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_理性_实践理性与非理性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管理学)的作文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管理学)的作文《理性与非理性：管理中的奇妙碰撞》在管理学的世界里，理性和非理性就像两个性格迥异但又紧密相连的小伙伴。
理性讲究逻辑、数据、规则，那是非分明，就像一个严格的班主任，一切按部就班。
而非理性则像是班里那个调皮捣蛋但充满创意的学生，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者惊吓。
我就曾在一家小公司里亲身体会到这二者的激烈碰撞。
公司不大，十几个人却忙得热火朝天。
当时的经理是个特别崇尚理性管理的人，啥事儿都得有流程、计划。
他有个习惯，每天早上都要开个精确到分钟的例会。
每个人都得按顺序汇报工作，数据准确率、目标完成度都得说清楚，谁要是说了句大概、可能，他就眉头紧锁。
有一次，有个同事说项目大概能提前完成，经理那脸立马拉得老长，“大概是多少，具体几天，你得给我个准确数字，管理不准靠感觉。
”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冷了下来，大家汇报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的。
这么精确的理性管理，按说应该收效良好。
可是几个月下来，公司业绩没什么大起色。
咋回事呢？原来这理性管理把大家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都给管没了。
每天就按部就班，大家心里没什么热情。
后来呢，公司来了个新员工，可算是个“非理性”的主儿。
有一天大家对着一个老产品的推广方案发愁，按老套路就是再投放几个广告位，改改文案这种。
这新员工突然站起来说：“咱们为啥不把产品送给那些小网红，让他们开个奇葩挑战赛呢，谁玩出花样就给奖励。
”大家一听都愣了，这完全不在计划之内啊。
经理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架不住这个新员工唾沫横飞地阐述这个方案的新奇之处，而且很多员工也表示这么干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经理一咬牙，行吧。
这事儿一推出，好家伙，网络上那些小网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产品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打开了。
从这个事儿里大家都意识到了，理性固然重要，它让一切井井有条。
但非理性有时候就是那把打破僵局的钥匙，能开启新的大门。
就像在这场管理的游戏里，理性搭好了框架，而非理性就在这个框架里跳着独特的舞蹈，二者缺一不可，只有互相配合，才能让管理充满活力又稳稳当当。
理性和非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先有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后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大体上以19世纪中叶为分界线，但两者均属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和思潮，即把人作为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质和哲学、美学以及文艺学等问题。
人本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西方更具完备的理论形态。
西方的古典人本主义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反神学，经历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和19世纪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其特点都是竭力提倡理性，张扬个性，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
在自然观上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却倾向于唯心主义。
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西方的人本主义起了重要的变化，不仅在社会历史观上，而且在自然观和本体论上也转向唯心主义。
如把人还原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进而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灵或其它非理性的生理心理功能——意志、欲望、直觉、感情、人格等等。
非理性的因素被提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
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美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美学、克罗齐的直觉论和表现主义美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美学、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和精神分析美学等等。
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对20世纪的中国文论产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驳杂的，不是纯学术的，而是带有实用意义的。
其佼佼者，则能熔中西和古今于一炉。
如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王国维曾深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他于1905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批判了旧红学，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并且提出美和艺术可以使人超脱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等带有系统性的美学观和艺术观。
