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林纾的翻译与桐城文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语不惊人死不休
语不惊人死不休作者：王开林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04期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因他骂得鞭辟入里。
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
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骂遍天下强梁，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
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
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
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
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
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
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
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
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
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
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块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解读
论译事之难-严复中国清代有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有名的三字翻译尺度信达雅,下面就是严复师长教师曾写道的他对翻译的小我看法.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个中信达如今一向沿用,只有雅,严复指的是要用古文写成汉语译文,当今肯定不克不及接收,但是严复所处的时期,他翻译过来的器械主如果给朝廷的高官和当权者看的,所以要写成华美的古文. (录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施展,实非处死.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所以书为话柄也!一.翻译工作有三项不轻易做到的事,忠诚于原著即精确,译笔流畅明确,文字典雅.要做到忠诚于原著本来就很不轻易,而假如只留意精确却疏忽了译笔的通晓晓畅,那么,即等于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看重的.自从海交际通凋谢以来,具有必定翻译才能的人才,几乎到处都有.不过,我们随意取一本译作来看,请求它把忠于原著和译笔流畅这两者联合得很好,却其实不久不多.按其原因,一是因为对原著只作粗略的阅读,二是对原著缺少周全的剖析研讨,三是不克不及真正懂得原著.如今这本《天演论》所阐述的,原都是五十年来西方科学界极新的研讨成果,又是作者晚年出版的著作,我的译文侧重在揭示它的理论精华.是以,词句之间,就时而不免会依据自已的领会而有所增损,或甚至加以修改填补,只要重要精力不与原文相违反,则译文尽可不为原著文字构造所执束.换句话说,只要原著的主题思惟能得到充分表达,也不必定按原文直译,以便译者有进行再创造的余地.但这其实不是做翻译工作的精确办法.正象名僧鸠摩罗什法师所说“学得不到家,反而会产生流弊”.今后,搞翻译的人将会更多,万万不要搬用我这种做法.二.西词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词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成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合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认为达;为达,即所认为信也.二.英词句子中的一些名词术语,一般都边举例边解释,插在中央,就象中文的引证.旁注一样,然后远远地与前文相接,把前后意思贯穿起来,构成一个完全的句子.是以,英文的句子构造自有其特色,它少则二.三个字,多则数十.成百字为一句,假如机械地照译原文,就必定会令人费解.假如为图省事而大量砍削原文中的难译部分,又会伤害原意.这端赖译者先将原文的全体精力本质紧紧地控制住,做到融合贯通,烂熟于胸,尔后下笔,天然就能使译文精确.流畅,首尾呼应,较充分地表达出原著的思惟.至于那些原著的文字,理论过于深邃,难以被一般读者所领会的,那就只许多多少下些引证.衬托的工夫,以祈解释它的寄义.译者所有这一切具体做法,无非为了一个达字,归根到底,为了达,也恰是为了忠诚于原著,使译文能精确地表述原著的精力.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罢了！”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榜样.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但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其实锐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三.《易经》指出:做文章要讲求辞藻的幽美和主题的精确.孔子也说过:“做文章,不过是把意思表达得确实罢了.”又说:“说话.文字死板无味,就不克不及扩展影响”.可见,文字的精确.流畅.幽美,乃是做文章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搞翻译工作的尺度.本来,除了文字的精确.流畅之外,还请求其典雅,这不但仅是为了去影响尽可能多的读者就行了.其实,那些包含着古奥的推理和含蓄深邃深挚的说话的著作,用中国汉代以前的语法句法去译述,倒还易于表达些,若用现时期人平易近大众所通用的文字说话译出来,反而不轻易表达得充分.如许做的成果,就往往不免为了凑合词句的章法而不克不及不伤害原意.于是,使得译文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翻译时,求达,照样求雅？这两个尺度必须郑重选择,在不成得兼的时刻,稍稍侧重于雅,也是有的,这都是出于不得已,并不是单纯地寻求文字技能呵！我这个译本,曾很引起一些人的群情讽刺.说文字过于艰深难明,又掉之光滑.现实上,不过是因为我主不雅上力争做到凸起原著的精力罢了.别的,原著的各类不雅点,多半来自哲学.数理以及天然科学各部分从事实践的人的研讨成果,倘译者本身对于这类科学从未接触过或知之不久不多,那么,尽管译者与作者是统一国的人,懂本国的说话文字,生怕仍然在懂得上会有许多艰苦.本国译者尚且不尽懂得,又况且由外国人依据异国文字辗转翻译过来的译本呢?四.新理踵出,名目纷纷,索之中文,渺不成得,即有牵合,终嫌整洁.译者遇此,独有自具权衡,即义命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斯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巵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巵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建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斯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糸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成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命名之难！虽欲避不求甚解之诮,有不成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橱,我罪我知,是存明哲.四.新的学说一个接着一个地不竭消失,新的名词也跟着多了起来.这些新的名词,从中文中很难找到,即使勉强凑合,也嫌不敷贴切.搞翻译工作的人碰到这种情形,只有依附本身的水温和懂得才能,按照新名词的寄义去肯定中文的译名.但如许做是很艰苦的,就如这本书上卷的十几篇导言,是因为正文的理论很深,才以导言的情势先作一番浅易的讲解.我起先把“导言”译成“卮言”,钱塘人夏穗卿(名曾佑)嫌译得不好,说“这是佛经中曾用过的名词,可译成‘悬谈’.”后来桐城人吴挚父师长教师(名汝纶)见了,又说:“‘卮言’既然已是陈词滥调了,而‘悬谈’也是沿用佛家的,都不是具有独创才能的人所应遵守的,还不如采取曩昔诸子百家写书的老办法,给每一篇加上个标题好些.”夏穗卿又说:“如许做,就成了一篇篇相对自力的文章,对于原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用意就显不出来了.”至于“悬谈”.“悬疏”这些名词,“悬”就是微妙的意思,是分散归纳综合全书中间思惟的话,与这不相符的做法,必定不克不及采取.斟酌了上面两种不合的看法之后,于是就按照本来的篇目,爽性将“卮言”译为“导言”,并把吴挚父所拟定的各篇的标题,分离注鄙人面,使读者读起来便利.从这里可以看到肯定一个译名的艰苦,即使想防止因不求甚解而引起他人的嘲笑,照样防止不了.其它如“物竟”.“天择”.“储能”.“效实”等等这些译名,都是由我开创的.有时为了肯定一个新的中文译名,往往要花上十天或一整月时光重复揣摩.斟酌.对于肯定新译名的难处,我是深有领会的,愿望高超的读者对此可以或许原谅.严复的这几篇文章是用古文写就,一些读者读起来可能有艰苦.这是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便利大家懂得.。
