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
16级医学伦理核心内容总结
道德的特点：相对稳定性，主体规范性，社会层次性，利己为他性功能：认识，调节，教育，评价，平衡医德特点：实践性与稳定性，继承性与连续性，全人类性和阶级性作用：维护人的健康，协调医患关系。
规范医疗行为，增进社会文明。
医际关系：平等和尊重，帮助和信任，协作和监督，学习和竞争。
中国传统医德：仁爱救人，一心赴救。
廉洁正直，行为端庄。
惊研医术，一丝不苟。
不分尊卑，一视同仁。
尊重同道，谦和谨慎。
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应用准则：知情同意，医疗最优化，医疗保密医学道德规范：以人为本，践行宗旨。
遵纪守法，依法执业。
尊重患者，关爱生命，优质服务，医患和谐。
廉洁自律，恪守医德。
严谨求实，精益求精。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乐于奉献，热心公益。
医德教育：提高医德认识，陶冶医德情感，锻炼医德意志，树立医德信念，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特点：实践性，长期性，多样性原则：读与悟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统一。
提高方法：认真学习，明确标准。
躬亲实践，践行医德。
持之以恒，做到“慎独”（坚定信念，加强监督，反躬内省）评价标准：医疗人员的医疗行为是否有利于患者的康复或疾病的缓解和根除。
人类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医学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评价依据：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有效原则，最佳原则，一致原则，社会原则）评价方式：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评价方法：定性评价（社会评价，同行，自我）定量评价（四要素评价法，百分制，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管理：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性，实践性，导向性，可评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完善评价的组织体系和操作程序医患关系性质：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信任托付的契约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价值关系医患纠纷形成原因：医疗机构管理问题，医务人员的技术问题，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责任心问题，医务人员不正之风问题，满足患者需求问题，患者求医缺陷问题，医疗卫生市场化问题医患关系伦理原则：互相尊重和平等协作。
中国医学道德的优良传统
中国医学道德的优良传统
中国医学道德源远流长，以其独特的优良传统而闻名于世。
这些传统是医生们多年来积累的宝贵财富，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也体现了医学伦理的核心原则。
中国医学道德强调患者至上。
医生们始终将患者的健康和福祉放在首位，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无论是诊断、治疗还是护理，医生们都以对患者的关爱和关注为出发点，尽力保障患者的权益和利益。
中国医学道德注重诚信和廉洁。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关系是医学伦理的基石。
医生们在诊治过程中必须保持诚实守信的态度，不得隐瞒真相或误导患者。
同时，医生们也要远离贪污腐败和不当行为，保持公正、廉洁的职业操守，以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中国医学道德强调患者尊严和隐私保护。
医生们在与患者交流和治疗过程中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和决策，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需求。
同时，医生们也要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不得泄露患者的个人信息，确保患者的权利和隐私得到妥善保护。
中国医学道德强调医者的责任和使命感。
医生们要始终保持对医学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和专业水平。
同时，医生们也要积极参与公共卫生事业，为社会健康做出贡献。
他们要
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患者的健康和幸福贡献力量。
中国医学道德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医生们多年来的智慧和经验。
它们不仅是医学伦理的基石，也是医生们为患者服务的宝贵财富。
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让医学伦理在中国医疗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医学伦理学
救死扶伤，忠于医业 钻研医术，精益求精 一视同仁，平等待患 慎言守密，礼貌待人 廉洁奉公，遵纪守法 互学互尊，团结协作
医学道德规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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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患关系道德
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者与患者的关 系。 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以医务人员为一 方的群体与以患者及其家属等为一方 的群体之间的医疗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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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患关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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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医学道德的优良传统
1. 仁爱救人，赤诚济世的行医宗旨 2. 不图名利，清廉正直的道德品质 3. 普同一等，一心赴救的服务态度 4. 尊重同道，谦和不矜的医疗作风 5. 注重自律，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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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希腊的医德起源与传统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希 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对 医生之间、医患之间的行为准则作 了较系统的阐述。对医德理论的创 立和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称为 世界医德史中的一部经典。
医学伦理学
第二章
一、伦理学概述
伦理学亦称道德哲学，是哲学的一 个分支，是关于道德伦理现象及其理 论的学科。
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 成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用善恶标准 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 传统习俗为指导，调节人与人、人与 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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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医学道 德思想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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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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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医患冲突的化解 1. 医患纠纷的化解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患纠纷应当通过医患沟通来化解。在医患纠纷 的化解上要求医生承担更大的责任 2. 医疗事故的处理 由医疗事故引发的医患纠纷，应该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行 处理。处理这类纠纷，应该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 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论文
