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穗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lo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
[1]由于岁月的溅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夕>销瓷”的单位之一。
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17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
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17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
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德国成功地研制出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圆直到现在。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到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
图一、图二是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的―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我们中国人见此,恐怕没有人会不忍俊不禁的。
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是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在l7~18世纪,由于东西方的隔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
他们或是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文字描写,或是根据去过中国南部沿海经商的欧洲商人、水手的描述,或是根据中国漆器、瓷器、手工艺品和绘画作品上的图案,甚至仅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甚至把近东、中东的许多因素误加在中国人身上。
制文化权与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的潮起潮落

17、18世纪,中国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充斥欧洲。
一股追求“中国时尚”的“中国潮”在欧洲蓬勃兴起。
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倍受推崇;从中国回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受到追捧;中国的建筑风格被模仿;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追求。
很多上层社会家庭以用中国产品和效仿中国生活习俗为时尚。
他们摆中国家具,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学用中国筷子,收集中国书画。
然而,这种“中国潮”并没有能够在欧洲长期地维持下去。
欧洲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赋予欧洲人越来越多的自信;也使欧洲政府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追求本土工业发展的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
当欧洲人可以从欧洲本土获得瓷器和高质量的绸缎,从殖民地获得茶叶时,中国产品便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下跌。
中国不再是欧洲人崇敬向往的那个富强有序而又充满智慧的神秘帝国。
中国的制度受到批判,中国的文化受到抨击,中国的产品受到排斥。
关于中国器物和文化在17-18世纪欧洲倍受崇拜,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又惨遭贬低和排斥的现象[1],不少经济史著作都对其有所提及,但大都局限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单叙述上。
即使有进一步的讨论,其大多也是侧重在中西生产技术发展和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尽管对西方商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也偶有提及,但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更没有研究从国家制文化权的角度对西方政府和商人在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2]。
二、广义虚拟经济学和商品虚拟价值用文化导向和广告宣传影响市场需求,进而制造商品虚拟价值的商业实践古来有之,但其从来没有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得到过充分讨论。
一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成分在几百年前的经济发展中比例很小,不足以引起重视;二是可能因为这种实践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传统经济学注重于实体经济的研究。
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在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讨论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所关注的重点都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上。
十八世纪法国看中国人

书摘->2006年第1期十八世纪法国画家笔下的中国“猴形人物”刘海翔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曾掀起过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哲学、艺术、中国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开明君主制”等等,都是法国宫廷和主流社会里时髦的谈论话题和积极的摹仿对象。
本文作者十多年前赴美留学,十分关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他曾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短期研究工作,深入该馆库房探访亚洲部藏品,也曾四访欧洲,探寻欧洲艺术“中国风”的遗迹,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品味艺术品上记载的世纪风云。
《欧洲大地的“中国风”》一书,就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该书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将大量“中国风”的图例贯穿起来,再现十八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一个特殊风貌。
下面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章。
一、“猴形人物”(法语:Singerie)现象在十七世纪快要落下帷幕的时候,让·贝然(Jean Bérain)在把中国艺术的素材引入他的装饰设计中去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支流——“Singerie”,即猴形人物。
在猴形人物作品中,猴子穿着人的服装,做着人的事情。
他用猴子代替了传统艺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的形象,创作了一些这一类的作品。
后来比较正式地画“猴形人物”的,是华铎的老师克劳德·奥德安,他在1709年装饰玛利城堡时,作了一幅猴子坐在桌边的画。
后来,华铎也画过一幅“猴子画家”(法语:Les Singes-Peintres)的图画。
其实贝然、奥德安和华铎笔下的猴子,就像一群衣着光鲜的巴黎人,只不过他们猴性十足,在造型中显示出一种轻松的幽默和略微的讽刺。
也有学者考证说,早在十六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人们就已习惯地把雕塑家和艺术家戏比作猴子。
到了1735年,当克里斯托夫·休耶在香地里城堡画了一“大幅猴形人物”(法语:Grande Singerie)画作的时候,其装饰图案已经非常华丽复杂,要仔细察看才能分辨出图案中部两侧的猴形人物。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德国德累斯顿访古记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德国德累斯顿访古记苏生文
【期刊名称】《文史杂志》
【年(卷),期】2006(000)001
【摘要】@@ 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10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总页数】3页(P56-58)
【作者】苏生文
【作者单位】国家博物馆(北京)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
【相关文献】
1.关于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 [J], 韩琦
2.解读欧洲17-18世纪的中国风建筑——以德国“无忧宫”为例 [J], 梅青
3.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与接受——以德国早期汉学为例 [J], 张美美
4.艺术的瑰宝——记德国德累斯顿画廊 [J], 杨成绪
5.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德累斯顿国际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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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

