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的感想

论《呼兰河传》的文化印记与生命意识

摘要：《呼兰河传》作为自传体长篇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名族文化的艺术特征。萧红对故乡呼兰河镇的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风俗描绘，反映出了旧社会的封建文化印记。通过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变化，表现出集体无意识下的悲剧人生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死观相关联的；对生命主题的重视和对生命价值的寻求，透露着萧红强烈的生命意识。本文试从小说中体现出的地方民族文化印记和萧红的生命意识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谈谈二者间的关系。

关键词：《呼兰河传》；萧红；文化印记；生命意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在亲身经历和时代环境的合力作用下，登上了现代文坛。作为东北作家群当中成绩最为卓越的女作家，《呼兰河传》是具有代表作，她用清新而不流俗，婉约而不失昂扬的笔法描绘小城呼兰的风土人情，用细腻、敏锐的笔触対生活在东北这片黑土地的社会底层人民进行了深刻挖掘，它是一部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是萧红在阅历人生，移居香港之后写出的一部独特地乡土作品，小说带有明显的地方民族文化印记，同时，也透露出女性作家萧红的生命意识。

一、地方民族文化印记

文化印记是对传统文化存在的一种识别和记忆,他具有时间上的特定性和空间上的地域性。地方民族特性往往具

有双重性，它包含着封建文化、殖民文化等特定阶段的产物，故而，他对人们的影响也具有双重性。萧红对于小城呼兰的地方民族文化的描绘主要是通过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风俗描写来体现的。《呼兰河传》整篇给人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人情风俗图，它构成了萧红对儿时生活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是指封建文化，直接体现在民间生活的文化风俗上。萧红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识别不仅包括对东北民间乡土风情的刻画，更包含对小说中主人公命运的生动描绘，这里我们着重论证一下萧红通过对东北地方文化风俗习惯的描绘来完成她对地方民族文化的记忆。

民间风俗习惯作为一种物态文化和观念的题材，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乡土民族区域的独特性，是这个区域的民族文化精髓。对东北风俗习惯的描写，可以展现东北这个区域民众智慧的结晶，可以凸显当时民间的文化心态。萧红笔下的东北名民俗风情洋溢着淳朴的民风乡俗、悲怆深沉的内蕴、古朴洪荒的原始自然地特点。笔者主要从婚宴、习俗、生活信仰两方面来探究萧红小说中的民间文化传统。

萧红笔下关于东北人的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离开了这个原则，无论什么样的婚姻在他们眼里都是“不成体统”的，如果女儿违背了这种婚姻，那么其结果将是不幸和悲哀的，它沿用了旧礼教下的传统婚姻风俗习惯，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当时正常社会秩序的习俗。生活

信仰习俗是先民在祭祀活动中把生活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世代相沿而成的，它蕴含着浓厚的历史积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性。

《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形象承载了真实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是体现不良传统文化对人戮害的中心人物。小团圆媳妇婆婆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节俭持家、因循惯例，具有一般农村妇女都有的优秀品格。但这些都不是萧红重点表现的，重点刻画的是她善良背后的残忍，节俭背后的愚昧，因循背后的守旧。在《呼兰河传》的第五章，作者用了占全章五分之三的篇幅细致地刻画了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形象，远远超过了描写小团与那媳妇的笔墨。小团圆媳妇婆婆花了很多钱把小团晕啊从外地买回来，在到家的第一天，因为小团员的大方、不羞涩，个子高，引起了院子里的人纷纷议论。说小团圆“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为了遵循惯例，把小团圆媳妇规矩成一个大家司空见惯的“好人”，小团圆媳妇婆婆打了小团圆媳妇一个月，让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都蒙受重创。原本非常健康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脸色黄瘦，“水不想喝，饭不想吃，睡觉的时候睁着眼睛，一惊一乍的”为了给小团圆媳妇治病，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有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传统习俗，花钱雇大神赶鬼，用猪肉拌黄连的偏方，抽贴画符，