发表了1908—1909年的《人间词话》，借鉴西方美学，运用传统的词话形式，表达了新的境界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开端。
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曾受康德的审美的超功利性、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这在他于1907年所撰写的几篇早期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有明显的表现。
理性 反理性 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思考
理性·反理性·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思考一、引言1. 问题的提出2. 目的和意义二、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和区分1. 理性的概念和特点2. 反理性的概念和特点3. 非理性的概念和特点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2.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的关注3.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理解四、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1. 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在当代社会中的体现2. 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1.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需求的思考2.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六、结论1. 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和作用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一、引言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的。
本文旨在探讨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以及它们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理性、反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和区分1. 理性的概念和特点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它是指理智和判断的能力。
理性是通过逻辑思考和推理来对事物进行认识、分析与把握，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础方式，因为只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2. 反理性的概念和特点反理性是指那些不符合逻辑，与常理相悖的东西。
它是渗透在人类思维中的一种负面因素，它会导致人类思考和决策的不正确，使人们误入歧途，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
3. 非理性的概念和特点非理性是指那些超越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事物，即那些无法理解或不具有逻辑性的事物。
它包括许多领域，如情感、信仰、灵性等。
博弈论——理性与非理性精品PPT课件
“旅行者困境”: 从100到0
巴罗教授提出这个案例旨在警世：一方面，它有启示人们在为私利考虑 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告诫人们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 另一方面，它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
“旅行者困境”: 从100到0
理性行为假设是讨论消费者和企业这些经济主体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 所以经济学在理性行为假设之下得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实际，还要进行另 外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旅行者困境”是所有博弈论学者甚至所有 经济学者必然面对的困境。
换言之,人不但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而且知道该如何去 追求。他可以“损人利己”，也可能“利人利己”，但并 不会去“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和“损人不利己”。
人是否聪明到了知道自己利益所在， 并知道追求利益的正确途径？
理性的困境
分钱博弈
两人分一笔总数固定的钱，比如100元。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外一人 表决，如果表决的人同意，那么就按提出的方案来分，如果不同意的话， 两人将一无所得。
假如由一次博弈变成重复博弈呢，比如，大家讲清楚下次再得100枚金币时， 先由2号强盗来分，然后是3号……“轮流坐庄”，这倒颇有点像西方国家的 两党政治，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是民主制度下的分赃制。
可能还会有比这闹得更凶的。比如，四人会想：l号居然要独得97枚金币，这 简直是赤裸裸的剥削嘛！于是，他们立即起来“造反”，组成一个反l号的大 联盟并制定出新规则：四人平分金币，独将l号扔进大海……
3号知道这个策略，就会提(100，0，0)的分配方案，对4号、5号一毛不拔而将全 部金币归为己有，因为他知道4号一无所获但还是会投赞成票，再加上自己一票 他的方案即可通过。
不过，2号推知到3号的方案，就会提出(98，0，l，1)的方案，即放弃3号，而给 予4号和5号各1枚金币。由于该方案对于4号和5号来说比在3号分配时更为有利， 他们将支持他而不希望他出局而由3号来分配。这样，2号将拿走98枚金币。不过， 2号的方案会被l号所洞悉，l号并将提出(97，0，1，2，0)或(97，0，1，0，2)的 方案，即放弃2号，而给3号1枚金币，同时给4号或5号2枚金币。由于l号的这一 方案对于3号和4号(或5号)来说，相比2号分配时更优，他们将投l号的赞成票，再 加上1号自己的票，1号的方案可获通过，97枚金币可轻松落入腰包。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一、引言在人类思维和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是常常出现的两个极端。
