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世界与理想国

大同世界与理想国doi ：10.16083/jki.1671-1580.2017.04.037文献标识码：A 纵观中西方文化史，人类对社会理想的追寻与描绘层出不穷。

在古代文化上，既有中国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也有西方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这是中西方最早的较为完备的对社会理想的阐述。

两种社会理想的模型一经提出，后人不断演绎与延伸，譬如中国有桃花源，西方有阿瓦隆、黄金国等。

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人们对理想之乡的建构更加斑斓多彩，先后出现了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三颗空想社会主义明珠，中国有梁启超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

那么，在中西方文化上，大同世界与理想国究竟塑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理想？各自有何自己的独特之处？从纵向发展来看，在后世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演变中，大同世界与理想国各自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说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结合历史、地理等文化背景横向比较中西方文化对于社会理想的构造，两者是否有共性？其相异之处在哪里？这些正是本文要展开的议题。

一、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及其延伸“大同”出自儒家经典《礼记》。

《礼记》是关于礼学的论文集，是对《仪礼》经义的阐发，其中部分儒家学术论文阐释了儒家思想的精义，对后世的影响甚大，如《礼运》《大学》《中庸》不断被研读和诵习，大同世界的描述最早就出自《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强调礼义治天下，实现社会的安康与进步，文章一开头便借孔子在蜡祭上与弟子的对话提出中国文化上赫赫有名的“大同”概念。

细看上述引文，“大同”包含几个要义：首先，大同世界特征是“天下为公”。

“大同”乃大道实行的年代，天下为人民所公有，货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

贤能的人可推选当领袖，社会不存在政权统治和权力倾轧，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对于远古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社会的向往。

其次，“人”是大同世界的基点和核心。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理想的社会关注到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才，并且人的存在状态并非孤立，而是载有多重道德责任的共生形态。

最终，在这个理想的社会形态之下，家是个人的放大，社会又与家同构，普天之下有长幼之分而无等级之别。

这说明我国古代文化中早已闪烁着人文主义光彩。

第三，大同世界推行社会集体道德，重德治。

“选贤与能”，“贤”在先，“能”在后；其核心思想为“仁”，主张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力量，强调每一个人在伦理关系中应尽道德的义务，不同社会角色的人如能彼此间保持“仁”，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共同劳动、共享财富，整个社会将会稳定有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君王的统治与之相比显得没那么重要。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早已对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做了精辟总结。

然而，《礼运》中孔子喟然长叹，随着家庭、私有制、世袭制、国家和战争的出现，“天下为公”不再存在，已进入“天下为家”的时代。

“大同”作为一个理想之乡，只能定格在古代圣贤先哲的描述中。

但这段大同社会的描述，却吸引了历代进步思想家的关注，成为人们诗意向往或革命口号。

大同世界在后世文化上影响深远的有桃花源，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

陶渊明借武陵渔人进出桃源的行踪见闻，描绘了一个世外栖居之地。

它有两个特征：第一，无阶级无剥削，社会平等、自给自足、和平恬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是一个由逃难避世者创立的自治之地，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一切恍如回到“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

第二，纯粹与诗意。

与“大同”相比，东晋由于历经政权的更迭、战争的破坏、赋税的压迫，人类对社会理想的想象已发生变化，更加淡化了政治色彩，追求天人合一的诗意化生活，强调生活环境的纯粹与美感，尤其诗作的开篇通过自然美景对桃花源进行铺垫，“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个质朴的世外桃源跃然于纸上。

千百年来桃花源被世人传诵与缅怀，凸显了人类内心深处对理想国度的向往与锲而不舍的追求，已成为孔子所述之“大同”在后世的变体之一，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文人骚客、乃至普通百姓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丰富了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理想的认知。

19世纪末20 世纪初，近代中华英杰仍受到大同世界的鼓舞，在中国近代史上引出了三次构建大同世界的思潮，分别为太平天国实践“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著名政治家康有为，提出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写下了《大同书》，作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理想；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三民主义，指导民主革命。

于此看，“大同” 不但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也是近代思想家医国治民的良药，他们取“大同”之精义，抹去桃花源那层柔和、虚幻、与世隔？八的色彩，积极人世，揭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从政权、制度、教育、思想等方面改造社会，勾勒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蓝图。

可见中国文化中的“大同”虽历经两千多年，却仍生生不息。

二、西方文化中的“理想国”及其延伸西方文化中关于社会理想最早而又具体的描述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与朋友的辩论，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史、甚至西方思想史上人类探索社会理想的开端。