甚至用大缸盛上滚烫的开水为小团圆媳妇当中“洗澡”，烧“替身”等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去救治小团圆媳妇，前后共花掉了五千多吊钱。当这一切都不能就只小团圆媳妇时，她又剪断小团圆媳妇的辫子，诬陷她是妖精，最后将小团圆媳妇活活折磨致死，自己也哭瞎了一只眼睛。从这些情节来看，团团圆媳妇婆婆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她既是一位在传统文化和封建陋习惯例中生活的普通女性，也是封建陋习和惯例杀人的执行者，是“愚昧而不自知，麻木而不自省”的集中体现中，在作品中，萧红冷静地描摹了小团圆媳妇婆婆诸多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凸显了她愚昧无知、遵循惯例、残忍麻木又勤劳节俭的性格。如请大神驱鬼，请云游真人抽贴，为小团圆媳妇洗澡，烧替身，手肿的“像张开的小簸箕”都舍不得花一吊钱买药。更精彩的是萧红非常细腻逼真的刻画人物心理，如抽贴画符一段就很细致的刻画了小团圆媳妇婆婆的内心世界，将小团圆媳妇婆婆此时的出手大方与前文舍不得花一吊钱为自己买药治手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小团圆媳妇婆婆的愚昧，心理描写细腻真切，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痛心疾首。健壮活泼的小团圆媳妇在婆婆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惊吓之下，一病不起，并且时常一惊一乍的。为了预测小团圆媳妇未来的命运，小团圆媳妇婆婆按照农村的老规矩请云游真人来抽贴预谱小团圆媳妇的未来，云游真人说十吊钱可以抽一贴，不满

意可以再抽。原来只准备花点小钱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原来这可不是白抽的，十吊钱一张可不是玩的，一吊钱捡豆腐可以捡二十块。三天捡一块豆腐，二十块，二三得六，六十天都有豆腐吃。若是隔十天捡一块豆腐，一个月，捡三块，那就半年都不缺豆腐吃了，她又想三天一块豆腐，哪有这么浪费的人家。依着她一个月捡一块，大家尝尝也就是了，那么办，二十块豆腐每月一块，可以吃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就是一年半还多两个月”。小团圆媳妇婆婆又想哪有这样浪费的人家“；若不是买豆腐，若养一口小肥猪......未到一年，那就是千八百吊了。”若是买鸡，可以那鸡蛋换青菜，何况鸡会生蛋，蛋还会生鸡，永远这样循环的盛夏去…….岂不发了财吗？此时，团圆媳妇婆婆勤俭节约吝啬钱财的形象跃然纸上。原先为自己花一吊钱买红花治病都舍不得，最终却花了五十吊钱为小团圆媳妇抽贴，两厢对照，更加凸显了她的愚昧无知和麻木不醒。而且，从这些描写来看小团圆媳妇婆婆是真心为小团运功媳妇治病的，但她采用的方法又愚蠢之极。其愚蠢的行为背后，掩埋的却是善良的动机，正是这些善良的动机，令人欲哭无言，与笑无声。“小团圆媳妇婆婆的性格是在传统文化的浸染与熏陶下形成的。她也就成了传统文化的影子。一切都是按照传统文化与习俗的要求进行的，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最具文化被负了的人物形象。

《呼兰河传》反映出的带有文化特征的风俗描写，还有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文化习俗现象上。“跳大神”这节，“跳大神，大半是天黑跳起，只要一大起鼓来，就是男女老幼都往这跳大神的家人跑，若是夏天到了，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还有些人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的从墙头跳过去，跳过来看跳神的。跳到半夜时分，要送神归山了，那时候，那鼓敲打的分外的响，大神也跳的分外的好听；邻居左右十家二十家的人家都听得到，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这唱着词调，混合着鼓声，从几十丈远的地方传来，实在是冷森森的，越听就越悲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如何，为什么这么悲凉？”“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的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打的又急又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她的迷茫，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回想着她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航，又好像生离死别万分难舍。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连用三个“悲凉”两个“凄凉”造成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萧红为我们揭示了呼兰河人对鬼神的态度是崇拜和虔诚的，表现了呼兰河人生活的单调性，展现了东北民族的原始性，这也是萧红所追踪的地方民族文化印记。