理性代表着客观、逻辑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而非理性则代表着情感、直觉和超验主义的思维方式。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对于人类的思考和决策过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并探索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二、理性的力量与限制理性思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基于逻辑和证据的推理过程。
理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准确而明智的决策，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
通过理性思维，我们能够分析各种信息，权衡利弊，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它是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的基石。
然而，理性思维也有其局限性。
它假设人类是冷静、理智和自私的，忽视了情感、价值观和道德因素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
例如，在道德领域，理性思维无法提供具体的道德指引，而需要借助于价值观和情感来指导。
此外，理性思维也容易陷入思维定势和偏见，忽视了直觉和灵感在问题解决中的作用。
三、非理性的洞察与盲目非理性思维强调情感、直觉和体验，它赋予了人类独特的创造性和洞察力。
非理性思维是艺术、音乐和文学等创造性领域的源泉，它能够超越逻辑和常规思维，带来新的见解和启示。
同时，非理性思维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信息不完整或不可靠的情况下做出快速反应和决策。
然而，非理性思维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它容易受到个人偏见和情绪的影响，导致主观性的判断。
其次，非理性思维缺乏逻辑和推理的严谨性，容易产生错误和偏差。
例如，在决策过程中，情感和直觉可能导致人们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而忽略了理性思维的重要性。
四、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理性和非理性并非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
理性和非理性互补的关系可以使我们的认知和决策更加全面和有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和问题的性质，灵活运用理性和非理性思维。
对于复杂问题，我们可以运用理性思维进行分析和推理，但也需要倾听内心的直觉和感受。
理性与非理性
如何理解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相关知识点：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参考答案：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识活动结构中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
“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
理性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理性是指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认识形式；狭义的理性则是指作为认识过程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仅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的逻辑思维形式。
狭义的理性与感性相对；广义的理性包含狭义的理性，它与非理性相对。
非理性因素主要是指主体的情感、意志、欲望、动机、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意识形式。
非理性因素，本身并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但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动和停止、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
这些非理性因素给人的认识活动、认识过程提供了动力、动因和调节控制的机制。
理解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关键是理解它们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
在认识过程的辩证内容的理解上，曾经出现过忽视或者否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过分地强调理性认识和理性因素的作用的倾向。
但是近年来随着哲学认识论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影响，又出现了过分地强调非理性因素作用，从而淡化理性因素地位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都是片面的，其特点是割裂了理性认识因素与非理性认识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但承认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否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在对待非理性因素问题上，既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也看到它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同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等理性认识的因素和直觉、灵感、顿悟等非理性认识因素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
