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四位大学校长体育思想之研究

中国近代四位大学校长体育思想之研究作者：李秀云冯晓丽来源：《搏击·体育论坛》2013年第09期摘要：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几位校长，本着“教育救国”的精神在近代率先引进西方的教育--思想。

他们培植新人、开启民智，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观今宜鉴古”，文章立足于四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对四位大学校长的体育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其在思想方面的一致性，并反思其思想的局限性，分析其体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并且学习他们的“教育家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对我国体育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体育思想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9-0035-04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但是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技术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

辛亥革命之后，我国依照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建立我国的新教育，中国的教育先驱者借鉴或移植西方教育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教育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改革举措，在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反省中，用情感与理智谱写出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

回顾百年前几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他们作为近代教育的奠基人有着不同的办学风格，但是却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体育思想亦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体育思想对于体育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现今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的体育思想，对解决今天体育教育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1 四位大学校长的体育思想1.1 强我种族——张伯苓张伯苓（1876-1951），是中国近代革新运动的先行者，著名体育专家郝更生说：“中国近50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张伯苓的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时代，张伯苓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力寻求救亡图存之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使张伯苓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清楚地看到英国水兵身体强壮、神采奕奕，而中国海军体质虚弱，萎靡不振，于是“强国必先强神，强神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必先”的思想萌生在青年张伯苓的脑海之中。

随后，张伯苓在欧美考察教育时说，其实国家之强弱，至关重要的是人的体质的优劣，外国人四五十岁正当工作时期，而我们中国人三十岁以后便作整寿，四十岁便入黄土。

他十分激动地宣称南开学校的学生的体质决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

他要通过体育来培养和造就体格健壮、精神饱满、工作效率高、四育并进、“完全发达”的人才，进而实现强种强国的目的，这就是张伯苓体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重视体育教学和体育运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他认为体育是我国传统教育中最薄弱的方面，所以把体育看作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教育精神应该以体育精神为骨干，“教育里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他始终把体育放在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曾在南开礼堂初二年级集会上的演讲中说：“值此求学时期，诸生当以道德、身体、知识三事自立为基础”。

他提倡体育的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因此，从1916年春季开始，实行“强迫”运动，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不同标准，要经过测验，方为及格。

张伯苓对于课外体育活动特别强调“按学生个性之发展”，“有兴趣之练习”，南开的体育教学大纲中把“精神愉快，发生美感”列入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要达到的目标，并认为这是体育普及不可忽视的一环。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近代体育渐入中国，张伯苓通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08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正值英国伦敦举行第四届奥运会，他前往赛场亲眼目睹了大会盛况，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中国第一人。

回国后，在10月23日南开学校操场举行的第六届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颁奖仪式上，通过新发明不久的幻灯片放映，让同学们看到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目睹的同学都兴奋不已、群情激奋。

张伯苓为了传播奥运精神和奥运理念，在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张伯苓以大赛的发起人和总裁判的双重身份参加，并做了主题演讲。

1.2 修养道德、养练精神——梅贻琦梅贻琦（1889-1962），他的办学思想中倡导“通才教育”，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

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

梅贻琦认为体育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时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时，体育更应人人去讲求，只有身体强健，才能担当任何工作，否则任何事情都谈不到，大家要知道体育之重要。

他还认为体育是“养成人格最好的方法”，“高尚的人格”主要是指群育观念、团体精神、守纪律等，体育“重在团队道德的培养”，梅贻琦重视团队合作的体育精神，他在一次全校集会上说“前天下午，我到操场去看本校球队对燕京球队比赛足球和篮球，这是我回校后第一次看球赛，这次特意要去，并不是要看看谁胜谁负，而是去看看两校运动的精神如何。

我们运用正当的方法，发挥自己的技能，胜了固然可喜，败了亦无可愧，吾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借此养成团体合作的精神”。

清华的体育教育一向为历代校友和国内外体界人士所称道，在“黄金时代”，体育教育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没有哪个像清华那样重视体育、强迫训练的，凡是老清华都对清华体育印象深刻。

著名旅美数学家陈省身曾回忆说：“当时学生中有一个说法：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体育馆”，由此可见梅贻琦对体育的重视度，自梅贻琦出任校长以后，在清华积极倡导体育，将著名的体育专家马约翰教授任命为体育部的负责人，体育部在马约翰教授的主持下，广泛开展工作，确定了“以提倡各种运动，促进生理上的健康，训练身体各部分的合作，并使个性有适当的表现，同时养成良好品性”的方针。