【语文】高考作文素材 林纾
译界之王——林纾一、走近林纾1.简介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
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
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
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
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
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曾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
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
复肆力於画。
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
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
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
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
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2.生平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
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
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
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
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
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
论成功的翻译_再读林纾_严复作品有感_刘明
论成功的翻译———再读林纾、严复作品有感刘 明(浙江财经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摘 要:如何评价译文的优劣一直是评论界的话题。
严格按照翻译标准译出而又获得成功的译著比比皆是,但同时有些译著虽然与翻译标准格格不入,却也取得极大的成功。
此文提出“成功的翻译”用以归类曾经引起社会反响,取得过良好社会效益的译作。
关键词:林纾;严复;翻译标准;成功翻译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10)06-0103-05引言在人类翻译史中,忠实于原文的比较完美的翻译随处可见。
然而,在译界也存在另外一种错讹甚多却因其译文优美流畅而被广泛认可的译作,其中以林纾、严复为代表的晚清小说翻译最为典型。
林纾的翻译在忠于原文方面,如果用今天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是有很大出入的。
可是这些翻译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或多或少与当时的科技和传播渠道有关,但他的作品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令评论家不知道按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
一方面,林的译文错误甚多,甚至还有些“东鳞西爪的写作”〔1〕213,实在很难说是“好”的翻译。
而另一方面,他的译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给中国读者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让人们领略到了西方小说的风采,因而又很难把他的翻译归纳为“差”的翻译。
被译界奉为圭臬的“信、达、雅”的倡导者严复,虽然其翻译态度较林纾严谨,以至于“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但“《天演论》译文中对原文的`不忠'、`偏离'和`增加字句'等现象比比皆是”〔2〕。
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提到了“信、达、雅”,然而他又明白地指出“学我者病,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因此,仅仅从语言层次上把这些翻译归纳为“差”显然不是办法。
必须以另外的方法来进行归类。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成功的翻译”这一概念。
用以归类一切引起过社会效应的译作。
这一概念以超出语言层次的标准作判断,不以忠实原文的程度为标准,而以译文所达到的社会效应为标准。
林纾严复辜鸿铭列传清史稿
林纾严复辜鸿铭列传清史稿和讯网林纾文化研究所（福建工程学院）发布。
《清史稿》林纾严复辜鸿铭列传[转贴2010-10-14 09:24:51]字号：大中小民国初年由赵尔巽、柯劭忞等撰写的记载清朝史事的未定稿纪传体史书。
自1914年袁世凯下令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编写的有馆长赵尔巽，总纂缪荃孙、柯劭忞及其他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一百多人。
体例上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1927年，赵尔巽病逝，柯劭忞代之。
赵尔巽死前决定将大致完成而未经总阅修订的“史稿”付印。
在袁金铠和金梁负责下，赶在1928年北伐军入北京前夕，印刷出版了一千一百部。
由于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对反清的史事和人物多加贬斥，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封禁。
尽管《清史稿》存在不少缺陷，可是它汇集整理了清代各朝实录、圣训、会典、档案等丰富史料，在目前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林纾严复辜鸿铭列传[1]林纾[2]，字琴南，号畏庐，闽县人[3]。
光绪八年举人。
少孤，事母至孝[4]。
幼嗜读，家贫，不能藏书。
尝得史、汉残本[5]，穷日夕读之，因悟文法，后遂以文名。
壮渡海游台湾[6]，归客杭州，主东城讲舍[7]。
入京，就五城学堂聘，复主国学[8]。
礼部侍郎郭曾炘以经济特科荐，辞不应[9]。
【注释】[1]林纾、严复、辜鸿铭同是福建籍的译坛泰斗，被学界公认为中国近代三大翻译家。
但相比较而言，林纾以翻译外国小说出名，严复长于译介西方思想文化名著，辜鸿铭则由于传播中华国学典籍而享誉海外。
选文出自《清史稿》卷486列传二百七十三文苑三，介绍了林纾等三位名家的生平和主要事迹。
[2]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学名徽，别署冷红生、六桥补柳翁，晚年又号践卓翁、蠡叟。
光绪八年（1882）中举后，屡试不第，遂放弃举业，专治古文。
以教书为生，先后就教于福州苍霞精舍、杭州东城讲舍、北京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正志中学、孔教大学等校。
林纾与严复
开创语言新体
继承传统古文优点和风格，冲破古文森严的戒律，在语法、 句法上进行了必要的革新。 把白话口语、外来语乃至欧化句法引入译文。 促进了语言和文体的变革。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 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 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 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 钱钟书
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指出:“林纾翻译的兰姆改写的莎士 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到无上的兴趣，它无 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因文见道 翻译救国
反帝爱国 争取民族独立
政治小说 《黑奴吁天录》 宣传追求个性解放 爱情自由的进步思想
十九世纪末，有两部译书惊醒了当时的知识界，推动 了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一部是1898 年正式出版的福建闽 侯人严复（又陵，几道，1853—1921）译述的英国赫胥黎 的《天演论》，它以进化论思想启发了人们要变法图强， 从而人们又觉悟了图强必须反帝；另一部是1899 年开始刊 布的福建福州人林纾（琴南，畏庐1852—1924）译述的法 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 启发了人们想到婚姻自由，从而人们又觉悟到必须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反封建。 ———蒋锡金