人类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一、引言人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生物，我们的思维与行为常常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的两面。
本文将探讨人类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的体现，并尝试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二、理性行为理性行为是指人类能够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有条不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
这种行为常常是基于合乎逻辑的思考和推理而产生的，它使人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并追求自身的利益。
在经济学中，人们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经济人。
理性的经济人会明确地权衡自己的利益与成本，并选择最能使其获益的方式进行行动。
这种理性行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另外，理性行为还表现在人们对待科学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
科学方法基于理性的推理和观察，因此理性的人往往会相信科学事实和证据，并根据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非理性行为然而，人类行为中也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
非理性行为指的是人们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中不完全基于理性思考，而受到情绪、偏见甚至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曾经发现，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常常受到心理学上的诸多偏见的影响。
比如，人们更容易相信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被称为确认偏见；人们在决策时更注重已经拥有的东西，被称为保守偏见。
这些非理性偏见可能导致人们做出不明智的决策，损害自己的利益。
此外，在消费行为中，人们也经常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消费者常常受到广告、社交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做出非理性的购买决策。
这种非理性消费行为不仅导致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对个人的财务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四、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因理性与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维和决策并非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取决于大脑的自动机制。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受到情绪和本能的影响，产生非理性的反应。
其次，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对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野蛮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常常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不那么注重理性决策。
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人们的行为开始出现理性的一面，但非理性因素仍不可忽视。
专题四：理性、实践理性与非理性(节选)
实践推理的结果。如果能够证明他人的愿望可以算得上是理性主体,那么,一种戴维森
式道德理论有时就能够决定相对于某种情景的伦理真理是什么。给定对这种意向行为
应然解释的不确定性,复杂情形可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与康德所希望结果不同的结
果,来自对解释所施加的诸多制约因素的性质,这些制约因素构成戴维森式理性概念。
择对我来说是无益的。A比B更好与对我来说, A比B更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戴维森式伦理推理的理性基础可以论证说,对比较好就是比较好,正如
真便是对我来说真。偏好是关于什么是道德的和什么不是道德的这样一些判断的
痛苦而不是不痛苦)。因此,表面看来,一些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语句是客观的感觉对好与坏做出种种判断,正如认同
有判断力的人不会仅仅通过运用他自己的感知来调查研究科学上的各种问题一样。正如
同一个人通过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来学会在其信念与真理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人通过
关于道德教育的社会相互作用来学会在其偏好与关于什么比什么更好的真理之间的
如何。我所论证的观点是,这种关系类似于真理与主体信念之间的关系。尽管信念不得
不在很大程度上为真,但真理并不可归结为意见一致。同样地,尽管大多数偏好不得不
在很大程度上相应于客观上比较好,善并非必然地是最大程度上满足偏爱。
4对我来说比较好、比较好和自我利益
我的偏好往往是索引式( indexical)判断。我宁愿选择对我来说是有益的,而不愿选
语句却具有演绎论证的逻辑。如果应然是基本伦理概念,那么伦理思维就要依据归
纳模式进行。原则并非全称量化式的命令。如果应然句类似于或然条件句,那么
