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四个陷阱
中国社会发展的六大“陷阱”与三个定律
第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和“去全球化”风险上升。
第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面临的国内挑战：
第一，全要素生产力显著下降，主要表现就是利润总额和增幅 显著下降。 第二，货币信贷资金运用效率和资金流通速度显著下降。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边际效果下降。
第四，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信心不足，这可能是我国经济所面
福利社会陷阱
一些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贫富不均、社会收入差距 拉大的趋势，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的制约，过早地 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财政赤字过大、国内 外债台高、就业率下降，进而引发高额通货膨胀、债务危机、金 融危机、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照搬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
第五，文化精神迷失方向，社会价值观日益单一化、极端化、 情绪化、表象化。
第六，“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贫困性增长
陷阱”——你生产越多，出口越多，你的国际相对收入水平可能 越来越低。
第七，从国际政治方面，中国与传统大国可能陷入“崛起和遏制” 的相持阶段。
2、福利社会陷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 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 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
1987年超过 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
积。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
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就欧盟而言，面临着科技水平很难短期内 提升和币值要保持稳定的双重挑战。
经济发展的四大陷阱和五大失衡陷阱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的四大陷阱和五大失衡陷阱德尔伯格1. 四大陷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存在四大陷阱，分别是：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而导致该国家无法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些不利的因素主要有：1）经济过度依赖出口。
2）技术进步主要依赖进口。
3）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
4）高度腐败5）社会不平等比如马来西亚，自2011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经济发展就停滞不前，甚至有时出现倒退，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多国家甚至还没达到这一水平，就已经停滞不前了。
2、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国家必定会挑战现有大国，而现有大国也会主动地采取手段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
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和斯巴达、20世纪的德国和传统西方强国。
3、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由美国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来的，指的是全球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够承担领导责任，则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
就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由于陷入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没能接替英国的领导角色，结果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
4、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指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塔西佗的一种见解，他认为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不会让人民相信，也就是当一个社会机构失去社会公信力的时候，那么它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发表什么言论都不会被人民信任，相反，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说假话。
五大失衡1、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充分就业人力成本过高，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转而引入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实现自动化生产。
对于企业而言，自动化生产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对于工业化刚有起色的国家来说，这会导致就业市场失衡，不充分就业现象严重。
2、固定投资增长过快，而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社会颠覆性问题
中国社会颠覆性问题：贫富差距大腐败趋于恶化今天的中国已进入转型社会，转型就意味着风险，未来5-10年的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走？要了解中国现实，必须认清转型与战略这两个关键词。
未来30年的改革，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使每个人都有温馨感和安全感。
四大挑战“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包括对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
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
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包括对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
未来5B10年中国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
我国进入转型社会，主要有四大标志，或者说挑战。
第一，政府威信在不断下降。
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临着严峻考验，需要花更大力气。
第二，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比较突出。
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
一旦组织不负责任，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
所以，要抓责任机制。
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
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
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
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基本上是解释派。
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
不能只有一个人在说真理性的话，其他人只对真理性的话做注释。
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有关。
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
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
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
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
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现代化的新陷阱
现代化的新陷阱2019-10-15执⾏/罗满元策划⼈语1997年，有⼀位特⽴独⾏的⼥学者，在中国改⾰开放最前沿阵地的深圳蛰伏多年之后，抑制不住内⼼的激情与道义，写下了⼀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让出版社“踌躇再三”之后决定出版。
1998年，适逢中国改⾰开放20年，这本书适时⾯世，迅即风靡全国，⼀时洛阳纸贵。
国⼈看了之后，如醍醐灌顶，⼀则为书中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清醒和⼤胆⽽震撼，⼀则为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正义、责任和良知的⼈⽂关怀⽽感动。
这位⼥学者叫何清涟，这本书就是许多⼈读过许多遍的《现代化的陷阱》。
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因为有“陷阱”⽽停下脚步。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有时沉⼊了“陷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时闯出了“陷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更多的时候，我们认识了“陷阱”避免了“陷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个10年即将过去，在中国现代化的路上，⽼“陷阱”依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新“陷阱”。