从地方的文化风俗，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旧社会的文化印记深深烙印在萧红的心间。作为现代作家而言，萧红对

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尤为苦闷，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之深，以及处身于“家”与“铁屋子”中的个体从传统文化中彻底背叛、出走之艰难。

（一）理性上对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与反叛

一直以来，鲁迅被看着是来自就营垒，却对古老中国首先反葛一击的最彻底的叛逆者，是对封建文化封闭体系最勇猛的批评者。在文化选择上和鲁迅最为相似的是深受鲁迅影响和深爱的萧红。当然和鲁迅一样，萧红的《呼兰河传》首先也主要是通过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对愚弱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对封建宗法制度和传统文化进行彻底而又无不悲凉的揭发和剖析。为此，她不惜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去扩大她与所属家族对立的壕沟。在《呼兰河传》里，她通过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冯歪嘴的艰辛生活表现生活在“呼兰河”这座“铁屋子”里不能自拔的愚弱者的呻吟、哀怨、叹息、挣扎，尤其是萧红通过“泥坑”“热水澡”“跳大神”“看客”这四种显现性文化现象引出了各式各样的居民。他们麻木、愚昧、苟且、忍让与鲁迅笔下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一脉相承的。这些看客们麻木的看着他人他物的悲惨命运，也麻木的看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以“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为信条，他们看见老胡家年仅12岁的小团圆

媳妇坐得笔走的风快，见人总是又说又笑。

（二），潜意识中对传统文化的眷顾与留恋

对于传统文化，萧红在理性上虽然都想把它当作“铁屋子”进行猛烈抨击。然而，由于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常受到积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也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并非有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的精神机能，即有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那么是不是以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她的思想深处，这就使得传统文化对她在感性上有着“家”一般难以摆脱的牵绊和不可否认的影响。对于封建地主出生的萧红来说，家族情感是她最敏锐且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致痛苦。其表现此文化愈宏，则其受痛苦愈甚”。萧红终生都在摆脱而最终也没有摆脱对家庭的情感记忆。正如始终思乡却无法返乡的游子与故乡的关系一样——在最深的依念中有最彻底的决绝。萧红曾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虽然享受过短暂的精神上的自由，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浪漂泊中度过，她勇敢地走出了旧家大门，但并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孤独、悲哀、憧憬、感伤、希望始终象幽灵一样

笼罩在她的心上。流浪生活的疲乏和厌倦之后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童年生活必然成为萧红精神上的慰藉。这表现在她创作的作品中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关内时代风云《生死场》转向渗透着作者对故土的眷恋的关外风土人情的《呼兰河传》。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土地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为我们展现了极具东北地方特色的生活画面，通过地方文化风俗的描绘更多地对东北人传统文化心理进行深刻透视，从而让读者感受到旧社会的传统文化印记，这也是文本的艺术特性。

二萧红的生命意识

关于《呼兰河传》思想上的研究颇多，经过反复阅读，笔者发现作品中透露的人物命运悲剧和人的生死观寄予着萧红强烈的生命意识。小说中主要从人物生死观是与其悲剧人生人生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萧红笔下《呼兰河传》的人物多是因循守旧的，他们头脑僵化，不思变革，他们只承认既有秩序的事物，任何新鲜的事物都是不能接受的。在他们心中，信奉“生死有命”的封建生死观念，把“天命”无限地放大，从不主动争取，改变命运，往往是逆来顺受。呼兰河的人们就这样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显得麻木，但实际上他们也颇感敏感，芝麻大的事，会议论或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并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刚一来，左邻右舍倾巢出动，前去观看，对小团圆媳妇的长相“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不过都说太大方了，一点不像个团圆媳妇”“见人一点都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长那么高也是不合规矩的，总之她不像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低眉顺眼，诚惶诚恐的传统型的团圆媳妇。她的婆婆就要给她一个“下马威”可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连哭带喊，说要回“家”去，就使得她婆婆坚信必定要严加管教，所以不得不狠狠打了她一个月。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不狠哪能规矩出一个好人来。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令人感到愤恨的，然而恨她的婆婆吗？她也是一个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牺牲者，对自己的独生子也是从不娇养,“到如今那身上的疤也有二十多块”有一次他踏死了一只小鸭子，她打了他三天三夜，直到打出一场病来。她就是这样一个被集体无意识同化、扼杀人性的受害者。她认同她所生活的环境，实际是认同所包含的历史惰性，非来源于个体经验，也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存在的，它与个体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都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句话说，由于他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他组成了一种超个体的共同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