它们的范畴形式具有隐含的相对性。一种附加的相对性允许对这种应然的诸多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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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朱注:“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见孔子时问答也。
”如果我们将以上注释中的关键句排列如下,我们关于历代注释者大多模仿11.22孔子公式(KG )解释旨意的结论,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疾子路好勇,故以此言抑之。
”“子路自负其勇,谓夫子必与己,故夫子抑而教之。
”“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救之。
”“子路以诗士太简略,故抑之。
”“孔子见子路诵之不止,故抑之也。
”“子路好勇,性近刚,故重说之。
”“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本文最后以牟子《理惑论》为例,说明历代注释者模仿孔子公式解释旨意的方法如何使得注释者对同一文本可以做出不同解释。
《理惑论》被认为是由中国佛教徒所作的第一部著作。
首先,我们可以想象,当佛教最初进入中国时,一个人很容易用《论语》来反对佛教。
牟子所面对的任务,是要对《论语》重新解释,使其与佛教至少不矛盾。
《理惑论》中牟子的假想对话者用《论语》中如下一章来反对佛教: (11.12)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假想对话者的论证是11.12中孔子所表达的关于鬼神与生死的一般立场与佛教矛盾: 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所纪也。
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若子之言,所谓见外,未识内者也。
孔子疾子路不问本末,以此抑之耳。
”牟子显然是在模仿11.22孔子公式(KG )来解释孔子对子路所说的话的旨意。
正如我们不可因为孔子对子路说过“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就推出孔子必定有一个“有父兄在的人不宜闻斯行之”的普遍理论,在此,根据孔子对子路所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同样不可以推出孔子关于鬼神与生死的一般立场。
也就是说,《论语》与佛教至少不矛盾。
专题四:理性、实践理性与非理性十二、戴维森式理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伦理分歧〔美〕S.惠 勒/文 刘新文/译 牟 博/校 长期以来,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范式,从任何一种合理的进步尺度来衡量,它都是一种精致复杂的、高度发展的、先进的范式,但它在许多方面又十分不同于西方伦理思想。
根据戴维森式伦理学解释,这种分歧并没有表明33戴维森式理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伦理分歧43世界哲学2004年第5期伦理学比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更少。
11建立在理性上的伦理学戴维森式伦理学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康德的伦理学。
康德试图从正确推理的规范性中推导出道德的规范性。
康德论证说,遵循目的行事逻辑上必然需要一种融贯的普遍原则,即以一种任何人都能够履行的方式来行事。
因为康德所谓的“行使权利”就是履行义务,他的伦理学是演绎的。
对于戴维森论者来说,这种隐含在对行为主体的解释中的规范性产生出伦理概念的规范性。
这种在解释中被最佳化的合理性包括内容和“归纳”逻辑。
根据这种看法,这种规范性在本体论或认识论地位上与“事实”没有区别。
现在概括一下某些相关的戴维森式看法:(1)作为最大一致性的解释戴维森将“理性主体”这一概念揭示为用于解释其他理性主体的制约因素。
通过把其他主体视为其大部分信念为真、大部分愿望为善的人来对待,使解释最大限度达到一致。
当某人把一块石头掉在他的脚上时,除非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下述解释会被合乎理性地加以拒斥:此人期望疼痛并相信上述行为会造成疼痛,或者说,上述事件被解释为非意向的。
对行为的解释要求一种对愿望内容起制约作用的扩张型理性概念。
如果没有对于愿望内容的种种制约,任何行为都会与任何信念相容。
因此,诸如一个人不应该期望疼痛这样的制约就成为“作为理性主体”这一概念的构成部分。
对言语的解释是对行为的解释。
在解释一个作为诚实论断的表述时,人们根据人们期望说实话这一假定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信念一致。
假定说话者是一个相信实话的人,那么这个表述应当是真实的。
这个“应当”是制约解释结果的。
解释的原则就是“应当”的原则。
(2)应然语句戴维森对软弱意志的讨论暗示了伦理学与解释理论的联系。
“应然”(ought)条件句在形式上与或然(probability)条件句类似。
“应然”条件句是双位模态,其前件相似于一个或然条件句的前件。
正如一个概率条件句的前件给出或然据以存在的相关资料,“应然”条件句的“前件”给出一个人应当据以做某事的相关资料。
就像“或然”那样,“应然”从根本上来说是非演绎性的。
与其形成对照的是,康德伦理理论所关注的“义务”语句却具有演绎论证的逻辑。
如果“应然”是基本伦理概念,那么伦理思维就要依据归纳模式进行。
“原则”并非全称量化式的命令。
如果“应然”句类似于或然条件句,那么它们的范畴形式具有隐含的相对性。
一种附加的相对性允许对这种“应然”的“诸多含义”提出一种统一的解释。
“应然”的“诸多含义”是相对于各种考虑而言的。
一个“应然”条件表述具有两种相对性:(1)由“前件”所刻画的相对性。
因此,“如果你想要成功,那么你就应当努力工作”是相对于一种愿望而推荐一种行动。
(2)相对于各种意图的考虑去辨别“应然”的“诸多含义”。
国际象棋比赛中的选手应该相对于国际象棋的种种考虑而走出每一步棋;但是,假定战胜老板于己不利,或许应当走一步臭棋。
尽管“应然”和“或然”相互关联,但它们是语义上相互独立的模态谓词。
21道德上的“应然”因此“道德上的”“应然”是最小限制性的考虑,即将各种考虑恰恰相对于“作为理性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给定理性愿望和理性的实践推理,一个人所应当做的事情便是实践推理的结果。
如果能够证明他人的愿望可以算得上是理性主体,那么,一种戴维森式道德理论有时就能够决定相对于某种情景的伦理真理是什么。
给定对这种意向行为“应然”解释的不确定性,复杂情形可能是不确定的。