清华大学将体育列为四年的必修课，而且明文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

1933年，梅贻琦在《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中曾写道：“清华对于体育，素以普及为原则，以养成全体学生有乐事运动习惯为目的”所以，清华的体育是要求人人都必需参加，为了达到普及体育的目的，梅贻琦认为应着重“基本训练”，人人去体育，而不是人人去比赛，为了开展体育运动，学校不惜花大工本进行场地和设备方面的建设，1932年体育馆落成，跟着又建了许多室外场地，当时清华的运动场地在国内是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也可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同类型的高校相媲美。

1.3 中西结合、突出个性理念——蒋梦麟蒋梦麟（1886-1964），培养活泼的、能改良社会的、能生产个人的主张，是蒋梦麟教育思想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他提出一些新的教育观点，他主张学校的“课程要中国化”、“教育要社会化”，使课程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这一切都奠定了蒋梦麟体育思想的基础。

蒋梦麟在早在南洋公学学习西方知识时就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定“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

在蒋梦麟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则的研究》中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和个性发展的积极性，他回国执教后，这一思想无疑是给传统的中国教育理论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按照他的实用主义思想，提倡学校要让学生有丰富的校内运动，增加体育锻炼，扩展体育项目，使学生兴高采烈地做种种使体格强健的运动，从而养成活泼的性格，最终拥有强健的体魄。

由于每个人先天秉性的特殊及差异，教育就要根据每个人的特性而发展，并进而达到极点。

蒋梦麟说：“我能思考，则尽我所能来发展我的思考力以达到极点；我身体能发育，则尽我所能来发展我的体力以达到极点；我喜爱美术，则尽我所能来培养我的美感以达到极点”。

蒋梦麟认为要通过发展个性的教育来增进个人的价值，教育就要着力发展学生的个性，他积极投身于教育革新运动，非常重视“五育并举”的体育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是他积极地将这种“五育并举”的体育思想传播到全国各种学校。

蒋梦麟在倡导体育科学教育的同时，主张体育科学与学术并重，即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的交融，在当时，这种认识尤能体现出其理论的历史意义。

蒋梦麟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幸福生活的两个方面。

科学能从生活的各个层次供给人生的需要，但科学的结果是创造了物质财富，仅有物质财富而没有精神财富的生活亦不是圆满的。

因此，蒋梦麟说：“有丰富的物质，无丰富的精神是死的；有丰富的精神，无丰富的物质就要飞到天上去”。

蒋梦麟深知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是健康人生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所以，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的相互融合是他所倡导的体育观里面发展最为明显的一面，这是在扬弃中国传统体育中不适宜的部分，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内在素质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想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1.4 改变国人观念、振兴体育教育——竺可桢竺可桢（1890-1974）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一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36年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外敌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率领学校辗转西征4次，在艰难之中发展壮大，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十分重视体育运动，贯彻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办学方针。

“竺可桢早年在上海澄衷中学读书，因学习过于刻苦疏忽锻炼，搞得身体瘦弱，一副病歪歪的样子。

那时他的一个同窗叫胡适，曾背后对人嘲讽说竺可桢活不过20岁”。

竺可桢无意中听到这句话，惊出一身冷汗，从此发誓锻炼身体，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游泳、跑步、操练不辍，坚持锻炼身体，并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竺可桢深刻的认识到强健的体魄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故在浙大西迁途中，每到一地，总是支持体育部开辟天然游泳池，自己带头下水游泳，就连冬天也要下水，直到70岁高龄，还坚持游泳。

正因竺可桢自己对体育运动的喜爱，所以在他的教育思想，体育被看为极为重要的位置。

竺可桢在留学美国时，就亲身体验西方国家对体育的重视度远胜于中国，所以，他想为改变国人的观念、振兴体育教育做些努力。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任校长后，首次演讲就明确宣布学校应贯彻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办学方针，要求学生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素养。

在制度上，学校规定4年级全体学生每周必需参加课外运动两次，体育不及格则不能毕业。

在西迁过程中，有一次，学生集体不上体育课，竺可桢坚决不同意，他说上体育课一方于学生健康有益，一方为国家法令，势在必行。

如全体不上体育，即全体停学亦所不惜也。

在体育师资方面，竺可桢先生认为：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

留美学者舒鸿是世界篮球之父詹姆斯奈史密斯的得意门生，是中国首批国际裁判1934年，他被浙江大学聘请担任体育系主任，可见竺可桢十分重视体育师资力量，并在课程设置、场地设施、活动经费等多方面大力支持舒鸿的体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