
2.3 情感转移与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可能对施暴者产生情感上的转移，从最初的恐惧和仇恨转变为同情、理解甚至爱慕。
这种情感转移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核心特征之一，它使得受害者愿意为施暴者辩护，甚至反对那些试图解救他们的人。
2.4 社会孤立与群体压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害者的社会孤立。
在被囚禁或虐待的环境中，受害者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无法获得外部支持和信息。
这种孤立状态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施暴者的控制，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施暴者行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预防与干预针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预防与干预，关键在于早期识别、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
3.1 早期识别对于潜在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受害者，应尽早识别其心理变化，特别是认知失调和情感转移的迹象。
这有助于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情况恶化。
3.2 心理支持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受害者处理心理创伤，重建自我认知和情感平衡。
生活习惯可以驯养论文
生活习惯可以驯养论摘要：使用左手为优势手的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他们有独到的思维逻辑，和生活习惯。
在当下社会中，以肢体习惯大多数群体为主流。
社会生产资料也是围绕着肢体习惯大多数群体而设计的。
惯用左手使他们面临特别的问题。
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称，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来分析人是可以驯养的。
从而证明改变人的习惯是有理论依据基础的。
关键词：生活习惯驯养；习惯；生理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6-0607-011 左利手的利弊1.1 人的身体非对称性:对于人自己来说，肢体习惯的依赖性从小就养成了。
从一点一滴的动作中，人体就造了后来对某一肢体的依赖性。
人们都习惯以某一肢体为优势劳动依赖。
比如大多数人用右手写字，用左手写就吃力了。
1.2 有用左手写字不吃力的人。
不可否认，左撇子对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中是以非左利手为主体的。
日常工作中的着手发起，差不多都是以非左利手为第一适应的。
比如人在写字章法，或者是吃西餐中的习惯都是和习惯使左手的人相冲突。
因此，在我们通常的平常生活中，很难找到完全没有被修改过的左利手。
他们或多或少的同化于大多数习惯的群体。
1.3 以左手为优势手的人的优势所在: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周围，有一些同事或朋友，以及其他认识的人，存在着以左手为优势手的习惯。
起始，因为人家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所以看着别扭。
总觉得他们不得劲。
然而，在特定的环境里，他们的非大多数群体肢体习惯，又起到了让我们难以达到的效果。
1.4 左手为优势者与大众的区别:和左手为优势的人一起工作过的人，如果你细心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思维大小和大多数群体肢体习惯的人，有或多或少的区别。
他们这类群体，对事物的认知和处理的态度有他们独到的方面。
1.5 只适应左手为优势手，不应盲从社会习惯:由于以左手为优势的人很多习惯都和其他人格格不入，这就应该建议他们改变自己从众社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概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目录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定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经典案例进化和心理分析学的解释电影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电视剧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邪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定义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此外，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但由于情节较轻，不被重视。
通常有三个特征： 1、受害者感到害怕，产生严重的心里恐惧。
2、受害者最终安全的离开，没有实际的身体上的伤害。
3、受害者对于类似情况始终不知所措。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人类已被驯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类已被驯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悲伤的梦来自浪潮一九八四00:00 05:23 因为长时间的受暴，而对施暴者产生依赖心理，这种心理症状叫做斯德哥尔摩群候症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并对着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晚会）开始了。
”有三男一女被绑架，并被扔到地下室里。
6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
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匪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还让他们相信绑匪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绑匪没有打死他们，没开枪，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不但如此，绑匪还给他们食物吃。
在人质心中，这几个绑匪一下子就变得像神一样了。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他们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甚至绑匪喜欢的，他们就喜欢；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
导致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甚至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
还有一名人质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匪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匪辩护的基金会。
于是，这个病名就产生了。
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群候症中的心理症状，必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并且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做。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这是最关键的条件。
比如在你绝望的情况下给你帮助。
第3：除了他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会让你得到，你被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的心理症状。
中国人的症状有感于近期洛阳'性奴'案,6个女子被罪犯囚禁在密室中长达2年时间，受尽折磨。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几个女子合力反抗,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轻易制服甚至杀死剥夺她们权利的人,而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
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这是最关键的条件。
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进化和心理分析学的解释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人质为什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如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美国的“共生解放军”绑架，最后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参于抢劫银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Capture-bonding（英文）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
被驯养的人——斯德哥尔摩（Stockholmsyndrome）
被驯养的人——斯德哥尔摩（Stockholmsyndrome）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
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
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
更为离奇的是，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
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6年6月27日，10名恐怖分子劫持法航139航班并扣押106人为人质的事件。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特种部队奔袭四千公里发动了恩德培行动，使103名人质获救。
劫持过程中，留给人质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
有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
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2005年5月14日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应邀在哈佛大学, 燕京“中国论坛” 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演讲。
演讲中他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如果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温柔的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你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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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08-11-2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济观察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张轲风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
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
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
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
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
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
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
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
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
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
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
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
”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
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
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
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的社会。
在专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
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
不妨我们一一对照：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
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
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
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
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
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
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
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
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
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
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
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
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的社会体制下，专的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
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
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
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
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
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
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
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
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
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
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
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
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
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
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
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
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
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以成败论英雄。
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
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
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
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
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
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