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论文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传统医学。
传统医学是指古代的医疗知识和实践，传承于人类文化中的各种民族和地区，被视为人类智慧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相当悠久，它不仅仅是一些古代的治疗方法，同时也涉及到医学道德以及医学伦理观等问题。
在传统医学中，医学伦理观是非常重要的。
医学伦理是指在医学实践中引导医生和医学从业者进行决策和行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
这些准则和价值观的目的是确保医生和医学从业者在医疗活动中遵守道德和伦理规范，并促进他们以公正、诚实和责任感来处理各种困难和冲突的情况。
在传统医学伦理观方面，最为常见和重要的准则是敬重患者。
这意味着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权利和尊严，并尽量减少对患者造成的伤害。
而在现代医学中，这一准则也始终被重视，进而演变成“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患关系模式。
这种关系模式必须考虑病人的观点和需求，并保持对病人隐私和知情权的尊重。
此外，在传统医学中，还有一个重要准则是治本不治标。
这意味着医生需要强调治愈疾病的根本原因，而不只是解决症状。
在传统医学中，医学伦理观还包括对自然界的敬畏。
根据传统医学的理论，自然环境是可以治愈疾病的关键。
因此，医生和医学从业者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以确保他们在采取治疗和预防措施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并不断尝试和利用自然界的资源来治疗疾病。
此外，传统医学中还有多种其他医学伦理准则，例如诚实、正直和责任感。
这些准则的重点是强调医生在诊断、治疗和保健方面的责任，以及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所做出的要求。
因此，传统医学的实践需要医生和医学从业者牢记这些准则，以确保他们所有的医疗工作都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
总体而言，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与现代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相似，但略有不同。
然而，无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差异如何，敬重患者、治本不治标以及对自然界的敬畏都是两个领域的医生和医学从业者必须遵守的基本伦理准则。
因此，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互补充的背景下，这些准则可以作为引导医生和医学从业者进行决策和实践的基石。
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1.3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
1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医学伦理学的传统伦理模式
医学伦理学的传统伦理模式在医学伦理学的世界里，大家知道吧，那可真是个五光十色的舞台。
你看，有的时候，医生就像是超级英雄，穿着白大褂，手握听诊器，面对病人时仿佛有着无所不能的力量。
但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背负着厚厚的伦理包袱，真的是压力山大。
比如说，咱们说的传统伦理模式，其实就是一个“做对的事”的指南。
就像古语所说，“行善积德”，这可不仅仅是个说说而已。
咱们先聊聊最常见的“医患关系”吧。
大家都知道，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沟通，简直是门艺术。
病人来就医的时候，往往带着一肚子不安，甚至还有点紧张。
医生如果只是一味地用专业术语讲个不停，病人能听懂多少啊？就像一块石头掉进水里，只有“咕咚”声，没个回音。
哎，这个时候，医生如果能用点幽默，或者说几句通俗易懂的话，病人心里那块大石头可就轻了不少。
试想一下，医生说：“放轻松，咱们这儿不是拍电影，不用演戏。
”这简单的一句话，顿时让病人的紧张感少了很多。
再说说“知情同意”这一块。
听上去高大上，其实就是让病人明白治疗方案。
咱们可不能把病人当成一张白纸，任由医生在上面随意涂抹。
你想想，要是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接受什么治疗，结果却像坐过山车，心里那个忐忑呀，真是难以形容。
医生要把复杂的医学信息，化繁为简，就像把一碗牛肉面，变成简单易懂的“好吃的面”，让病人能够接受。
就像邻居大妈说的：“心里明白，肚子也踏实。
”再来说说“公正”这个问题。
医生们可不能只关心某些特定的病人，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得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
想想看，要是有个小孩和老爷子同时来急诊，医生不能因为小孩脸上有个可爱的笑容，就把老爷子搁一边。
这就像打麻将，大家都得公平对待，才好玩。
即使有时要作出艰难的选择，但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确保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关照。
然后咱们再说“非恶意原则”。
这其实就意味着，医生在治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伤害病人的意图。
就好比是在厨房做菜，刀子用得好可以切菜，用得不好可就容易伤人了。
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历史渊源与医学伦理
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历史渊源与医学伦理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它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体系，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作为医药学的代表，中医在中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之久，并且作为一种独特的医学体系，它将疾病看作是人体的内部平衡失调，通过调整内部的生理和心理，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历史渊源。
我国古代医药学源远流长，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之前的殷商时代，从那以后，就有了一部分医学性质的文献出现。
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华佗、李时中赛海等人相继出现，他们通过严密的研究和实践探讨，搭建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此后，各个时代的中医名医不断围绕中医理论进行研究，使它不断繁荣发展。
同时，我国古代药物学与医学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之间互相交织、相互影响，这种关系通过医药学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明确。
随着战国时期的名医们的突破性研究，许多药物在其实践中被所发现或加以应用，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药物系统。
从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来看，经验是医药学繁荣的关键。
中药也是如此，基本都是通过不同的场合和实践而成的。