实际上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底底层的，普遍共同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存包括生物学上的遗存，也包括了历史文化对深层次意识的积淀。而《呼兰河传》中反映出来的集体无意识更多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生活记忆与行为模式，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民族劣根性的真实写照。然而这种本能的集体无意识一直保留下来且活跃在呼兰河人的行为中，他们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习惯于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旧风俗、旧生活而习惯，思索和做事，传统习惯势力像一道精神枷锁禁锢着呼兰河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就这样，在集体无意识的生死观作用下，一幕幕人生悲剧在呼兰河畔悄然上演着。从表面看，小团圆媳妇似乎是被婆婆和周围的人折磨死的，实际上是死于集体无意识这种生死观下，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不久，老太太死了，大孙子媳妇私奔了，大孙子媳妇的婆婆在传统观念的驱使下，感到羞愧难当，终成半疯，小团圆媳妇婆婆由于心疼给团圆媳妇治病时花掉了五千多吊钱，弄得倾家荡产，天天哭，结果哭瞎了一只眼睛。第七章写王大姑娘的悲惨命运就不足为奇了，王大姑娘的命运更可悲，那是因为“自从团圆媳妇死了，院子里似乎寂寞了很长一个时期，现在虽然不能说十分热闹，但大家总要尽力鼓吹一番。虽然不跳大神，但也总应该给大家多少一开心，最终在给大家开心中王大姑娘消瘦了死了。然而人们又把目光集中在了冯歪嘴和他的孩子身上，因

为”大家觉得这回冯歪嘴算完了，周围的人用绝望的眼光来看待他，但冯歪嘴子却“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想过”。如果说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死是被大家用旧的封建习俗逼死的话，那么冯歪嘴子麻木的生活处境，则是民族愚昧的自身造成的。“他照常的活在世界上，他照常的负着那份责任，因为那里人们的生存哲学是：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冯歪嘴子没有死，所以他的吃饭穿衣，养活孩子。媳妇的死对他来说不过是照顾孩子的一个人没有了，他甚至连哭的伤悲都没有了，不仅他没有，为王大姑娘打灵幡的孩子“也不哭了”。由此可见老一辈人的生存哲学已经深深注入了下一代人的心灵，因为孩子也知道“活着的人就得回家照旧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生活在这块黑土地上的人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里糊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从外表来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是多么愚昧而顽固，有的甚至残忍，在他们眼中人的价值远远不值一只鸡，他们极容易满足。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就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给予最少的养分，就能生存，他们坦然的接受命运带给他们的不公平，在受到上伤害后，便相信天命，认为“与生俱来，毫无反抗，只有接受”。这是他们悲剧命运的重要根源，他们“活该”被封建思想，旧礼教、旧道德束缚，这种“不抗

争、不反抗”，是与中华民族传统观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因为，在那个旧社会，“高压统治，压倒一切民众只有顺从这种包含思想上的禁锢的统治，从而表现出麻木不仁，理所当然的生死观。”《呼兰河传》揭示了萧红对生命主题的重视和生命的价值的寻求由小说的人物命运悲剧看萧红对生命意识的诠释。一是，以自己生命本能来感受自然万物。由于小时候在后园与自然景物的亲近，萧红对大自然的美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喜好。《萧红评传》中说“如果说萧红的祖父是她童年的中心人物，那么她家的后花园该算是他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他在那里不但可以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而且更能和大自然发生亲密的接触，从而领略对于大自然的爱。萧红在读中学的也是非常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只要是天气晴朗，只要她功课不忙，她总是徜徉于郊外和公园中，到处作画写生，他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是城里的马家花园。她在那花园中与其他同学组成了“野外写生会”。她的才气在对自然万物的描写中也得以表现出来，在他的笔下，自然万物都有了生命的光彩，比如她描写火烧云“：晚饭以后，火烧云就上来了，它的后面似乎跟了好几条狗，又找到一个大狮子，和娘娘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的，也是那么大，也是那样蹲着，似乎眼睛连什么都不睬。”萧红是一个极端忠实于自己心灵感受的作家，她对自然万物的感受和描写，主要是由于她的生命本能，当她把自己的生命本能和性灵而面向

