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综述
论《儒林外史》的悲剧艺术手法
论《儒林外史》的悲剧艺术手法零陵电大蒋剑中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足的是有些研究著作往往只注意到作品中的讽刺形象所表现的喜剧性外部效果，而忽略了讽刺形象本身所蕴含的悲剧意义，以及作者是怎样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其悲剧色彩的。
现希望初步探讨了《儒林外史》的悲剧意义，从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通过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来表现作者含泪的批判，对传统的结构的颠覆，理想的破灭等方面来体现其悲剧艺术手法。
并且从作者生活经历的角度分析了产生这种悲剧意义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悲剧手法解构批判原因《儒林外史》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这一问题历来看法较为一致，但同中有异。
鲁迅先生认为，它是一部指摘时弊、讥讽士林的“讽刺之书”。
解放之后的各种文学史和发表的很多研究文章都沿用此说。
但对其主题思想说法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把其把它归结为“讽刺小说”，毋宁把它归结为“具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①更为公允。
愚意认为，就作品主要倾向而言，还是鲁迅先生的论断精当。
因为它不仅概括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正确的指出了作品的创作特色、而且也注意到作家在揭露封建末世的社会弊端时所抱的严肃态度和所流露的悲戚感情，即作品的悲剧色彩。
很多研究作品只注意到作品的讽刺形象所表现的喜剧性外部效果，而忽略了讽刺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意义，以及作家通过这些喜剧性的讽刺的形象来揭示的悲剧性的社会本质。
然而对其讽刺性的艺术手法已有很多论述，而对其悲剧艺术手法已有一些作品中谈到。
本文只打算就其悲剧艺术手法谈点粗浅见解。
首先，从选材来讲，作者所选人物，大都是以雍正、乾降年间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它是吸取了史家“实录”的传统，所写人事皆符合事实依据和社会背景。
但“并非是完全写实，如果这样，那就成了机械的反映生活，不管你反映得如何精确，也造就不了优秀的小说”。
②因此“吴敬梓是在‘实录’的基础上，发展了写实的现实主义艺术。
”③在“真实”这一前题下，小说的悲剧性就更深刻了。
20世纪80年代《儒林外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儒林外史》研究综述《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它以儒林为背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塑造，描绘了当时儒学士人的生活和社会状况，展现了封建社会的虚伪和黑暗面。
自问世以来，《儒林外史》一直备受关注，并引发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本文将综述20世纪80年代对《儒林外史》的研究现状和成果。
在20世纪80年代，《儒林外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得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
一些学者从文学角度对《儒林外史》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他们关注小说的结构、描写手法和人物形象等方面，探讨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手法。
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认为吴敬梓通过对人物的生动刻画，揭示了儒学士人的虚伪和功利心态，展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
另外，还有学者通过对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方式的研究，指出《儒林外史》采用了历史演进的手法，使得故事情节紧密有序，引人入胜。
一些学者从历史和社会角度对《儒林外史》进行了研究。
他们关注小说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分析其中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观。
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小说中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的描写进行分析，指出《儒林外史》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不公，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改革提出了启示。
另外，还有学者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社交场景的研究，探讨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一些学者还从哲学和思想角度对《儒林外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们关注小说中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分析其中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
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和境遇的分析，指出《儒林外史》探讨了儒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性和应用困境，提出了对传统儒学的反思和思考。
另外，还有学者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思想碰撞的研究，探讨了儒学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关系和冲突。
20世纪80年代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入化的趋势。
浅析《儒林外史》悲剧性产生的社会因素——以《范进中举》为例
浅析《儒林外史》悲剧性产生的社会因素——以《范进中举》为例摘要明清时期中国小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官场小说，揭露了官场腐败与社会现状，通过辛辣的语言对不同的人际交往、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作者吴敬梓是清代人，将背景设定在明代，展示了一个世俗的官场社会，实则批判当代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人性扭曲，最终导致自身走向灭亡。
吴敬梓采取艺术化的手法给文章套上喜剧的外壳，然而其本质却是一个悲剧。
本文将着重分析《儒林外史》里的悲剧内核，通过社会现象等各方面因素分析悲剧形成的原因。
关键字：《儒林外史》；悲剧；社会因素在《范进中举》中，吴敬梓从王勉的口中表达了对书生不幸的预言，并写道：怪风冲树，惊鸟飞水。
小说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种神秘的悲剧意识，也暗示我们人物的命运将以悲剧收场。
作者知道这种力量是什么，它不是诅咒或咒语，而是更强大、更恶毒的东西。
那就是万恶的科举制度。
吴敬梓塑造的这些人物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他们被刻板的科举制度束缚了身体和精神，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独立的自我意识，最后变成了一群可怜的傀儡。
安靖和周进为了科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
当周进以老考生的身份参观宫廷时，他忍不住伤心，冲向墙壁。
“哭了又哭，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口吐鲜血”。
另一个案例是范进，三十四次考试，三十四次失败。
最后他梦想成真，通过了考试。
但命运仿佛在和他开玩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他因为过度高兴而发疯了。
这真是一场喜剧！但我们几乎笑不出来。
“笑和哭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完全揭开了那些学者脆弱的、挥之不去的希望和精神”。
(贾雪芹，2013，55-56)范进和周进两人其实就当是文人们的缩影，千方百计的参加考试，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
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一样，他们要么成为了废人，只知道吟诗作对，写八股文，奉承上级。
