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文献综述范文

一、关于荷马《伊利亚特》的研究综述

研究综述

《伊利亚特》，又名《伊利昂记》，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由行吟诗人荷马编订成口头史诗，因此它通常和《奥德塞》一起，被称为荷马史诗。此作由学者用文字写定于公元前6世纪。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较早，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都曾表言立说。在我国，《伊利亚特》于20世纪20年代引起人们的关注。1924年1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最早介绍《伊利亚特》。此后，文坛出现《伊利亚特》的复述本，如开明书店出版的《伊利亚特的故事》（谢六逸译）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依利亚德》（高歌译）等。现有傅东华译本、罗念生和王焕生合译本、陈中梅译本等。

一、关于史诗的思想内容

《伊利亚特》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不少评论文章从文本出发，对此作了多侧面的研究。如邓启龙的《读荷马史诗》一文指出，《伊利亚特》的思想内容包括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对理想英雄的歌颂、对劳动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流露等。

《伊利亚特》的战争观念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之一。张世君的《论〈伊利亚特〉的战争观念》、唐四艳的《〈伊利亚特〉战争观的成因及其美学意义》、石昭贤的《荷马史诗的思想倾向》和王阳的《荷马的眼光：一个特例》等文章均谈及史诗描写的古希腊时期的战争。他们认为，《伊利亚特》是世界文学中有关军事题材的第一部巨著。它在精美的神话外衣的掩盖下，反映了迈锡尼文化后期发生的特洛亚战争。史诗对于参战的双方都热情歌颂，不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刘连青在《〈伊利亚特〉的道德意识——兼谈荷马对战争双方的态度》一文中认为，荷马偏爱于希腊联军而憎恶于特洛亚方面，当然他的爱憎是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的渗透出来的。

刘连青等人的文章还涉及了《伊利亚特》中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刘文认为，从家庭和夫妻关系上体现的道德意识是这部史诗中“现实主义色彩最为浓厚、思想意义最有价值的部分。”潘一禾的《爱欲和文明的冲突——荷马笔下的帕里斯与海伦》一文从独特的视野出发，指出《伊利亚特》中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荷马不仅通过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等民族英雄的功勋战绩，高歌国家的荣誉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且在对帕里斯和海伦爱情的悉心描述中，咏叹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真挚恋情。”

二、关于史诗的艺术特色

与《伊利亚特》的思想内容相比，它的艺术特色是更具魅力的部分。马克思认为它作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享受”，杨宪益先生认为它具有“阳刚之美”。研究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史诗中的人物形象。研究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这两个形象上。李忠星在《〈伊利亚特〉浅论》中认为，阿喀琉斯强悍任性、英勇善战而又自私残忍；赫克托耳刚强勇敢，指挥精明，但是他的品性也不是统一的。因为赫克托耳“建立武功，是要为他自己和父亲赢得‘光荣’。”麦永雄在《英雄符码及其解构——荷马史诗三位主要英雄形象论析》一文中写道，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古代英雄。赫克托耳富于理性、襟怀大度，以群体利益为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阿喀琉斯感情冲动、心胸狭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率直任性。赫克托耳让人们感到人性的温情和命运的无奈，阿喀琉斯使人们体味到战争的残酷和昂扬无羁的独立精神。赫克托耳悲壮赴死要比

阿喀琉斯的取胜更为感人，但是阿喀琉斯从悲剧面具下隐然露出的同情心是古希腊英雄符码的形象诠释。

史诗中的基本冲突。肖锦龙指出：“希腊与特洛亚之间的外部战争和希腊阵营中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内讧构成了《伊利亚特》内外两个基本冲突。希腊人的内部纷争引起外部战争局势的变化，特洛亚和希腊的外部矛盾的发展又引起内在冲突的转变。内外冲突互为因果、交相发展，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作品博深的社会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都在这两个基本冲突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层次安排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因此应该说，深刻理解《伊利亚特》的两个基本冲突是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关键。”都本海的《〈伊利亚特〉两种重要冲突浅叹》和程艳杰的《〈伊利亚特〉冲突的系统构成及其作用》也都针对这两个基本冲突展开了研究。

史诗的风格和情节结构等。罗念生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一文中谈到了《伊利亚特》的紧凑、完整的布局，朴素自然、清晰流畅的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象比喻。魏善浩在文章《试论荷马史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里指出，《伊利亚特》的魅力在于质朴粗犷的真实性和天真烂漫的幻想方面的结合，也即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甘运杰的《论荷马史诗的情节结构艺术》，从史诗情节的整一性、丰富性和生动性的有机结合出发，探索《伊利亚特》的基本特点。他的《论荷马史诗比喻的艺术特征》一文，则是围绕荷马史诗比喻的三个艺术特征展开，即丰富多彩、富于多样性，贴切生动、富于形象性，新鲜奇特、富于独创性。

三、关于史诗的比较研究

上述研究分别围绕着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展开，但也有不少学者同时从这两个角度切入，如杨宪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塞〉》、李赋宁的《荷马和他的史话》、李广熙的《漫话荷马史诗》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伊利亚特》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运用比较的眼光进行探讨和分析。

例如，杨纯的《〈离骚〉与〈伊利亚特〉》一文比较了这两部作品的异同及历史渊源，各自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向秦在文章《民族史诗与民族性——〈苗族史诗〉和〈伊利亚特〉比较研究》认为这样的比较研究有独特的价值：“《苗族史诗》和《伊利亚特》在内容主题、塑造主题和表现风格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与战争、尚义与尚勇、求真与求美；由这些表层文化差异入手作深层探讨，对研究不同民族的民族史诗、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王素敏的《异曲同工绘史诗——〈伊利亚特〉与〈蒙古秘史〉比较研究》指出，这两部史诗都是以史实为依据，以美女为引线，以神话为外衣，主要歌颂的对象都是英勇善战的英雄。它们共同反映了人类由原始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部落之间的战争的掠夺性质，以及人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朱迪光的《〈封神演义〉与〈伊利亚特〉》与孙宏的《言史诗不必称希腊——荷马史诗与〈尼伯龙根之歌〉的一致与差异》、吴瑞裘的《〈伊利亚特〉和〈诗经〉中的至上神比较》等也从不同角度作了比较研究。

参考材料

1、甘运杰：《论荷马史诗的情节结构艺术》，《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罗念生：《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

3、肖锦龙：《〈伊利亚特〉的两个基本冲突纵横谈》，《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

4、吴瑞裘：《〈伊利亚特〉和〈诗经〉中的至上神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

5、向秦：《民族史诗与民族性——〈苗族史诗〉和〈伊利亚特〉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唐扣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