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元化的采访整理

.丁景唐：同龄人的回忆
丁景唐先生是王元化先生的同龄人，都1920年出生，也都先进行学生运动，再从事文艺工作，走过相似的从青年学子到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甚至更巧合的是，都在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唐守愚的指导下工作。

颇有些渊源。

丁景唐回忆说，虽然彼此都早已知晓对方，但是真正认识，要算抗战胜利后，丁先生办了份杂志《文坛月报》，第一期稿件中就有王元化的小说《舅爷爷》，由此相识。

王元化用笔名“函雨”发表的这篇小说，创作于上海沦陷期间，后来收入他的集子里，也被丁景唐收入到《中国新文学大系》中。

王元化当时作为中共地下党文化工作者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和肖岱（后来负责《收获》杂志）、束纫秋、满涛（王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果戈理等俄国文学的翻译家）等其他文委成员一起，成为《文坛月报》的作者，再加上叶以群、夏丏尊等，《文坛月报》的作者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

丁景唐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在上海召开华东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也标志着上海作协的初次集合）时，全体会员的集体照上，王元化在最后一排，丁景唐却在第一排。

丁景唐解释说，开会时王先生在最前面的重要位置，丁先生在会场后面，大家往外走拍照片，恰好“后来居上”了。

一个小小细节，可见王元化根本没有拍照时一定得座次如何的概念。

丁景唐说，1961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由于工作缘故，他和周扬有过三次见面，其中广州会面那两次，周扬都提到王元化，叮嘱丁景唐要关照他，并且提出要给王元化增加营养，即提供糖、豆、蛋等副食品。

丁先生回来后向上海市委宣传部专门作了汇报，由当时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蓝瑛负责具体落实。

另一方面，关于发表文章的事情，周扬也嘱丁景唐与王元化沟通，了解其情况。

王元化当时正在研究黑格尔的《小逻辑》，也与张可一起翻译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文章，而且已经写了几篇《文心雕龙柬释》。

《文心雕龙柬释》中的一篇论文，经由丁景唐转交，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另一篇则由周扬直接发表在《文艺报》上。

王元化对周扬的评价是相当客观中肯的，虽然周扬20世纪80年代初在关于“异化”问题上，严厉批评过他，甚至上升到“清除精神污染”的高度，但是90年代召开的《周扬文集》第五卷的座谈会，依然是由王元化主持的。

丁景唐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市委党校学习，路过王元化家，经常进去聊天，王元化张可夫妇也经常回访丁景唐，相处融洽。

后来王元化和姐姐一家以及妻兄满涛一起，在市政协俱乐部，宴请了丁景唐、束纫秋和蓝瑛，成为艰难岁月中大家心里的美好回忆。

1984年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对丁景唐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工作很关心，约他直接向时任市委书记汪道涵汇报进展情况（当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马飞海同志也在座）。

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工作，王元化给予很多鼓励和支持。

丁景唐：原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

江曾培：不能忘记的鼓励
江曾培直到现在都不敢忘记，王元化当时跟他说的，要做有文化积累的出版，要做有创新的出版。

什么样的出版才算有新意？王元化曾经称赞过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艺社出版过的两套书，一个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这套书不是简单地把古典戏剧资料汇总，而是以当时新颖的西方文化概念“悲剧”和“喜剧”作为分类方法，在编辑形式上进行了学术创新，体现了编选的主导思想。

这样才算是有新意的出版。

王元化赞赏的另一套书是1986年起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不仅是文艺理论上的探索，还有小说、戏剧多形式多方面的文艺探索和开拓，对此非常肯定。

王元化的《思辨随笔》1994年出版后，不仅学术反响大，更是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殊荣。

王先生对此非常谦逊，他对上门贺喜的江曾培说，得奖是出版社的功劳。

并且以此体例为依据，策划了“学苑英华系列”大家学术随笔，广受关注和好评。

上海文艺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五卷）由王元化和王蒙主编，2007年江曾培将“微型小说卷”的初选书目寄给他审定时，他很快回信说，在医院里住了2个月，刚刚出院，虽然问题不严重，不过每周还是要去打针。

微型小说方面自己看得不多，只好请江曾培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自己确定篇目了。

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的王先生，对工作的认真关注和对下属的支持鼓励，让江曾培感到温暖。

江曾培：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郝铭鉴：王元化，狮子般气质的学者
郝铭鉴说，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是在30年前上海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时值“文革”刚刚结束，大家发言多从“伤痕”角度，突然有个声音洪亮的人，大谈美学和黑格尔哲学，很特别。

