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地缘政治新格局

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地缘政治新格局2007年12月16日解放网-解放日报亚洲地缘政治新格局在讨论亚洲地缘政治变化时，不可过分强调中国因素。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起着并不亚于中国那样的影响。

亚洲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主导地区局势的大国，亚洲地缘政治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同时存在着多个大国。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亚洲地缘政治正在形成一个不确定的新格局。

有很多因素促成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从时间次序上看，首先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这一政策不仅导致了中国国内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改变了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

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在继续。

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尽管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但也必然产生其外在影响力。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的结束。

冷战把亚洲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苏联阵营。

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这两个阵营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很少有中间地带。

冷战以前苏联的消失为标志。

苏联后的俄国再也没有能力来组织一个反西方的组织。

苏联的解体同时也表明西方阵营的力量强大。

因为没有了一个像苏联那样强大的敌人或者竞争者，西方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不再有冷战时代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

在西方内部松散化的同时，美国就成了唯一的超级霸权。

很显然，冷战以后，美国的国际行为仍然表现为冷战逻辑，一方面，不时地在寻找外在的敌人和竞争者，另一方面也试图和一些国家结成具有军事政治色彩的联盟。

在亚洲也不例外。

从美国霸权寻找“敌人”的角度，很多国家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中国的崛起于是被视为是改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讨论亚洲地缘政治变化时，不可过分强调中国因素。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起着并不亚于中国那样的影响，即日本和印度的崛起。

就是说，亚洲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主导地区局势的大国，亚洲地缘政治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同时存在着多个大国。

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

但现在日本开始追求其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地位。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从人口规模上说）也开始了崛起之路。

这些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迅速。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印度的军事现代化也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国家认同的变化。

传统上，因为各种历史因素，印度政治精英们都认同西方并努力与西方接触。

但今天，因为亚洲的崛起，印度政治精英们越来越认同亚洲。

这表明，印度的战略重心是亚洲。

在亚洲发展自己的影响力是印度的大趋势。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东盟区域组织。

且不说东盟新老成员国内部发展变化可以对亚洲地缘政治所能产生的影响，东盟区域组织本身也在转型，在寻找新的地缘政治地位。

在冷战后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解体以后，东盟作为整体在国际的定位发生问题。

但近年来，东盟逐渐寻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

在亚洲各大国之间不存在一个确立已久、运作良好的平台的情况下，东盟论坛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现在，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日本，甚至美国，都离不开东盟这个互动平台。

这表明东盟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所有这些因素的同时出现表明亚洲地缘政治因素的复杂性。

各种因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就是说，一种新的格局不可避免，但这种新格局还没有定局。

不管怎样，新格局会在这些重要因素互动中产生。

从这些年来这些因素的互动来看，亚洲地缘政治既有向传统以军事政治为主轴的带有冷战色彩的格局演变的可能，也有向与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区域化相适应的、以经济为重心的格局演变的可能。

对前一种情形，人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

后一种情形并不存在过，但的确在形成。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亚洲地缘政治的实际情形很可能处于以军事为主体的传统格局和以经济为主体的新格局之间移动。

而政治因素则是决定地缘政治格局是偏向军事为主还是以经济为主。

从以往的经验和当代的实践来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一个关键作用。

中国的回应与责任今天亚洲社会出现整合的呼声和中国的经济崛起直接相关。

没有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外部影响力，就不会有整合的新动力。

近十多年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经济区域化已经是个大趋势。

但是与北美、欧洲比较，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组织性是最弱的。

在这个地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组织，但仍然没有一个健全的涵盖整个亚洲的区域组织。

在北美模式中，美国势力最强，加拿大、墨西哥都处于弱势，形成的区域经济组织具有等级（hierarchical）特征。

在欧洲模式中，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英、法、德等大国势力均等，政治制度上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当，因此形成了一种以平等（horizontal）为特点的组织。

但在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印度都是强国，东盟、韩国也不弱。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已经表明，北美式的等级体系在亚洲行不通。

如果亚洲不能走北美等级模式，那么就要走欧洲的平等模式。

但因为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亚洲很难形成平等的区域组织。

在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很难建立起足够的信任。

在没有建立互信之前，一旦涉及到区域组织问题，就要涉及到“谁来当领导”的问题。

这使得组织化非常困难。

亚洲地区的区域组织程度低并不表明这个地区各国间的实际交往程度也低。

事实上亚洲地区各国间的经济交往程度并不比其他地区低多少。

无论是中日韩之间，还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性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经济基础已经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实际上的交往和互动组织化。

