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家风的内涵及发展

三苏家风的内涵及发展孙开中严格来说，三苏是唐朝移民在眉山的后代。

苏洵《族谱后录上篇》交代得十分清楚：“其子孙遂家于赵郡，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

味道，圣历（698-699）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

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

自是眉始有苏氏。

”到宋真宗大中祥符雨季年（1009）苏洵出生，日渐平民化和土著化的苏氏已扎根眉山土地三百余年了。

三百余年间，苏氏在眉山的业态和生态，按苏轼自己的说法为“余本田家（见《东坡题跋》卷五）和“世农”（见）《题渊明诗二则》）。

其曾祖父苏杲（găo）”“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与爱，与朋友笃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见苏洵《族谱后录下篇》）。

由此可见，苏轼曾祖父苏杲本是当地一位非常讲究儒家孝、悌、信等道德观念的农民，他老实本分，乐于助人，不图虚名和回报，更不贪图意外非分之财，在当地很受人尊敬。

考察三苏的家风，由于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植根于农耕文明的家训家风，始终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主线而发展和升沉起落。

考察一个家庭的家风，既看代表人物的历史，更看现实的表现和社会反响，以及对后人和后世的影响。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民家训》和成书于明末清初之际的《朱子家训》，可作为家风家训著作的代表。

三苏的家训家风不同的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特色，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相互融合贯通映衬和支撑。

这就决定了三苏家训家风的丰富性和闪光点。

兹分述如下：一、家行仁孝早在至和二年（1055）九月之前，三苏父子尚未赴京城参加科考和荐举，苏洵在眉山完成的《苏氏族谱》时族谱的功用说得非常明白：“鸣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几百年间，苏氏先辈和子孙，无论男女老思，都严格奉行了孝悌（tì，同“弟”）之道，这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是尚处于民平阶层的苏氏家族的立身之本，应予充分肯定和传扬。

关于苏洵本人的作用，后来苏轼在他著名的诗作《异鹊并序》中高声赞美道：“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很显然，在家庭生活中，苏洵是身体力行，说话管用的，他倡导“仁孝”，创立了苏氏族谱，以《苏氏族谱亭记》的文字里看出，他还主持过眉山苏氏宗族的祭祀活动。

苏轼的诗作《异鹊并序》，客观上展现了三苏家风的内容和出奇的效果。

“仁”的思想和学说本是孔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他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见《论语·学而第一》）孝于宗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

苏洵提倡“仁孝”使苏氏子弟（包括作者苏轼），由爱人而延及爱物，主动饲鸟护鸟，获得鸟的信任而依恋不止，诗中苏轼委婉表示，有无爱心，是为官者作“循吏”或“酷吏”的分界线。

孔子认为，实毯子孝，也就是“为政”，实现了仁的基本要求。

苏洵一生行事，时时处处讲究和坚持“仁孝”，让苏氏大家族都重要伦，讲道德，亲密合谐。

从苏家的父子、兄弟、夫妇、宗族、邻里关系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到这一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仁孝”正是宗王朝提倡的主流意识，皇帝赵祯便自名“仁宗”，苏轼兄弟当年参加科考的题目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忠厚，实为仁厚。

三苏“仁孝”的家风与朝廷宣扬的仁爱、仁政等观念高度契合。

家风影响世风，反过来，世风也会影响家风。

优良的家风形成以后，对家庭成员和后代子孙的思想行动一直会产生熏陶规范作用。

促使三苏一家由平民向官宦人家转化和家风重点转移的关键人物，无疑是苏轼祖父苏序。

苏序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逝世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他是苏杲九个儿子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活了七十五岁。

《昨非庵日纂》有言：“东坡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

有一异人频受施舍，因谓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贵，惟君所择。

’道人曰：‘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

’于是，偕住眉山，指示其处。

命服一灯燃之于地，有风不灭。

道人以葬母。

”如果去掉笔记中的迷信色彩，则表明苏序这位宋朝初年相对富裕的农民，除了继承和保持苏氏千百讲求孝道、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之外，已经暗下决心，要把子孙不失时机地引上读书做官的康庄大道。

用当时民间的一般说法就是舍富而求贵。

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历五代十国，中原大地的战乱和分裂局面持续达百年这久，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志在统一天下的宋朝。

由于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赵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潮流、争取民心的政策。

在平定“二李之乱”（李筠、李重进）解决新王朝与后周旧臣的矛盾后，为避免分裂局面再次出现，即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收回了兵权，巩固了皇权。

在政权建设方面，宋王朝建立之初，便大力推行隋唐以来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鼓励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改善国家机器，扩大了统治的基础。

客观地讲，这种由乱思定、由定思治的愿望成了北宋早中期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

一直热衷于读书做官偏偏条件受限尚滞留在眉山的苏洵，无意中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洵闻之，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