要么成为贪官，欺压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些学者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独立性，给他们将自己的信念和希望全部寄托在科举考试上，希望有一天能中举，飞上枝头，麻雀变凤凰，名利双收。
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古典名著《儒林外史》
几乎无事的悲剧——谈谈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下面，我们看看《儒林外史》里的几个片段，以此体会一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的特点。
先看看周进和范进的故事。
周进和范进是两个非常相似的人物。
周进和范进都是出身贫苦，暮年得第。
都是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
他们利用八股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幸福的大门，从社会的底层，迈进了社会的上层，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
一个是考了一辈子，痛苦得发了疯；另一个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
两个扭曲的灵魂，两条相似的生活道路。
小说讲完周进，接着又讲范进。
作者紧接着写这么两个相似的人物，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不是的，作者写周进，着力写八股科举对他的毒害，写他在八股的毒害腐蚀之下，灵魂的委琐、自尊的丧失、心灵的麻木。
人家那么侮辱他，那么欺负他，他都忍了。
科场上一次次的失利，一次次的名落孙山，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
几十次的失败，爬上去的只是极少数，可人人都幻想着是自己。
多么愚蠢，又多么可怜。
六十多了，连个秀才都没有捞上，难道还能够再来一个六十岁吗？他在一个尖酸刻薄的新秀才梅玖的面前直不起腰干，忍气吞声。
多年来，埋头在八股里面，埋头在四书五经的烦琐的章句里，消磨在无聊的教书生涯里，他已经变成一个只会做几句八股的废物了。
梅玖、王惠、失馆、记帐，一系列的描写，把周进生活的那个环境写得非常具体、非常深刻。
作者很少去刻画周进的内心，但读者却清晰地看到生活在周进心灵上刻下的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看到了这位老童生伤痕累累的心理轨迹。
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需要一个发泄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就是贡院之行。
在贡院里，面对着一生失败的战场，他多年的委屈终于爆发，他一进去，看到那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号板，眼睛一酸，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痛不欲生。
我们看到这里，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怜，或许是兼而有之吧。
作者写范进，着力写他中举以后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写社会的势利和虚伪。
两个故事都写发疯，都把发疯作为故事的高潮。
《儒林外史》的喜与悲
《儒林外史》的喜与悲摘要：一部《儒林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林丑史》。
读《儒林外史》，情感上，我们觉得滑稽可笑，但理智上，却分明地知道这是一幕幕悲剧。
在悲剧主题的艺术表现中，作者运用喜剧化的艺术手法创造出喜剧性的审美效果；进而以喜写悲，揭露了八股制艺对我国古代文人人格的残害，从而将中国讽刺小说推向了巅峰。
关键词：悲剧喜剧悲喜交融以喜写悲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当中，被鲁迅倍加赞赏，称之为“伟大”的，只有两部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便是其中之一。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实写清代，把锋芒射向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以惊人的真实、生动，艺术地展现了清代中叶腐败的社会风貌和龌龊的众生相，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写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时代悲剧，无疑是表现悲剧主题的小说，然而，就小说的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等等来看却又蕴藏着许许多多的喜剧因素。
或者说，小说的悲剧主题的完成，正是依靠对表面喜剧成份的挖掘得以实现的。
人物喜剧性行动的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潜流，进而以喜写悲，完成小说悲剧主题的审美创造。
一吴敬梓一生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这段时期被史家称为“康雍乾盛世”，但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此一阶段，已进入了晚期，潜伏着种种危机，败迹也不时显露。
当时，贪纵之风席卷全国，朝廷公开买卖官爵，即书中曾提及的“捐纳”，吏治更趋腐败，广大农民不断失去赖以养家活口的耕地。
正如陆陇其所谓“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①。
吴敬梓的个人遭遇极为不幸，命运坎坷多舛，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妻。
人生的不幸不断向他袭来，但他在家族中得不到任何温暖。
族人欺他势单力孤，还蓄意侵夺他得到的遗产，吴敬梓也因此看到了世态炎凉，从而挥金如土，几年之间，遗产散失殆尽。
移居南京之后，生活更加困苦。
早年他热衷科举，曾考中秀才，但随后在考场连连失利，这使他对科举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认识，病辞了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也不再应乡试，放弃了“诸生籍”。
《儒林外史》中所讽刺的乐极生悲
《儒林外史》中所讽刺的乐极生悲摘要：《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其中《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精彩的片断，通过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写了各类人物的表演，真实生动地显现其真伪、善恶和美丑的本来面目，而且发掘到人物的灵魂深处。
它不但讽刺了科举制度外在的种种弊端，而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为科举制度折磨、毒害的人物被扭曲的灵魂深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关键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科举制度、“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
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是鲁迅对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评价。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
吴敬梓从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景象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情节，用一种夸张的同时又是艺术的笔调，将他所批判的人物的种种可笑、可鄙、可憎或可悲的言行真实地揭示出来，从而使读者认识到产生这些人物的社会的丑恶和不合理。
作品开头写的是范进的主考官周进，因几十年落第，已经六十多岁了，仍未功遂名就。
他满腔哀怨，见到贡院，痛哭不已，一头撞在号板上，众人急忙抢救，才算活过一条命来。
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再次应试，竟巍然高中，做了钦点广东学道，一举成名。
小说就通过他引出了范进。
作品写道：“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
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这便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范进。
作者通过周进的眼睛写范进形象的可怜和悲苦，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范进交卷时，小说这样写：周进“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
20世纪80年代《儒林外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儒林外史》研究综述《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它以清代乡试落榜生的命运为线索，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现象，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