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中国,在13到18世纪这段时间内,成为了西方世界极具吸引力和神秘的对象。
这些年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陌生和神秘,到后来的迷恋和崇拜,再到后期的失望和不满。
通过深入研究这段时期内西方对中国的形象演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西方在观察、解读和评价中国时所持有的心态和观点。
在13世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首要来源。
波罗的描述中充满了对中国的神秘和陌生感觉,他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奇特文化的国家。
这种对中国的陌生感觉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并引发了对中国物产和文化的期待和渴望。
到了16世纪,随着旅行家和探险家们的到访,西方社会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成为了欧洲国家争夺的目标。
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开始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评价中国,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高度集权制度表示敬佩,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而另一些人则对中国的体制持批评态度,觉得这是一种专制。
到了18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
中国文化和思想开始渗透到欧洲社会,西方世界开始迷恋中国的艺术、哲学和文化。
许多欧洲人开始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
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代表了一种另类和超凡脱俗的文化形式,这种迷恋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
然而,18世纪后期,随着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政治交流的失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迷恋渐渐褪去。
中国被视为一个无法与西方平等交流的国家,在各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产生失望和不满,批评它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和社会结构。
总体而言,13到18世纪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形象演变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动态变化。
最初的陌生和神秘感觉转变为渴望和迷恋,然后逐渐消退为失望和不满。
这种形象演变的原因包括信息的有限性、文化差异、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变化等多个方面。
看完真捉急,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竟然会是这样!

看完真捉急,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竟然会是这样!近些年来,去欧洲l旅游、探亲、求学或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欧洲人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人。
那么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些什么鬼?1、首先,最直观的当然是外貌啦中国人有黄黄的皮肤中国人的眼睛有蒙古褶蒙古褶也叫内眦褶,就是上眼睑顺着眼角向下延伸,把内眼角覆盖住,所谓的丹凤眼就是典型。
举个栗子,刘亦菲就是蒙古褶的典型。
中国人身材娇小中国人有黑黑的头发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欧洲人傻傻分不清楚2、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喜欢戴尖尖的帽子这种形状的帽子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中式帽子,在欧洲很多地方直接就被命名为“中国帽子”。
中国人爱骑自行车1995年,中国的自行车产量达到高峰,这一年共造出大约3000万辆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人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在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可以看到10辆自行车并排前行。
欧洲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中国自行车在大街上的盛况,直到今天欧洲人都觉得中国人很喜欢骑自行车。
3、欧洲人觉得中国人有非常特别的饮食文化中国人爱喝茶中国人会用筷子吃饭中国人会喝米(粥)中国人吃狗肉4、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让欧洲人非常钟情中国人有漂亮的衣服欧洲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唐装。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唐装并不是专指中国传统服饰,而是泛指所有有中国元素的服装。
欧洲人觉得中式的图案非常好看。
中国人有非常多的发明中国人用毛笔写字中国人能看懂竖着写的字5、所以,不要轻易惹中国人中国人很会打架,因为他们会中国功夫中国人擅长建造,他们建造了万里长城中国经济增长飞快以上就是小编接触到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有些点可能有些以偏概全,但都是小编真实接触过的说法哦。
最后,小编也做个调查,你眼中的欧洲人又是怎样的呢?。
别笑,严肃点!看看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啥样

别笑,严肃点!看看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啥样18世纪法国美术最显眼的就是洛可可艺术风格。
洛可可艺术影响有多大?如今洛可可一词成为西式皇家、贵族样式的代名词,充斥在从服装服饰、婚纱影楼到家居装修各个角落里。
其实,18世纪的洛可可艺术跟中国艺术有着不解之缘。
洛可可艺术的表现就是在家具和建筑装饰上多采用C形、S形或者漩涡形的曲线,这种灵感来自于中国瓷器的装饰。
洛可可时期家具洛可可时期家具中国,青花瓷。
中国瓷器上的装饰多为曲线形,这种装饰被认为影响到了法国洛可可艺术。
中国的英文为“china”意思就为瓷器。
虽然瓷器在中国历史悠久,但在直到19世纪,瓷器才被西方人烧制成功。
在此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的瓷器是由鸡蛋壳和某种贝壳混合而成的液体浇铸而成,此处真的是脑洞大开啊!不过,这并不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收藏瓷器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当时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瓷器有些是直接出口的,有些来自于西方人的定制,而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中国的瓷器。
问题是我们的瓷器从来不描绘当时陶工所处时代的东西!反而经常描绘戏剧人物,比如这个清康熙年间的“五彩人物纹瓶”主题就来自于《隋唐演义》:秦叔宝策马迎战尉迟恭,唐王李世民和徐茂公临城观战,空间衬以矮山花树。
这种图案俗称“刀马人”。
清朝的人根本不穿这样的衣服!所以,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有时候真的可以用“稀奇古怪”来形容了,比如洛可可艺术的代表画家布歇就很喜欢中国的东西,他先后画了《有中国人物的风景》、《中国皇帝上朝》、《中国捕鱼风光》、《中国花园》和《中国集市》等中“中国风”作品。
布歇,曾任法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他的绘画风格深受贵族喜欢,他二十岁就获得了美术学院展览会的一等奖,然后就去了意大利留学。
不过学成归来的布歇,其风格却是地地道道法国皇家气派。
布歇肖像布歇《浴后的狄安娜》,狄安娜是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孪生姊妹,她司职月亮女神、狩猎神。
此外,狄安娜也是妇女和儿童的守护神。
【转】18世纪末,欧洲开始轻视中国-金梅

