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
康有为
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 年3 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 岁“能诵唐诗数百首”。
6 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 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
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
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
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
“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
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试论康有为的学术传承
年 时“ 读《 思 录》《 学 》《 谱 》《 种遗规》 ， 好 近 、小 、人 、五 ”
青 年 时 期 师 从 岭 南 著 名 学 者 何 朴 园 。何 朴 园 为 冯 潜 斋 的再 传 弟 子 。 师 劳 潼 ． 莪 野 ， 冯 潜 斋 嫡 传 弟 其 字 为
关 键 词 ： 有 为 ； 南 学 派 ； 术 传 承 ； 门弟 子 康 岭 学 康
中 图 分 类 号 ：Ｋ ５ ２６ 文献 标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０ ０ ６ Ｘ （ ０ ０ ０ －０ ３ － ６ １ ０ －２ ０ ２ １ ） １ １ ２ ０ 大 师 ” 开 馆 授 徒 期 间 ， 名 而 来 的 学 者 千余 人 。 辉 。 慕 康
试论康有为 的学 术传承
王 明德
（ 潍坊 学院历 史文化与旅 游 学院 ，山 东 潍 坊 ２ １ ６ ） ６ ０ １
摘 要 ： 有 为 是 近 代 岭 南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继 承 和 发 扬 岭 南 学 派 的 学 术 精 神 ， 取 朱 次 琦 的 康 他 汲
学养 。 复 古 为 革 命 ， 造 性 地 改 造 传 统 儒 学 ， 为 今 文 经 学 的 集 大 成 者 ， 岭 南 学 术 发 展 推 向 一 个 以 创 成 将 高峰 ； 下 开 一 代 学风 。 多康 门 弟 子 在 许 多 方 面 传 承 和 光 大 了他 的 学 术 思 想 ； 他 众 以康 有 为 为 中心 ， 包 括 他 的 老 师 与 弟 子 等 所 构成 的 学 术 传 承 关 系 。 近 代 岭 南 学 术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 。 是
师 从 二 冯 。 故 得 岭 南 儒 学 正 传 。也 是 康 氏 家 学 的 渊 源 。 有 为 称 赞 他 的 高 祖 说 ：二 冯 岭 学 接 薪 传 ， 宗 康 “ 儒
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
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史飞翔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
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过各自的贡献。
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思想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
一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
落第后，归途经上海，在书市上购得《瀛环志略》一书，又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洋书籍多种。
这时他方知世界有五大洲乃至各国，禁不住掩卷长叹：“世界之大，真非吾辈所能想象。
”这年八月，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南海康有为先生。
当时梁启超因16岁中举，颇有点少年得意。
谁知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逐条加以批驳，这使梁启超十分惊讶，他没料到被世人推崇万分的学问在康有为看来，如同秕糠，他感到自己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
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
回到学馆，和陈千秋谈到自己见到康有为的感受“竟夕不能寐”。
于是第二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
康有为谈了自己的教学内容，称自己并非以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陈腐的八股文为内容，而是以孔孟之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和西洋学说，重点研究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辨析批判。
聆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梁启超当即决定抛弃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1891年至1894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
万木草堂有一个图书馆，名曰“书藏”。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
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１９世纪末，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宪政探索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因为“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１]。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较系统的“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宪政主张。
尽管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明显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旨趣大异，因为其理论体系“仍只限于强国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２]，“但人们很难否认，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
”[３]因此，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一）众所周知，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从１２１５年的英国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的宪政运动已有６００年的历史。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
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康有为支持尊孔复古不仅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对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不是用中国旧有的文化谋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而是用旧文化对抗新文化，为帝制复辟运动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持。
一般来说，随着政权的交替，制度上的立新较之思想上的去旧要容易得多。
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
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
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
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
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
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
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
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
康有为的文学创作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广东南海人。
祖赞修官连州教谕，父达初早逝。
有为幼年随祖父学文史，“慷慨有远志”。
光绪二年（1876），应乡试不第，遂从同里朱次琦学，接受今文经学与经世救民之学。
后因进京赴试，途径香港、上海，目睹西方殖民统治之术，由此产生探求西学的念头，尽购译书读之，思想为之一变。
康有为以国家前途为念，慨然以经国济世为职志，积极著书立说，办学育人，宣传匡救时弊的主张。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他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并先后发动了“公车上书”事件和“戊戌变法”运动，一时饮誉海内外，成为最富盛名的维新派领袖。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亡命海外，继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
尽管爱国情思仍萦绕于心，但因个人成见太深，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敌视民主革命，后又参与张勋复辟活动，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有为不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
他的文学成就。
主要表现在诗文创作上。
康有为的诗，大致可以戊戌政变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反映了当时严重民族危机笼罩下的现实政治，抒发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矢志改革的崇高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抒写理想抱负，是康有为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
诗人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面对列强侵凌、国事日衰的严酷现实，渴望为振兴国势、解除国难而有所作为。
其诗常常表露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抱负：少年心事本拏云，南望樵山日又矄。
卖畚何惭王景略？画荠故是范希文。
拟经制礼吾何敢？蜡屐持筹事未分。
稷契许身空笑尔，稻梁不及鹜鹅群。
——《苏村卧病写怀》之一诗人以古贤王猛（字景略），范仲淹（字希文）自况，以“稷契”自许，希冀自己能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然而，现实黑暗、宏图难展，诗人不免发出理想不能实现的深沉感叹。
《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即是这种忧愤情怀的表现。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评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述评一、导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
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
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
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
