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三元：理想中的幼儿园

理想中的幼儿园1

——论幼儿园的精神与使命

郑三元

自幼儿园诞生至今已有160多年了。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我们回首幼儿园发展的轨迹时，不禁想问：今天的幼儿园比起一百多年前的它前进了多少？

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的答案要从各个时期的政策、管理、教育教学、设施等多方去寻找，那将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本文力所难及也无意涉足，在这里，只想对幼儿园这一机构及依托它的教育作一些形而上的思索，期望能从中找到一丝灵感与慰藉。

一、昔日的精神之乡

当家庭形式的学前教育伴随着人类走过漫漫的历史长河之后，机构式的学前教育才在近代化的脚步声中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在大工业化的背景下，慈善家的同情心、企业主的良知以及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促使学前儿童保育的机构———贫民救济性的设施大量出现。许多处境不利的孩子得到了救助和保护。随着产业革命对工人的技术要求的提高，人们很快不满足于这种集体保育而缺乏教育的设施。欧文于1816年创设的幼儿学校注重幼儿的性格养成，已经具有教育性质，被认为是第一所学前教育机构。[1][2]在英、德等国发生了幼儿学校运动，创办了许多幼儿学校。这类机构不仅借用“学校”之名，而且在教育内容及形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校化倾向。1837年，福禄倍尔于德国勃兰根堡开办了一所学前儿童教育机构———儿童活动学校，仍以“学校”冠名———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到1840年，他终于用“幼儿园（kindergarten）”一词将他的机构与幼儿学校区别开来，开创了幼儿园教育的先河。

这不仅是个名字的不同！它宣告了一种新机构的诞生。这种机构既不是那种看护、照看性质的设施，也不是那种幼儿坐在阶梯教室上课的学校，而是真正适合幼儿的教育机构。它从头到脚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

在福禄倍尔以前，尽管许多学者对脱胎于封建教育的近代幼儿教育不适合儿童身心的做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并试图对之进行方法上的改良，然而人们并没有深入地将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权、个性、自由的观念引向学前机构教育。福

1发表在《学前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44-47页.

禄倍尔以他对儿童的洞悉，认为儿童应该自由发展与生长，就像植物生长一样，由此，他称他的机构为“幼儿园”，意为大花园，将幼儿喻为花草树木，教师则比作园丁，幼儿在“园丁”的关怀、爱护下健康地成长。

自由，意味着将人从受他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蒙蔽、奴役、束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和能力，使人的潜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在福禄倍尔的眼中，自由与自决正是全部教育和全部生活的目的与追求。[3]他的幼儿园把培养具有自由、自觉、自决精神和创造性的人作为自身的宗旨，强调儿童的自我教育。自我活动是幼儿园教育的基石，其集中体现是游戏。随着将自由、自决、自我活动及游戏等观念付诸实践，福禄倍尔的幼儿园将前人所提倡的人的解放的思想不仅付诸行动，而且将之提前到了学前阶段，即幼儿园应着力于儿童的解放。

福禄倍尔还认为，幼儿园是所有学前儿童的机构，不应由家长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来决定儿童是否可以入园。不同地位、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儿童融合在一起游戏、生活、活动，那该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这就是以幼儿为本，崇尚自由、自我、平等的幼儿园精神。然而这招致了它命中注定的坎坷。1851年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查禁，福禄倍尔为解除禁令而到处奔走呼告，于第二年惨然离开了人世。在他离世8年后的1860年，德国政府才宣布解除幼儿园禁令。此时，幼儿园已经传入英国（1851年）、法国（1855年）、美国（1855年），并很快传播到全世界，形成一股轰轰烈烈、长盛不衰的幼儿园运动。

福禄倍尔幼儿园的精神已成为永恒的、世界性的教育精神，它是现代西方各国幼儿园精神的基础。在它的流传过程中，西方各国将各自的文化内涵融合进去，从而使自己的幼儿园精神具有现代化和民族性的色彩。

二、今日的精神荒芜

今天，幼儿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对幼儿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作为终身教育支柱的“四个学会”——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4]极大地丰富了幼儿园教育的内涵。幼儿园应为幼儿奠定其一生发展的基础。在意识上，人们都觉得幼儿园教育重要，但对于幼儿园到底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要么认识模糊，要么停留在观念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尽管幼儿园教育目标日趋科学、完善，但实践中教育内容与目标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实际上，人们仍过分看重知识、技能的获得，并急于见到眼前的效果，太急功近利，而对于一

生受益的学习态度、生存能力等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幼儿园能否真正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当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充斥着幼儿教育的时候，当许多人仍在对幼儿“背几多几少的诗文”“识几多几少的字”“算几位数的加减法”“绘画达到几级”“钢琴达到几级”等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今天幼儿园的奠基作用越发产生怀疑。许多时候，是我们成人用想当然的方式，先入为主地假定幼儿喜欢、关心、需要而幼儿原本就不喜欢、不关心、不需要的东西，并将之强加给他们。这种在功利思想下公然宣扬成人的权力意志的教育已背离了幼儿园本原的精神。

在终身教育热潮的推动下，现代社会人的学习方式已变得多样，并开始冲击今天的幼儿园。这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今天的幼儿园能否满足幼儿的学习需要，能否代替幼儿全部的学习？在信息来源及获得信息的手段多样化的情况下，很显然，那种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只坐在教室里听讲的“传授——接受”的学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幼儿园应创造条件使幼儿多动手操作、游戏，并走出去，与自然、社会相接触。今天，幼儿园的物质条件已有很大的改进，但许多幼儿园人均室内外活动面积仍很小，缺少自然生物，缺乏园地，幼儿之园有名无实。于是幼儿基本上都被限定在教室里，户外活动很少而且严重不足，而园外活动则少之又少了；而且，在教室内开展较多的是一些“听”“说”“唱”“跳”“演”“画”及手工活动，能激发幼儿的自然灵感与生命体验的探究活动开展得极少，因为在老师看来，前者比后者开展起来要容易得多。

这样，便带来幼儿园制度化管理的问题。幼儿园不仅大门紧闭（一般人在非接送幼儿的时间是不能进的），而且班级管理也是近乎全封闭式的。我们习惯于将幼儿保护、控制、监管起来，这样一来，幼儿与环境和社会的接触少了，自由自在的活动也少了。为了适应制度化的班级生活，幼儿必须抑制发自内心的冲动，其人性中自然、率真的东西也悄悄地被掩盖起来。陈鹤琴先生曾对当时幼稚园把幼儿关在教室里的做法迎头痛击，称这样的幼稚园为“幼稚监狱”。[5]尽管我们今天要多考虑幼儿的安全问题，但幼儿园必须勇敢地面对挑战，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回到过去。幼儿园需要有自己的精神。

其次，市场经济对幼儿园产生了全方位的冲击。在市场条件下，我国一些地方简单套用企业改制的做法，将幼儿园推向市场，减少或停止投入，甚至出售，[6]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办园，减轻政府财政及企事业单位的负担，但主要还是像卸包袱一样卸下自己的责任。教育是一项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