【转】18世纪末,欧洲开始轻视中国-金梅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与欧洲曾长期相互隔绝。
随着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才开始逐渐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并一度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发出由衷的赞叹。
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逆转。
欧洲曾对中国的一切推崇备至在17~18世纪长达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则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
因此,面对美好的中国图景时,整个欧洲都无比惊羡。
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致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与此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
早在1697年,第一位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莱布尼茨就曾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
”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
1755年,由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上演,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其巨著《风俗论》中,他更是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不但知识界开始借鉴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
1756年,在法国重农学派政治家魁奈的极力说服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祭奠土地的仪式。
欧洲知识界嘲笑中国文化然而到18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一改“中国热”流行时的论调,转而鄙视中国文化。
比如孟德斯鸠在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暴政。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沃尔内也把中国政治概括为棍棒专制主义。
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德·萨德甚至描写道:“中国皇帝与官吏不时地采取措施,逼迫人民造反,然后从中获得血腥屠杀民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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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穗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lo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
[1]由于岁月的溅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夕>销瓷”的单位之一。
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17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
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17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
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德国成功地研制出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圆直到现在。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
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到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
图一、图二是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的―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我们中国人见此,恐怕没有人会不忍俊不禁的。
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是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在l7~18世纪,由于东西方的隔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
他们或是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文字描写,或是根据去过中国南部沿海经商的欧洲商人、水手的描述,或是根据中国漆器、瓷器、手工艺品和绘画作品上的图案,甚至仅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甚至把近东、中东的许多因素误加在中国人身上。
这位头戴斗笠,留着两撇长长胡子的“中国男人”形象倒是有几分靠谱,笔者在其他的许多场合也见过类似的中国男子形象(图三是位于易北河畔“日本宫”建筑物上的石雕像,据陪同参观的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介绍,雕像塑造的也是中国人),而“中国女人”的形象与实际却是相去万里。
从面孔上看,更像欧洲女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像欧洲东南靠近近东一带的欧洲女人;乳房裸露的表现方式,也是纯欧式的。
考察的另一项内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收藏的有关
中国的绘画作品和印刷品。
17~18世纪的欧洲绘画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奇怪。
有一幅画像上的“中国人”戴着中国南方特有的大斗笠,身着不明身份的服装(看上去有点像戏装),坐姿有点像中国寺
庙里供的佛。
戴斗笠是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的
最重要标识之一,可能是因为当时欧洲人接触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闽粤沿海―带的人。
闽粤多雨,人们为了劳作方便,常常戴着那样的斗笠(当然到了欧洲人手里,斗笠变了形)。
那戏装样的服装可能源于扑克牌上的小丑形象;而坐姿则可能源于中国无处不在的寺庙。
总之,欧洲人把道听途说的、浮光掠影的有关中国人的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加上―些欧洲的因素,就成了我们看见的怪异的形象。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收藏的版画中有不少中国名人像,如孔子(图四)、康熙皇帝(图五)等。
孔子像基本上与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去不远,可能因为当时已有孔子的典籍翻译成欧洲文字。
③翻译的原本上可能就有原汁原味的孔子像,欧洲人如实地将它临摹下来;只是在表现手法上作了处理,融入了侧光、阴影、焦点透视等欧式绘画的诸多因素,显得很有立体感。
但对于康熙皇帝,则只能靠想像,所以才描绘成这个样子。
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说明当时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这种隔阂有地理上的原因(尽管“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但毕竟有限),也有人为的原因。
清朝在很长的时间,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对来华的欧洲商人作了种种限制,不允许越冬长住,不允许广州城,更不许深入内地。
这些欧洲人所能见到的中国人无非是那些在海上劳作的渔民、与他们做交易的商贩以及对他们百般刁难的低级官吏。
也许这些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因此他们回国后在向画家描述中国人的时候,故意进行了丑化;而那些没有亲眼见过中国人的欧洲画家,又糅进了自己的主观想像,以致于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成了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漫画式的样子。
尽管这样,在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要比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了解多一些。
那时去过欧洲的中国人比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数量还要少得多。
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其他地方都是没有开化的蛮夷之地。
后来在与“蛮夷”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才有一部分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欧洲,看到了世界。
注释:
[1]据估计,仅在1557-1764年的二百多年间,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最低不会少于七八千万件。
参见王健华:《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外销》,“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国际学术研讨
会”发言稿,2004年11月,北京。
[2]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15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张立文、李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国家博物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