有时药物的研究是从一些恶劣环境中的草木中而来，比如说有一种风流病的乡村，由于当地治愈这种病的祖传秘方，在周边相邻的村落中不乏文秀之士，但他们都不知道怎样治愈这种病。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寻找这种祖传秘方，即便那些治疗方法充满这样或那样的风险。
这增强了人民对中药治疗的信任，从而推动了药物的普及和发展。
当然，中国古代医药学也有其缺陷，其中一些缺陷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医学界关注的课题。
这些缺陷都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例如，中医有时会运用用动、植物的皮、肉、骨、骨髓、角、黄牛黄、熊胆等来代替人体器官强调治病的效果。
尽管他们治疗了一些疟疾，痔疮，关节炎，低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他们却要用猴头、蛇头、蝎子、蜈蚣和肉毒杆菌毒素等代替人体中药成分，使得治疗效果不尽人意。
这种缺陷的存在已经引起人们对中医伦理的深刻思考与探索，试图找出新的更合理的医疗方案。
中西方医学伦理原则的比较
02
西方医学伦理原则
西方医学伦理原则 自主原则
• 病人有自我决定权：自主原则是指在医疗过程中，病人有权自 我决定接受或拒绝任何治疗、检查或护理。医生必须尊重病人 的自主决策，并确保病人充分了解其病情和治疗方案。- 尊重 病人的选择：即使医生认为某种治疗方案对患者最为有利，如 果病人坚决拒绝，医生仍应尊重病人的选择。在紧急情况下， 医生可以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来保护病人的生命健康，但必须 事先告知病人并取得其同意。
关注未来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医学伦理原则也需要不断发展 和完善，以适应新的挑战和需求。
06
中西方医学伦理案例研究
案例一：安乐死在中美两国的伦理争议
• 总结词：安乐死在中美两国的伦理争议主要涉及生命价值 、死亡权利和医学职责等方面的考量。
案例一：安乐死在中美两国的伦理争议
详细描述
案例三：艾滋病患者的中西医疗护伦理探讨
要点一
3. 美方观点
要点二
4. 争议焦点
在美国，艾滋病患者同样享有隐私权和患者权利的保 护。美国强调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和隐私权，同时也重 视社会对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
中西方的艾滋病医疗护伦理探讨主要涉及隐私保护、 患者权利和社会歧视等方面。中国更强调保护患者隐 私和提供支持，而美国则更注重患者权利和自主权。
西方医学伦理原则 自主原则
公正原则- 公平对待每一位病人
公正原则是指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公平对待每一位病人，不因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等因素而歧视或排斥任何病人。所有 病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医疗待遇和权益。- 按需分配医疗资源
西方医学伦理原则 自主原则
公益原则- 维护社会公益
公益原则是指医生在医疗活动中应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医生应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不谋取个人 私利，并积极参与公共卫生事业和社区医疗服务，为改善和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做出贡献。- 合理利 用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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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作者：黄萼华作者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百色533000)《时珍国医国药》> 2009年1月20卷1期【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
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
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
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
”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 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
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
”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
”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
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
”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
”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
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
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
“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
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
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
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
仁人君子必笃于情。
”“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
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
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
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
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
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
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
《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
《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
”《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
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 “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
《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
”《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
《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
”《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
《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等等。
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
《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
“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
“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
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 朴素的生命质量观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
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
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