如果全景式地描写和论述现代化的新陷阱，恐怕连续写10本书也谈不完论不透。
《时代邮刊》通过冷静观察，有了这样⼀个惊⼈发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如⽕如荼地进⾏，为每⼀个中国⼈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了⽆尽的新机遇，可是，如果⼈本⾝的现代化没有实现，这些新机遇就成了现代化的新陷阱，许多⼈⼀不⼩⼼踏⼊陷阱，便沦为了现代化的“奴⾪”。
本期，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从“⼈”⾃⾝的⾓度出发，看看沦为现代化“奴⾪”的众⽣相，剖析现代化“奴⾪”产⽣的内在缘由，从⽽提出如何解放⾃⼰，砸碎镣铐，做现代化主⼈的现实路径。
科学发展，当以⼈为本；没有⼈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陷阱”并不可怕。
忠⾔并不逆⽿。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现代化。
（执笔/罗满元）起来！不愿做“奴⾪”的⼈们罗满元谁也否认不了，现代化是个好东西；但同时，谁也否认不了，现代化路上有陷阱。
我们渴望现代化、追求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享受现代化，可我们中的许多⼈总是喜欢给⾃⼰挖陷阱，然后把⾃⼰逼进陷阱，从⽽沦为现代化的“奴⾪”。
“现代性”的陷阱
道 德， 却需要适度 的超 道德 。摒弃 严 峻的道 德感 正是
“ 代 性 ” 陷 阱 现 的
鲁 小俊
（ 汉 大 学 文 学 院 ． 北 武汉 ４０ ７ 武 湖 ３０ ２）
“ 现代 性 ” 当代 学术语 境 中频 频 出现 的一个 概 是
念。 也是一 个在不 同 的学科 领域存 在着广 泛论 争和诸
渊” 之时 ， 老百姓哪里去 了？关羽是否把他们都转移 到
了山上 ？小说写 “ 樊城周 围 ， 白浪滔天 ， 水势益甚 ， 城垣 渐渐浸塌 ” 不知老 百姓 的房屋是否 浸塌？ 又如“ 葛 ， 诸
亮火烧新野 ” “ ， 刘玄 德携 民渡江 ” 小 说家藉 此表现 军 ，
以这一 晚近 出现且立 足于 未来 的话语 审视古 代作 品 ，
ｌ ８世纪以后 出现 的新 的时代 意 识 ， 现代 性 “ 现 了一 体
参与着国民性格 的塑造 。然而 ， 以现代性 审视他们 。 若 “ 英雄 ” 词则 要打 上几 个 问号 。一些 论者 如 李新 宇 一 等先生最不 能接受 的就是 ， 这些英 雄忽略 个体生命 的 尊严 ， 漠视普通生命 的存 在价值 。譬 如张飞 ， 关羽死 在
两 种核心 能力 ： 解的 能力 和感 受的 能力 。理角 的能 理 孚 力 与“ 礼义 ” 相对 应 ， 有 明显 的功 利 意味 ； 受 的能 带 感 力 与“ 人心 ” 相对 应 ， 有明显 的超 功利 意味。而 以往 带
后果 的情感方式 ， 并非表明作者不能深谋远 虑 ， 而可能
是厌倦 了那种周 而 复始 、 陈相 因的理性 的干预 。诗 陈 与 热情的世 界需要 一定程度 地排除 理性 的干 预 ， 尤其 是那种世故而功利 的理性 的干预 。纯正的趣 味不是反
哈贝马斯的_现代性_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2008·6一、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18世纪被后世学者视为现代主义的开端。
启蒙运动启动了现代性的快车，工业化的车轮飞速滚动，科学主义凯歌猛进，理性主义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核心。
文明从那个年代开始真正张开了它的双翼（物质与精神），施展它从未有过的抱负。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叹服人类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用古希腊哲人“好生活”的标准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时：我们无法忘记昔日那两场旷古罕见的世界大战，现代性能够保障永久和平吗？甚至今天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生态危机都或多或少地与现代性粘连到一起。
20世纪60年代，西方卷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飓风，旨在消解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生存环境诸方面的压力和危机。
它有如“一股强劲的台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传统的哲学连根拔起，视为‘敞尿徒’，抛之荒野；又如一把利剑直接刺向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文化领域暴露无遗”[1]。
反对同一性、拒斥总体性、克服本质主义、去中心化无疑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旗帜鲜明的时代立场。
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确定。
‘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
”[2]依照这种理解，哈贝马斯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他不矜持于名称的新颖，依然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而已，而反思“现代性”一直是其矢志不渝的工作。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阵营里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尽管人们对他是否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存在争议，但涉及后现代主义都无法绕开哈贝马斯。
任何对现代主义的介绍，都不能忽略他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
简述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并分析其成因
谢谢观看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与跨越路径研究》是2019年12月1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图书，作者是潘恩阳。
参考资料：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理解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理解》是2018年3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作者是郑之杰。
参考资料：四大陷阱
四大陷阱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气候变化陷阱。
简述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并 分析其成因
参考资料：民生经济概论
《民生经济概论》是201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内容介绍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 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 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1、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经贸战略与结构性失衡 对外开放战略，尤其是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被视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发展的 重要原因。外围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缓慢，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种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格局不利 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资料：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
《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是2012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郑秉 文。
参考资料：人口老龄化与“是2013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田雪 原。
参考资料：“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与跨越路径研究
内容介绍
传统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城乡财富分配结构与税收制度、政府行政制度与法制、社会阶层体系与 社会秩序等。 5、观念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产生脱节 这些观念和素质的差别正是地区经济存在差别的关键问题，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仅从供给 侧抽象地来看，区域经济发展就是本地人的观念和素质转变，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观念和素质的转 变过程，再也没有其它的什么了。只不过这个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本地人在自己的实践中， 经过不断地学习、探索、挫折、反思与醒悟，才能逐渐实现。 参考资料来源：百科-中等收入陷阱内容介绍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