现实人生时，对于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命的无价值，对于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对人性的异化现象，她就有了深刻的感受。首先突出地表现叙述过程中几乎无所不在的对呼兰河人们生活平淡和人生的无追求的咏叹上，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倒在车马、人头之上。他们这种生活似乎是痛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应答，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就是为了穿衣吃饭。呼兰河镇的人们生活单调，从未想过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凭着单纯的本能活着，生于满足，死不可惧，甚至对于死有些向往，萧红在描写漏粉家时，对他们的人生信仰感到同情和怜悯，并由衷发出感慨，“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苦多乐少。其次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眼光独特，手法细腻，加上他本人亲历种种遭遇，其生命意识还体现在对下层女性旧社会身心摧残有较强的自觉。《呼兰河传》有一段写呼兰河城中两个大庙——老爷庙和娘娘庙的文字，萧红完全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讽刺了男女的不平等，并且点出不平等的原因，老爷庙的老爷威严可怕，娘娘庙的娘娘面目温顺，更深刻地是萧红一语道破的揭示出男尊女卑的原因“塑像的人是男人”，掌握社会的不也是男

人吗?男人为妇女制定了三从四德，妇女理所当然要温顺贞节。因此，女人不仅被男人欺凌，而且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除了模型般的娘娘，萧红笔下的两个女性，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原来两个健康的年轻生命都是被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传统习惯害死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人生该有什么样的追求呢？对于女性作家而言，强烈的生命意识就决定了终其一生以自己的天性与现实的人生挣扎的命运，他始终关注周围人的命运，注重探讨生命的价值。《呼兰河传》中第三章是全书七章中唯一洋溢着快乐自在，温馨调子的一章，他是萧红关于生命思考的亮点所在，也是萧红追求的精神追求所在，萧红是独特的，有人常把她跟丁玲张爱玲放在一起比较，然而，丁玲的早期小说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以自我为原型，张爱玲用特定的手法把人物放在故事框架了，多了一些故事的韵味，只有萧红用回忆或手法以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审视周围一切表现乡土视野中人们的生存景观，从而表现她强烈的生存意识。

三，从文化印记看萧红的生命意识

《呼兰河传》中的重要艺术特性是以女性的独特眼光来写带有东北地方文化特色的风俗描写。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远持久的，呼兰河镇的地方民族文化不仅影响了一方人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死观，也对萧红的生命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前文所写的带有封建传统文化风俗的陋

习，长期禁锢了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死观。在呼兰河镇的人们的一致行为表现都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制约，小说中写了多处婚姻悲剧，小团圆媳妇的故事是整部小说中批判力度最强的一章。在这一章里，人们仿佛陷入了集体的疯狂和病态中，而唯一保持了清醒眼光的，就是作为叙述者的女童。女童看他“不是什么媳妇，而是一个小姑娘”因为小团圆媳妇“嘿忽忽、笑呵呵”的健硕与大方不符合人们对童养媳的心里预设，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凶手之一，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呼兰城里，这样的悲剧不断上演着，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和同情心，然而以猎奇的心态去观赏别人的悲剧。甚至当小团圆媳妇死去，人们还要编排出来她曾经的故事，已成为她留给活人的精神的最后一道精神佐餐，令人扼腕。庸众害人犯罪而不觉，这才是最使人恐怖的根性。当然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也有几个特列，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偏偏不按几千年来的旧风旧习惯形式，她没有父母之命、，就跟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穷磨倌冯歪嘴子同居，而且生了孩子，结果也成了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他自由恋爱，嫁给冯歪嘴子，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受害者，身处泥淖而浑然不觉，几千年来，她们套着枷锁生活，又不停的用自己的枷锁去劈杀别人，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不知不觉中，扼杀同类生命的凶手。这是多么病态的名族灵魂，木然的悲剧的世界！从这我们可以反观中华名族传统文化对人