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所撰康有为（1858—1927）的一生中，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主要的政策论文，就是在他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写就的。
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
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古文经是刘歆窜改过的，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氏的学说，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学术上，攻破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各省纷纷翻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894年夏历七月，御史安维峻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考》，而禁粤士从学”，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康有为将此书自行焚毁，戊戌政变后，又曾两度被禁，由此可见《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新学伪经考序》里说明了书名中“新学”伪经之所所指。
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伪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
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纂”，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作新学，他攻击“新学”，指斥伪经，认为这是一切恶行败德的罪魁祸首：“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且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沦于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大圣，风载四百，地犹中夏，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载？日后世之大祸，日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之国家之鸩毒者也，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司马盗魏，嵇绍忠；曹节矫制，张奂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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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
——《康有为对经学的改造》有感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诠释之学称为经学。
而到汉代，经学逐渐分为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两个学派，今文经，是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
从西汉末开始两派之争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到清代中叶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实力侵入中国，古文经学家的成就却逐渐脱离社会实际，这时已成为绝学的今文经学却异军突起，由庄村与、刘逢禄发起，龚自珍、魏源继承，之后又由康有为接过今文经学的旗帜，将西方的进化论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等注入经文经学，为推进资产阶级维新变革服务，从而把传统的今文经学发展到一个高峰，而康有为本人也成为了中国今文经学集成式的大师。
下面就将麻天祥先生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与马洪林先生的《康有为评传》一书相结合，来浅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
广东南海人，故世称“康南海”和“南海先生”。
康有为出生教育世家，自由习读《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
青年时代，遇到两位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一位是国学导师朱次琦，在朱次琦“通经致用”的思想影响下，康有为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
另一位是政治启蒙导师翰林院编修张鼎华。
从张鼎华那他获知京师政象与学风，接触各种新书，使他开始接触到近代维新政治思潮，眼界为之一开。
康有为曾说“吾自师九江先生（朱次琦）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张鼎华）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①。
后游览香港，接触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鲜事物，使他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思想产生很大变化，可以说这次康有为的香港之行，为他讲求西学打开了通道。
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教育，当时古文经学风靡一时，所以他曾经研究过古文经学，而且酷好周礼，但受其师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而1889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失败后与今文经学家廖平②的第一次会晤，则加快了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速度。
之后从光绪十六年（1890）和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不仅实现了从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还写了一系列阐发今文经学观点的论著，但对思想产生很大震动的仍是他分别于光绪十七年和二十二年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也最终构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两大支柱，我认为它们也形成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
《新学伪经考》不独是一部变伪专著，而且是依据今文经学的观点攻击古文经学以议时政的著作。
康有为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一系列经史典籍作了深入研究，其目的在于推翻古文经学的统治地位，树立今文经学的学术权威。
他对“新
①《康有为评传》，马洪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援引。
②廖平，四川井研人。
师从张之洞，但崇尚今文经学，曾著《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
学未经”的考辨，也表明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否定。
这本书曾被清政府三次下令毁版，禁止发行。
康有为在写《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动因在于他在读《史记》时没有发现书中没有提到发现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的事情，他通考周秦西汉书，经过一番推断，判定古文经乃刘歆父子伪撰，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之学。
康有为通过新学伪经的考辨，推翻了古文经学在清代的统治地位，树立起今文经学的学术权威。
以我的看来，虽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今文经学的贡献以及对清朝政治转变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康有为不管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还是古文经学在清朝的微小贡献等其他原因，而完全否定古文经学的真实性以及贡献是我所不认同的，再者康氏唯有“微言大义”确有古之圣贤口口相传，其说才能站得住脚，但是孔子的口述传统实在也难以确信。
《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多层次地论证孔子为救世而“托古改制”，从树立今文经学的学术权威过渡到了树立孔子的改革权威。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指认“文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亲自写成的作品，从而把孔子改扮成“托古改制”的大师。
康有为把孔子描绘成维新运动的祖师，其面貌与古文经学派的孔子完全不同。
既然封建统治者所尊奉的孔子也是主张“托古改制”的典型改革家，那康有为就顺理成章的证明了他主张维新变法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从而有力的打击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权威。
有一位美国历史学者曾说：康有为是一有能力而能独创的学人，在清帝国末叶，试图将儒学与专制政体分离，以求儒学的复苏③。
虽然很多的维护传统的人成康有为是叛儒者，但是我认为康氏所带动的维新思想仍离不开孔子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康有为今文经学复兴中还有一项令人瞩目的内容，以进化论为理论精髓，将“公羊三世”演进为有进无退迹不循环的“公羊三世进化说”。
康有为曾自称自己的学术理念“一无依傍，一无剿袭”，但是马洪林先生在他的书中却举出了八个证据，去怀疑康有为的思想是受了廖平的《知圣篇》、《辟刘篇》中的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而写出的两本书，但是由于这两篇文章的原稿已散佚，因此我们已无法考证。
但是康氏这样狂傲的思想却不能苟同，每一种思想的都是有其源流，不是无故产生的，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证明康氏的思想有抄袭廖平的思想，但也是受了孔子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的影响，虽是外国思想，不能称为“一无依傍”。
今文经学从潜流复兴而泛滥盛行，经历了庄刘—龚魏—廖康三个阶段，而康有为在其中的贡献在于，不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了同时代的今文经学大师，而且把今文经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成为今文经学运动的中心。
康有为不但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对于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有开辟之功。
康有为在近代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沟通中西文化焦润，促进中国思想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③《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援引。
参考文献：
①《康有为评传》，马洪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②《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③《康有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活动家》，援引。
④《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发展》史革兴，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