及其后，僭（jiàn）伪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

是从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

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官于朝。

”（见《族谱后录下篇》）按说，苏序本人的文化水平有限，甚至“不好教育局”，但他具有丰富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知识，性格豁大度，口才好，写类似顺口溜的诗歌达数千首。

他是一位远见卓识、行动大于语言的农民。

他有三个儿子，长曰澹，次曰涣，少曰洵，欧阳修《故霸州文字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介绍：苏澹、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只是苏澹“不仕，亦先公卒。

”（见苏轼《苏廷评行状》）看来，苏序是一个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成功人士，后来苏轼怀着钦佩的口吻称赞他：“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

及涣以进士得官而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

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

然轼之先人少时独不学，已壮，犹不知书，公未尝问。

或以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儿当忧其不学耶？’然而，果自愤发力学，卒显于世。

”（同《苏廷评行状》）由于苏序的具体诱导，眉山苏氏一家全力以赴地踏上了科举求仕的道路。

当时眉山的诗书风气相当浓厚，宋《谯楼记》如此描述：“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之献为重。

”入宋以来，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逐年递增，甚至呈井喷式增长。

天圣二年（1024），苏涣进士及第；嘉佑四年（1059），苏蜀也因人荐举而终于踏上佳作。

众所周知轼、辙科举高中的情况，其实苏涣三个儿子中，不欺、不疑问、两人也进入了官场。

孔子说过：“父在，观其志；你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见《论语学而第一》）又表示：“孝慈，则忠”（见论语·为政第二）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苏氏家族特别是三苏，一代一代奉行“仁孝”，事迹典型突出，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有志兹世古往今来，每个人都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中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扮演历史分配的角色。

对现实世界的态度，直接反映出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嘉祐元年（1056），三苏父子满怀希望和激情地赶到京城应试和应荐。

苏洵《上富丞相书》公开表示：“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

”他在《上余青州书》里又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有志于当世”，看来是苏洵一以贯之的思想，不管现实让自己有多少遗憾和不如意，但他始终乐观，永远对现实世界充满希望和自信。

他的这种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影响到程夫人和两个儿子，直接转化为三苏一家事业和人生都能走向的宝贵家风。

实话实说，苏轼的成长有过曲折波澜，看来他的启蒙老师道士张易简对他有过终生的影响。

绍圣三年（1096），他给苏辙的女婿王痒有这样的私房话：“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与王痒》）说明少年东坡身上有一股不可忽视的野性，和对家庭教育的抵触和反抗。

几乎同时，他在《与刘宜翁使君书》所述更令人深思：“轼龆（tiáo）龀（chèn），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huàn），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

”苏轼换牙阶段，正在道士张易简主办的乡校启蒙读书三年，从那时起就一直艰道至今，能说与张易简没关系吗？苏洵、程夫人夫妇是如何配合教育轼辙兄弟的呢？苏辙去世前一月（政和二年九月，1112年）写的《坟院记》说：“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看来程夫人如果社会允许的话，是有志于走向社会甚至参加朝廷科考的。

只因年老，夫妇二人才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事实证明：这种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收到了实际效果。

对少年苏轼的思想行动起到了约束匡正的作用。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另道：“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待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成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比冠，学道经史，属文日教千言。

”两则材料，精神一致，都是用言教、身教、启发教育的方式，统一家庭的走向和奋斗目标。

在“有志兹世”的家风影响下，可以看到轼、辙兄弟特别是苏轼的觉悟和进步。

三苏“有志兹世”家风的形成，自然不同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

大宋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与当时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施展抱负的机遇。

苏洵《族谱后录下篇》对唐末五代处于国家分裂割据下“贤人”的动向和心态作了阐述，那时虽然科举制仍在实施，但知识分子们避之而唯恐不及，更不愿与不足辅的封建割据军阀势力同流合污。

而大宋王朝建立以后，大兴文教，制定了一系列笼络、尊重、甚至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保持了连续性。

在宣传舆论上，宋真宗甚至发布了鼓吹“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劝学诗》，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以文治国、读书求官的亢奋状态。

而苏涣、程浚等亲族的科考成功，更增添了三苏父子的热情和信心。

尽管三苏父子面临的大宋王朝在运转近百年后，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但最高统治者已经觉察和认识，只是尚未找到比较稳妥的改革办法。

就三苏父子的社会理想和知识结构而方，他们绝非只为个人私利而蝇营狗苟的可怜虫，而是一心想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帝王师，比如董仲舒、贾谊之类的人物。

世风孕育家风，家风影响世风，三苏一家“有志兹世”的家风，又推动三苏一面世，就满怀热情地拥抱大宋朝这个表面升平而实际上问题丛生的世界。

主动为它诊疗，提出稳健的改革方案，从而为民谋利，为国尽忠。

宋代与三苏大致同时的唯物主义理学家张载（1020—1077）曾许下他的伟大志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如果联系三苏一切作为综合考虑，“有志兹世”的三苏父子正好体现了这样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