亚洲区域组织化在最近的十多年来已经提到亚洲各国领袖的议事日程上来。

因为东亚没有一个组织平台，所以就借助东盟这个已经建立已久的平台，这就是“10+3”论坛（东盟十国加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的由来。

最近几年来的东亚峰会也表明本区域主要国家已经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东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

但遗憾的是，尽管亚洲国家的经济整合程度已经非常深，并且继续在深化，但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然存在，也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如果形势朝着经济整合方向发展，那么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为期不远。

但如果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得到强化，那么就会导致亚洲地区的军事化，造成另一种类型的冷战地缘政治格局。

在各种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中，最主要的莫过于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以美、日、澳三国为轴心的亚洲版“北约”了。

亚洲版“北约”的形成无疑给中国构成了一个传统安全困境。

可以相信，这个轴心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

也可以相信，这个轴心一旦正式形成就会有相当强大的扩张力。

实际上，这个轴心已经引起了印度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兴趣。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提倡建立包括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在内的十六国贸易伙伴协定。

这里的信息就是，这个安全同盟是全方位的，要以共同安全为基础来发展经济联盟。

如果这种目标能够达成，那么就会对很多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吸引力。

对中国的压力也可想而知。

前面强调过，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渐提高。

对外投资和经贸已经把各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

无论是中日之间还是中澳之间，经济的互动和互利程度已经很难互相为敌了。

尤其是澳大利亚，很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了其外贸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澳或者美国构造针对其他国家的同盟显然是适得其反的(counter-productive)，很难起到其在冷战时期所能起到的效能和效用。

这种带有针对中国的安全同盟实际上并不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利益。

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能够从稳定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如果美、日、澳为轴心的亚洲“北约”和中国的对立公开化，亚洲国家的利益就会最小化，因为那个时候，一些国家就不得不在中国和亚洲小“北约”之间进行选择。

而这个选择会是相当困难的。

对很多国家来说，和中国的交往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

再次，在核武时代，这些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中国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把自己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离开了中国这个环节，全球经济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尽管日、澳、美正在实施战略和经济分离的战略，就是说在经济上和中国进一步交往的同时，在战略上“遏制”或者“平衡”中国，只要中国开放政策不变，美、日、澳要把一个在经济上和自己互相依赖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或许这些亚洲版“北约”的参与国是为了应付所谓的来自外在的威胁，但是这个威胁更多地来自这些国家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而非客观外在世界本身。

在很大程度上说，形成中的安全同盟会并不能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日本的问题主要是其亚洲认同问题。

尽管日本的经济与亚洲国家高度相互依赖，但日本的亚洲认同则微弱不堪。

日本不愿意看到也不想看到中国的崛起。

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别无选择，要不就是自觉地和亚洲融合，要不就孤立于亚洲之外。

在如今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很难建立国家间的互信。

尽管前些年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两国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经济在不断整合。

最近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后的情况表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也不是不可以超越的。

只要有经济基础存在，日本很难为了所谓的安全利益放弃庞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也是这样。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战略上看，美国在亚洲的巨大利益是毋庸置疑的。

但美国对亚洲的整合似乎忧心忡忡。

除了和少数几个亚洲国家，美国的步伐和亚洲国家很不合拍。

“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型。

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侧重于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向了布什政府的军事主义的反恐政策。

在反恐问题上，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

恐怖主义毕竟是全人类的敌人。

但如何反恐，东亚国家和美国有不同的做法。

美国强调军事打击，在推翻其所认为的恐怖主义政权以后，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

很多亚洲国家对这种方法并不认同。

美国反恐的实际经验也表明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

东亚和美国对付恐怖主义的重点不同，美国推行的是军事主义，东亚国家推行的是经济主义。

这就使得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亚洲国家本身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脱节。

19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什么军事威胁、文化威胁、经济威胁、科技威胁等等。

布什开始时说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甚至有时称潜在的“敌人”。

但近年来主流意见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在去职前就和中国的关系提出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

很多政治人物实际上现在不得不接受中国经济崛起这个事实，所以开始提倡“中国责任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强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