这种与康德所希望结果不同的结果,来自对解释所施加的诸多制约因素的性质,这些制约因素构成戴维森式理性概念。
这些制约因素是最大限度化制约因素,而不是绝对化制约因素。
而且部分制约因素构成内容。
31伦理学是客观的吗?无法解决的分歧构成道德判断客观性的主要障碍。
对伦理分歧的通常解释是,道德是主观的。
自然科学理论的一致意见仅仅涉及取得一致的信念,而伦理学则既包括信念也包括愿望。
不像在信念方面的差异那样,在愿望方面的差异似乎仅仅反映人们内在差异。
然而对行为的解释,似乎缺乏一个对信念加以解释所拥有的共同世界的基础。
一位戴维森式的学者能够把伦理学作为客观的来对待,并且把不可解决性归于解释的不确定性来对待。
正如我们通常不把信念等同于真理那样,我们因而也没有理由把偏好等同于善。
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不是那么完全有理性的,即使我们所持有的每一特定的观点和评价是合理的。
在解释过程中,我们把某些偏好当作是非理性的(例如偏好痛苦而不是不痛苦)。
因此,表面看来,一些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语句是客观地真的。
有判断力的人不应当仅仅依赖他自己的“感觉”对好与坏做出种种判断,正如认同有判断力的人不会仅仅通过运用他自己的感知来调查研究科学上的各种问题一样。
正如同一个人通过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来学会在其信念与真理之间的区别一样,一个人通过关于“道德教育”的社会相互作用来学会在其偏好与关于什么比什么更好的真理之间的区别。
不同的社会可能具有关于什么是善的不同道德理论。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每个人的愿望都应当合乎理性地被考虑并且是可比较的,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种人们将之作为客观伦理学来对待的伦理学理论,即使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种种伦理问题。
不可解决性会是解释不确定性的结果。
在客观地比较好与主体偏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在此我并不知道戴维森的具体看法如何。
我所论证的观点是,这种关系类似于真理与主体信念之间的关系。
尽管信念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为真,但真理并不可归结为意见一致。
同样地,尽管大多数偏好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相应于“客观上”比较好,善并非必然地是最大程度上满足偏爱。
41“对我来说比较好”、“比较好”和“自我利益”我的偏好往往是索引式(indexical )判断。
我宁愿选择对我来说是有益的,而不愿选择对我来说是无益的。
“A 比B 更好”与“对我来说,A 比B 更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戴维森式伦理推理的“理性”基础可以论证说,“对……比较好”就是“比较好”,正如“真”便是“对我来说真”。
偏好是关于什么是道德的和什么不是道德的这样一些判断的信念。
它们大部分是真的。
有人会论证说,偏好本质上是索引性的,因此并不表达客观53戴维森式理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伦理分歧63世界哲学2004年第5期价值。
如果在“那样是道德的”和“我更喜欢那样”之间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偏好的确是关于价值的判断,那么从“我偏好A”转移到“A是道德的”的这种偏好本身便是人们的一种自然缺点。
但是,一个正常行为主体的关注超出任何可辨识为作为主体的特定机体之特定状态的事物。
通常,一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认同仅限于一部分他人,因而是一种区别对待,是“偏袒”。
这种偏袒是对言行进行解释的一部分,因而也成为作为解释构成部分的理性的一部分。
因此,对他人利益感兴趣和缺乏兴趣都要经受理性评价。
在解释当中予以最大限度的“合乎理性的”添加。
但是,如果在“自我利益”与自我之外事物的利益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如果康德和内格尔(Nagel)是正确的(即认为关注那种对于每一拥有自我利益的实体而言为善的东西便是理性的),那么正是合理性与关注每个人的利益便是合乎理性的。
因此我们可以将偏好和利益设想为由索引性偏好强烈影响的那些关于什么比什么更好的带有角度取向的看法。
这种对主体特定利益的看法(即“对他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被合乎理性地设想为一种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概念。
从人际关系中产生的对各种利益的确认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
或多或少地无条件的爱是重要的。
每一种文化的“伦理理论”都使得某些关系成为特殊关注的理由。
偏袒可以被评价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我们在解释过程中都如例行公事般地这样做。
因此,对他人利益的兴趣可以是合乎理性的或不合乎理性的。
这种最大范围的关注便是对每个拥有自我利益的实体之利益的关注。
如果内格尔和康德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最大范围的关注便是合乎理性的。
如果我们的动机是由那些合乎理性地具有的偏袒所造成的,那么,这种偏袒便应当合乎理性地成为任何拥有自我利益的主体的动机。
因此我们可以融贯地把偏好当作关于什么是客观上比较好的信念,可以合理地把关于什么是比较好的“狭隘”观点(即自私不合理的偏袒)归因于理性的失败或错误的信念。
十三、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 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江 怡/文在《非理性的悖论》一文中,戴维森指出,“非理性是在理性范围之内的失败”。
这似乎向我们表明,非理性并非存在于理性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理性范围之内的东西。
但既然是在理性之内,那么我们又如何会把它称作“非理性”呢?戴维森把这个问题称作“非理性的悖论”,即非理性是一种错误的理性过程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