林纾与严复翻译比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in’s and Yan’s Translation
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器物 ”无法抵御外敌入侵时，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 和文化。出于同一时代的林纾和严复抱着救亡图存 、保种保国的目的和热情，翻译了许多外国著作， 对“启发民智”起到了积极、重大的影响。“启发 民智”的目的使得他们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力求为翻译 目的服务，在应用翻译策略时也试图达到翻译的目 的。两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是我国近现代两位伟大的翻译家。
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翻译家
林纾（1852—1924年）中 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小说翻译 家。 空前绝后用在林纾(Lin Shu) 的翻译上，应该是非常恰当 的。这是中国翻译史上唯一 的一朵奇葩，以后不可能再 出现“林纾现象”了。
林纾简介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 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 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 （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 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 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 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 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 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 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 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 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 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 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 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 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 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 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 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杨宪益 (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生于天津，祖籍安 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 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享年95岁。 文化贡献： 杨宪益与英国夫人戴乃迭一起致力于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作 品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门类，共计近 千万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品格： 他有中国式的机智和英国式幽默，在他去世后，人们凭吊他 时评价为 “是真名士自风流”。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 杨宪益与英国妻子戴乃迭都密不可分，这对伉俪合译的中英文名 著不下百种，堪称中外翻译史的典范。在58年婚姻生涯中，二人 虽历经磨难，却始终心心相印。1999年妻子去世后，杨宪益也停 止了翻译工作。如今，两位老人在天堂重逢，留在人间的是隽永 的作品和感人至深的情感传奇。 经典语录： 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离骚》也不例外。 没有被多灾的生活磨难搞成精神崩溃，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光明 的。
严复的自由翻译
严复的自由翻译严复的自由翻译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洋务派翻译了大量“格致之学”等方面的西方科技书籍。
“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
”而“政事之书，鲜有留心，译者亦少。
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不立。
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
”1随着于西方的频繁交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大批的维新派人士更清楚地认识到“政事不立”乃“我国致败之由”。
因此，甲午战后时期，翻译关于西方“政事”的社会科学与哲学思想类书籍便成为维新派“变法自强”的重要途径之一。
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政治、社会学、哲学、财政、法律、教育、历史等类别的西学内容，为中国的变法提供借鉴。
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是严复。
何兆武在《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中评论，“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帝国主义分子与洋务官僚们三十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响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
康有为说，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
蔡元培也说过：“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几道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诚然，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从1898年他翻译的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出版到1912年的十多年间，严复先后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of Nations）、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穆勒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耶方斯（W. S. Jevons）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八大学术名著，在近代中国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在思想界和史学界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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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林纾的翻译与桐城文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王子文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3期
摘要：关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及翻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十分庞杂。
翻译爱好者所熟悉的“信、达、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等，对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的研究，始终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
[1]而从严复和林纾的文人身份，尤其是作为桐城派式微时的代表人物，对其译文命运的起伏进行分析，却鲜少涉及。
关键词：严复；林纾；翻译
作者简介：王子文，女（1990.8-），籍贯：安徽淮北。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历：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1