旁边的人说此人就是王元化，坐过很久的牢，而且当时还没有被“摘帽”（即还有问题尚未解决，政治身份不明朗）。

郝铭鉴当时立刻感觉肃然起敬，因为看到了一个有着崭新高度的不同寻常的学者。

会后郝铭鉴去找王元化组稿，王先生说，有关于黑格尔美学的文章整理出来可以发表。

郝铭鉴犹记当时王元化的家，又狭小又拥挤，两个人逼仄在房间的角落里谈话。

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王元化这么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和思索，他的精神世界如此宽广和开阔。

后来接触频繁，经常去王先生家拜访，工作上的事情，礼节性的拜访，或者去探病。

可是王元化给郝铭鉴的印象，就是一个完全的思想者，从来不谈家常琐碎事，他只在精神世界里与人交流。

王元化是有狮子般气质的学者，只对与学术相关的事情感兴趣，对有商业性质的活动完全不予理睬。

郝铭鉴记得一次出版社举办大型读者见面会活动，宣传时突出了王元化的名字，很多读者慕名而来，可是王先生对郝铭鉴的再三上门邀请都不予应允。

而《跨文化对话丛书》
的出版座谈会，王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是欣然前来，并作了讲话。

可见，他行事都是以学术和研究为中心的，非常有原则。

《思辨随笔》之后的“文苑英华”系列，延续了《思辨随笔》的思路，发扬了王元化一直强调的治学要“求异存同”的精神（相对于做人要“求同存异”），要彰显出学者与众不同的独特发现，只有与众不同的才是英华。

把这些“与众不同”集合起来，就是“学苑英华”的指导思想。

王元化不仅提出了编辑方向，而且还做了很多主编的实质性工作，确定入选的学者和篇目，写约稿信等具体的事情都一一亲历亲为。

《释中国》也大致如此，由他担任实际的主编工作，不过他都不肯挂主编的头衔。

前者是因为“学苑英华”的作者都是学界泰斗，王元化不愿位列其上。

后者是为了奖掖后学，肯定后学的努力和付出。

王元化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第一任副社长和总编辑，主管出版业务工作，他文字上的严谨和认真，让《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佩服不已。

郝铭鉴说，王先生是个非常有出版想法和要求的人，对自己的图书，从封面设计到内文形式，甚至字号大小，都非常关注，有相当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他是个让编辑非常渴望拿到其书稿，但是拿到后也会一直紧张不已的作者。

这种看似挑剔的要求，对别人，也更针对王元化自己。

他总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常常为了某个字，半夜打电话给郝铭鉴沟通和探讨。

他自己的书稿，专门请《咬文嚼字》的编委姚以恩进行文字上的把关，决不允许有差错。

王元化的思想严谨和文字严密，自身形成了高度的统一。

郝铭鉴：《咬文嚼字》主编；原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高国平：王元化，学术性和现实性的高度融合
高国平，王元化在上海文艺社出版过的5部作品的责任编辑，与之私交甚笃的后辈，对王元化的离去，非常悲痛。

高国平恳切地说，从自然人的角度，王元化走了，但他的学术著作和思想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而且，对他的纪念、研究和学习，不应该是一阵风，就像华师大筹建了王元化学馆一样，我们应该把他的治学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继续下去。

王元化是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同时也是古典美学和古典哲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学者，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他身上。

他逝世后，客观地说，学术界和思想界都很难有人取代他的位置，有同样的影响力。

王元化是胸怀大志的学者，学术性和现实性在他那里有非常好的结合。

他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闭门研究的学究。

他的研究都是从现实中来，从社会发展中来，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而恰恰因为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其现实研究带有思想的光芒。

比如对“文革”的反思，他高于诸多就事论事之处，就在于他从人类思想、思维和哲学内部发展规律等层面进行思考，由此跟现实结合起来，就有独特的深度和力度。

比如《文学沉思录》（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对文化问题、“五四”问题的思考，都是如此。

涉及面很广，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深刻。

高国平作为诸多王元化著作的责任编辑，尤其是在他的指导下出版了“学苑英华”和“文
艺探索”书系，整个过程得到王先生很多实质性的帮助，从策划选题到作者、篇目的确定，甚至是约稿和阅稿，王先生都全情投入，悉心指导，至今让高国平受益匪浅。

高国平：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理论室副主任
（采访整理：汪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