的祸害至深，对的生死命运起着掌控作用，萧红对北方人的文化心理进行深刻透视，这与鲁迅先生改造中国国民性是一致的。在《呼兰河传》中描写了七月十五日盂兰会祭鬼节，人们在岸上，以求让鬼脱身，把鬼送走的习俗。但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有两种，对恶鬼他们就奉承，萧红在作品中有一段描写庙中神像的塑造，指出了人对男神与女神的不同态度，本来那些烧香的人是来求子求孙的，可是人们以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每次都是到老爷庙磕头，之后才来给娘娘上香，只因老爷塑的不好欺负，娘娘塑的温顺。老实好欺负，可想而知，他们的愚昧是一种群体行为，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同样萧红也真是这种传统的熏陶下，创作自然受到的影响，《呼兰河传》用众多的章节来展现小城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全貌，这些风貌多是表现在呼兰河镇的风俗文化的描写上及旧社会传统文化的参透，那么地方文化风俗对那里人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渠道的，小团圆媳婆婆是封建陋习惯例的自觉维护者，受害者，也是帮凶，她的性格实在传统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下形成的，是传统愚昧文化的产物，但她同样所受浸染继续传授下去，无知无觉中成了不良传统文化的帮凶，害人而不自知，害己而不自醒，一切都是按照惯例和习俗进行，如她为小团圆媳妇求替身时，她一边烧着还一边后悔，若早知道没有什么看热闹，那又如何给这扎彩人穿上真衣服，他想要从火堆中把衣服抢出来，但又来不及了，

就像眼看着烧去了一百多吊钱，这种虚伪的文化心理也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不良品质。

从客观因素来讲，地方文化风俗是传统封建文化的产物，而这种封建文化的传播，与地方名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呼兰河传中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就连小团圆媳妇婆婆，她也是被这种愚昧文化所感染的生病者，当然地方民族文化也不尽然对人们产生的都是消极影响。由此看来，传统文化反映在人心里的也有美好的方面，但是这里我们着重论述的地方文化对人生死观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表现出集体无意识下的人物的悲剧人生体现和原因，从而呼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让人看到人类恶根性在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培育和繁殖。地方民族文化印记既有特定的东北区域的个性，包含个小说中各种自然环境好热地理风貌的描绘，也有既定的中华民族传统封建文化的共性，各种民间风俗，尽管在各个区域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存在状态都是固有的，这种文化印记下，人们表现出来的生死观，也就代表民族文化的国民性和劣根性。地方文化风俗及旧社会封建文化对人生死观的影响，也存在主观因素，这就是与萧红强烈的生命意识有关了，她包括人物的自身经历和思维方式，既然，文化印记通过地方风俗加以体现，并进而决定人们带有集体无意识的生死观，那么文化印记也对萧红强烈的生命意识有关联。首先萧红这部《呼兰河传》就是对儿时的回忆性

自传体叙事长篇，萧红用追忆的维度重新审视和考量了一座北方边城波澜不惊的前世今生，记叙和追问了边城里人们的灰色人生的疲惫和价值，用委婉细腻然而力量感十足的笔触为城做传，为人做传曲折地表达了自我的顿悟和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悲凉感受。地方民族文化印记对萧红强烈的生命意识产生了极大地影响，萧红对文化印记所持批判态度，并进而对文化风俗给人们的生死观作用下的命运悲剧持悯怀情怀，而这种意识既包括对女性意识未觉醒的同情，也包括多现代意识未自觉的渴望，文化影响了呼兰河镇上村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同时也影响了那里生长的萧红，幼时的文化识别和记忆对萧红的生命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

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是以女性视角叙述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回忆小说，但这部作品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且距萧红所处的时代越久远，她反而会离我们越近越逼真，越清晰，越能破译其丰厚的审美意蕴。《呼兰河传》以其巨大的文化传载，表达了萧红作为女性特有的对同类乃至普泛人性的体察与关怀，使小说的哲学和美学意蕴具有了普遍意义，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