关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及翻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十分庞杂。
翻译爱好者所熟悉的“信、达、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等，对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的研究，始终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
[2]而从严复和林纾的文人身份，尤其是作为桐城派式微时的代表人物，对其译文命运的起伏进行分析，却鲜少涉及。
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其广为传诵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其“译笔甚佳”“文章雄伯”。
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研究，从其译本与桐城文章的纠葛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要正确理解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在有必要对桐城派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创世三祖。
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由以得名。
但后来追随他们的，不都是桐城人。
康、雍、乾三朝，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接脉于唐宋八家、明之归有光，以“义法”、“雅洁”之古文称誉百年，赢得时人“天下文章，其在桐城者乎”的羡叹。
之后经曾国藩及其弟子推波助澜，桐城文章得以再次风行百年。
由此桐城派及其古文，成了“清代文坛之中心”。
[3]桐城派虽在清代影响深远，但也争议不断，从讥其“空疏无识”到毁其“桐城谬种”，不一而足。
那么它对严复和林纾具有什么影响呢？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1898年因《天演论》名声大噪。
严复是主张用桐城派古文来翻译的，他在文章中也曾赞扬过桐城古文，严复的译著也确实大有其遗风。
如鲁迅在与瞿秋白论翻译问题时称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
[4]严复本人也曾多次言明自己与吴汝纶[5]之间的师友关系。
吴汝纶去世，严复写下“平生风气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的
挽联。
吴汝伦在其所作《天演论序》对严复的译文做高度评价，认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
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6]由于吴氏当时在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此序促进了《天演论》的传播，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清知识阶级中流行的语言是古文，尤其桐城文章，更以其清新、雅洁执文坛牛首。
正是由于“清通”和“实用”的特点，再加上桐城文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通用文体，使得桐城文章成为引入“新学”的合适载体。
因实用性强，最早介绍西学的，是学此派的严、林、吴汝纶。
胡适说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
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
”[7]由此，严复、林纾不约而同选择桐城派文章作为翻译语言，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的。
严译名著，不仅文笔过人，更是以其引入的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对晚清以降的仁人志士产生了巨大影响。
于此同时，严复同时代，以桐城派文章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是另一位翻译家和文学家林纾。
闽县人林纾与桐城派交往甚密，曾经作文《桐城派古文说》[8]以维护桐城派。
他集中翻译了数百部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在当时中国不占主流地位的小说体裁居多。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桐城派“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9]，对提高小说地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胡适曾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道：“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
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
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
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绩。
”[10]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因其古文立场而被猛烈抨击的林纾，其翻译成就却是的到广泛认可的。
郭沫若认为：“林纾的《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
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先生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争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者不免有一概抹煞的。
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是有些建树的人物。
”[11]
严复、林纾的译作尽管影响十分巨大，但在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浪潮下，也不免被淘汰的命运。
讽刺的是，严、林的译作改中国之风气，促进了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读着严复和林纾译作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们，很快就将其抛弃；不仅如此，甚至大有挖其祖坟之势头。
胡适曾说过，真正打败桐城文章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而严复和林纾是反对“文白合一”的白话文体的。
林纾直至临死还不忘叮嘱儿子“古文万不可废”。
回望晚清民初，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文人不遗余力译介西学，为国人提供了思想和文学养分。
作为严、林引入西方社科和文学所使用的翻译语言，桐城文章对新文化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然而严复、林纾及其桐城文章终究没有逃过被淘汰的命运。
注释：
[1]、文军胡庆洪.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上海翻译. 2007年 No.3.
[2]、文军胡庆洪.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上海翻译. 2007年 No.3.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P310，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3月1日版，天津。
[4]、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北京。
[5]、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至父，安徽桐城人。
吴氏自幼喜好古文，曾拜曾国藩为师。
先后入曾国藩幕、李鸿章幕府十余年，后出知深州、天津、冀州等州府又十余年，致仕后，讲学保定莲池书院。
-详见《清史稿·文苑》。
[6]、吴汝伦《天演论序》，《桐城派文选论》。
[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205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8]、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第42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19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11]、郭沫若：《我的幼年》，《郭沫若全集》第11卷第1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