后被引申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中等收入陷阱：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格雷厄姆·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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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性被引入中国。
五四以后，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中国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导致现代性长期失落。
在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中，现代性重新被请回来。
90年代又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包括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学和新左派等。
现代性在中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遭遇，不断被肯定、被否定的命运，既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也缘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
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充满疑惧。
渴求现代性是出于救亡图存和不被“开除球籍”的压力，疑惧现代性则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忧虑。
由于对现代性的焦虑，在现代性接受过程中就遇到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抵抗，这四种主义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陷阱。
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超过这四个陷阱，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失落、现代化的延迟。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之一，是对失去民族特性的恐惧，因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陷阱。
现代性与世界主义相联系，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这样二者就发生了矛盾。
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等同于西化。
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必然拒斥西方文化。
虽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有某种相容性，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不相容性。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现代性与民族主义虽有抵触，但大体相容。
为了富国强兵而师法西方，学习、引进工业技术、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现代性成了救国的手段。
但即使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对现代性也有所抵制、限制，如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称“中国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章太炎以民族主义来批判西方文明；鲁迅虽然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在《阿q正传》中又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反面形象，表露出对西化的某种厌恶。
“五四”以后，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相容性渐消，民族主义排斥了现代性。
2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会变革，取法苏联，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道路。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纷纷转向，由西化而苏化，或转向民族本位文化，从而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反帝代替反满，重新阐释了民族主义，并且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试图借助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
“五四”激进分子大部分由取法西方转向取法苏联，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批判“五四”的“欧化”。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四”反传统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股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如新儒家、《甲寅》派、《学衡》派、“中国本位文化”派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非遗老遗少，而大都是学贯中西（许多人留学欧美）的学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五四”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
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了一个陷阱，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没有越过这个陷阱，他们由于民族主义而背弃现代性，导致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中断。
而具有世界主义胸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毕竟是少数，他们对现代性的执着并没有被历史认可。
在当代，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丧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而且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
当代民族主义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往往掩饰着对现代性的抗拒。
反西方的话语背后，是反现代性，是对科学、民主的拒斥。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能获得某种正当性、合法性，但这不能掩盖其反现代性的性质。
因此，民族主义陷阱就更危险，更需要警惕。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因而民粹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二个陷阱。
现代性意味着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
这是由现代性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从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是现代性唯一所在。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对资本主义也有所保留，他们很难接受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自由竞争、贫富分化以及多党政治的格局，而试图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
洋务运动不像明治维新那样发展私人工商业，而重在
建立官办工业（官僚资本主义的滥觞）。
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带有东方色彩的空想主义。
孙中山试图避开资本主义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建立一个“均富”的社会。
在20年代社会革命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二是主张从民间文化和大众中间寻求现代化的动力。
章太炎拒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还鄙弃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认为农民等劳动者道德水准最高尚，社会地位也应最尊贵。
朱执信也主张避免资本主义“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贫富悬搁”，通过社会革命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
“五四”以后，一方面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弊病显露，现代性神话破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形成了自卑感，民粹主义倾向更为显露。
梁启超高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等待中国文化的拯救。
梁漱溟声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资本主义的路”是“第一个不通的路”。
他施行“村治”运动，力求做到“知识分子与乡间人二者乃浑融没有分别”。
孙中山进一步发展了三民主义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主张“节制资本”，以避免自由资本主义；主张“以党治国”、建立党军，以代替资本主义多党制议会民主。
这种理论的实践，就是以后国民党建立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极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