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

礼制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摘要：礼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约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

它带有强制化、规范化、普遍化、世俗化的特点，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深深地制约着活动的诸多方面。

本文主要阐述了礼制对中国古建筑的深远影响。

这些表明，礼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约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

《易传》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左传》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其核心是宗法和等级制度，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都存在着等级森严的人伦关系。

在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礼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

这个被提得极高的尊卑意识、名分观念和等级制度，不仅贯穿于人际的政治待遇、社会特权、家族地位，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

在建筑方面，它成了传统礼制的一种象征与标志，大到城市、建筑组群、坛庙、宫堂、门阙、庭院、台基、屋顶形式、建筑面阔和进深，小到斗拱、门钉、装饰色彩等，都纳入礼的规制。

辨尊卑、辨贵贱的功能成了建筑被突出强调的社会功能。

从周代开始，已经出现了建筑的等级差别，以下将分为几个方面阐述。

一、城制等级
《考工记》记述了西周的城邑等级，将城邑分为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和宗室与卿大夫的都城三个级别，规定王城的城墙高九雉（每雉为一丈，共高九丈），诸侯城楼高七雉，而都城城楼只能高五雉。

三个等级的城邑的道路宽度也有规定，王城的经涂（南北向道路）款九轨（九辆车的宽度），诸侯城的经涂按王城环涂（环城的道路）之制，宽九轨，都城道路宽五轨。

到汉武帝时，《考工记》补作《周礼。

冬官》成为儒家经典，这种营建制度的等级观念自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组群规划等级
唐朝的《营缮令》中规定：都城每座城门可以开三个门洞，大州的城正门开两个门洞，而县城的门只能开一个门洞。

这是建筑组成和建筑布局上的等级要求。

诸如“天子五门”，“前朝后寝”，“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等，都属于这类等级的限定。

四、单体建筑
在单体建筑中，等级制突出地表现在间架、屋顶、台基和构架做法上。

《明会典》中规定：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中堂七间，后堂七间；一品、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官，后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

《礼记》记载：“天子之堂九尺，诸侯启齿，大夫五尺，士三尺。

”这里的“堂”，指的是“台基”。

这说明台基的高度很早就列入等级限定。

台基中衍生出一种高等级的须弥座台基，用于宫殿、坛庙、陵墓和寺庙的高等级建筑。

须弥座台基本身又有一重、二重、三重的区别，用以在高等级建筑之间作进一步的区分。

屋顶的等级限制十分严格，从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庑殿、歇山、攒尖、悬
山、到最低等级的硬山顶，形成了完整的等级系列，对于不同建筑的等级面貌，起到了十分触目的标志作用。

结构形式和构造做法也被纳入等级的限定，在宋《营造法式》中主要表现在殿堂结构与厅堂结构的区分，即殿堂、厅堂、余屋、亭榭四类，殿堂等级最高，厅堂、余屋依次减低；它们在规模大小、质量高低和结构形式上都有区别。

在清《工程作法》中，主要表现在大式做法和小式做法的区别，把这两种做法作为建筑等级差别的宏观标志，然后在大式做法中再细分等次；这两种做法不仅在间架、屋顶上有明确限定，而且在出廊形制、斗拱有无、才分规格和具体构造上有一系列的区别。

等级的限定深深地渗透到技术性的细枝末节。

五、装修。

装饰色彩等级
等级制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

甚至对门上的零件——门环，也硬性规定了铜环、锡环、铁环三级，按等级采用。

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

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

五、影响：
最突出的两点：
一是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形制化。

不同类型的建筑，突出的不是它的功能特色，而是它的等级形制。

凡是同一等级的建筑，就用同一形制。

如太和殿、乾清宫、太庙正殿和明长陵祾恩殿，建筑性质各异，基于等级的最高体制，用的都是重檐庑殿顶。

二是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度程式化。

严密的等级制度，把建筑布局、规模组成、间架、屋顶做法，以致细部装饰都纳入等级的限定，形成固定的形制。

这种固定形制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使得建筑单体以至庭院整体越来越趋向固定的程式，整个建筑体系呈现出建筑形式和技术工艺的高度规范化；程式化、规范化保证了建筑体系发展的持续性、独特性，保证了建筑整体的统一性、协调性，保证了建筑普遍达到不低于规范的标准水平。

但是也成为建筑发展的枷锁，严重束缚了建筑设计的创新和技术的革新，加剧了中国建筑体系发展的延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