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近年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

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全球ＧＤＰ的平均增幅接近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

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

直至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３日，ＩＭＦ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问题展开热议。

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

１９５８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首次超过５０％，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

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

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

自１９７１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

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

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
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

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

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

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４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

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二、中国应如何应对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

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

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

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因此，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

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

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

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的趋势。

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