而后，在西方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等近代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描绘与演绎不断被完善与丰富。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古希腊民族文化的中心——雅典，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哲学，认为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

《理想国》是柏拉图中期哲学思想的总结，这部震古烁今的名著，以苏格拉底与朋友们对正义的辩论开篇，引出理想城邦的建设问题。

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与朋友们的提问与回答、定义与反驳的过程，从统治者的品格、城邦的政治体制、教育、社会劳动分工、性别观念等方面构建了他的社会理想。

柏拉图指出理想城邦的特质是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的；统治者是民主推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不存在世袭制，他们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不能有任何私利；在理想城邦的缔造中，教育和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

民众，尤其是护卫者，要通过音乐文艺和体育锻炼实行心灵和身体教育，以达到爱智与激情两者的和谐与平衡；全体公民根据各自天赋，各司其职；女人、儿童归男人公有；男女的差别只是生理的不同，并不影响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职业。

柏拉图还认为理想国的最佳状态在于统一，国家的统一犹如人体的健全一致，各部分苦乐同感息息相关，“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最像各部分痛痒相关的一个有机体”。

当理想国实现的可能性受到质疑时，柏拉图抛出了著名的哲人王理论，理想国要能实现，“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或者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利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

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拥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等思想品质，可将国家托付给这些智者。

以上所述就是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政治清明、百姓各司其职、重视教育，然而这个理想国也有很多局限与落后之处，比如性别不平等，女人归男人公有，女人始终总体弱于男人；主张良种生育，男女壮年外生养的孩子，法律不予以承认，难免令人想到后世之纳粹思想；哲学家治理城邦的程序是先在思想文化上，将城邦和人“擦干净”，然后制定政治制度草图，进而建立起美好的城邦，这未免又带有集权色彩。

或者换句话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作为一个理想，它不够纯粹。

继柏拉图在古希腊时期提出理想国后，有关社会理想的描绘与演绎层出不穷。

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寻找理想之乡的踪迹，以骑士文学《亚瑟王传说》的阿瓦隆（Avalon ）最为突出。

亚瑟王是英格兰传说中的国王，圆桌骑士团首领，罗马帝国瓦解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

传说他在与死敌的激战中负重伤后乘船前往阿瓦隆岛接受治疗并长眠起来。

阿瓦隆是不列颠传说中遥远的理想乡，精灵的国度，四周被沼泽和迷雾所笼罩，只能通过小船抵达。

岛上由精灵守护，没有时间和岁月，一切都不会老去。

在亚瑟王的年代，罗马帝国侵占了不列颠群岛，英国从此进入了黑暗的战乱时期，民不聊生，连最基本的尊严与道德指标也摇摇欲坠。

亚瑟王的出现仿如黑暗中的一道光芒，他扶贫济弱，制定骑士行为准则，树立了平等的观念和道德榜样，带领英国军队赢得了12 场战役的胜利。

因此，这个如仙境般的地方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英雄的休憩之地，不？纬性刈湃嗣嵌杂㈣鄣某绨荩?更是希望的象征，是人类对于社会理想的又一文化演绎，只是比起理想国的规划性，它多了一层唯美与浪漫的色彩。

与文学演绎的社会理想相互辉映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思想界上的“正面乌托邦三部曲”，英国莫尔的《乌托邦》（1516 年）、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 年）和德国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 年）。

这三部著作都是文学游记，主张废除私有制，抨击私有制带来的各种弊病和罪恶，描述了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

与《理想国》相比，这三部作品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更完整，内容涵盖政治制度、城市规划、劳动分工、劳动时间、卫生健康、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设想。

这些方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甚至随着年代的递进，后者更进步。

例如对政权和政府的设想，乌托邦的最高执政者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皇帝”，太阳城虽是共和国，但最高执政者也是终身任职的被称为“太阳”的人，基督城则是集体领导的共和国，三个人联合执政，这种政治体制无疑向前迈进一大步。

再比如教育，三部作品都强调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基督城》一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学校教育细分为8 个讲堂，包括文法、逻辑、算术、音乐、天文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神学等。

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乏人类对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有层出不穷的文学想象，也有思想史的深度探究，各放异彩。

三、中西文化中的社会理想比较细究中西文化对社会理想的建构，从“公”字去考察对比，其存在共性――主张“公天下”。

《礼运》提出大同世界是“天下为公”，出现在大道实行的年代，即黄帝、颛顼、喾、尧、舜五帝时期，当时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