自问世以来，《儒林外史》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本文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儒林外史》研究进行综述。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时期，也是《儒林外史》研究的重要阶段。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对小说的文本、结构、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他们通过对小说的细致阅读和批评，揭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
在《儒林外史》的文本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小说的语言表达和叙事技巧。
他们通过对小说中的对白、描写和叙述方式的分析，探讨了吴敬梓的写作风格和艺术手法。
其中一位研究者指出，吴敬梓在小说中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反讽等，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另外一位研究者则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入手，指出小说采用了双线叙事和多角度叙述的手法，使故事更加复杂和丰满。
在《儒林外史》的主题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小说中所表达的社会现实和人性问题。
他们认为，《儒林外史》以落榜生的遭遇为切入点，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现象。
一位研究者指出，小说通过对官场、学术、文化等领域的揭露，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和不公。
另外一位研究者则认为，小说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命运的安排，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
在《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小说中的各个人物形象和形象塑造的技巧。
他们认为，《儒林外史》通过对各个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展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
一位研究者指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他们有各自的追求和命运，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另外一位研究者则通过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
儒林外史中的悲剧命运
儒林外史中的悲剧命运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所著的长篇小说，以讽刺和揭示当时中国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为主题。
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悲剧命运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悲哀。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儒林外史中的悲剧命运。
一、人物命运的悲剧1. 袁世凯的儒林悲剧袁世凯是儒林外史中一个富有野心的官员，他追求权力、财富和地位。
然而，他的野心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袁世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与当时的清朝朝廷勾结，背叛了自己的文人身份。
最终，他被清廷利用并最终被打倒，他的一生毁于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2. 王守仁的道德悲剧王守仁是儒林外史中的另一个悲剧命运的代表人物。
他身为一位儒家学者，致力于思想的研究和道德的实践。
然而，王守仁在当时的官场中遇到了各种困境和挫折，他的高尚理想与现实社会的黑暗格格不入。
最终，他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重获尊严的情况下离世，他的一生也由此变成了一场道德悲剧。
二、社会环境与悲剧命运1. 官场黑暗与命运悲剧儒林外史展示了清代官场的黑暗和腐败，这是造成人物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个黑暗的官场中，清廷任用贪污腐化的官员，而正直善良的人往往被边缘化或排斥。
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善良和正直的人最终走向悲剧命运，而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则能够得到权力和利益。
2. 社会等级与命运悲剧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命运悲剧与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密切相关。
清代社会的分等级制度使得贫穷的人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地位尊贵的人则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因此，贫穷的人往往走向了悲剧命运，而地位高贵的人则能够相对成功。
三、人性的悲哀与悲剧命运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命运悲剧还揭示了人性的悲哀。
在面对各种困境和挫折时，人们往往会暴露出自私、虚伪、贪婪等负面人性特征。
这些不良人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揭示和批判。
结论儒林外史中的悲剧命运是作者吴敬梓对当时社会弊端和人性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官场黑暗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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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综述
《儒林外史》的伟大是深刻的伟大，其深刻处之一便是作品所展现出的悲剧性。
我以悲剧性为核心视角，从接受者角度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初步描绘出作品悲剧性研究的脉络。
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民国时期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20 世纪60 年代至90 年代，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90 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一、《儒林外史》的悲剧性
首先说说为什么《儒林外史》的研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其它经典名著的相比要黯然逊色呢?对此，鲁迅先生曾经一语中的，道出个中原由——“伟大也要有人懂”。
［1］因为《儒林外史》的伟大是深刻的伟大，所以只有深刻的感悟思考，才能对之有深刻的共鸣与心灵的契合。
《儒林外史》的伟大深刻处，悲剧性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进入悲剧性研究这条脉络之前，有必要对“悲剧性”这个词的概念进行界定。
据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中的归纳，悲剧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是指最早产生在古希腊的一种戏剧样式。
二是指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悲剧，用来比喻不幸的遭遇、引起人的悲惨感觉的事件等。
三是指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亦可称为悲、悲剧性或悲剧美。
［2］
显然本文是要在“悲剧”的第三层含义下进行论述，所以“悲剧性”就是悲剧美学上的意蕴，《儒林外史》的悲剧性就是其所展现的悲剧意蕴。
而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历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条以“悲剧性”为主干的文脉，其若即若离，时隐时现。
二、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经历了动荡剧烈的变化，由君主专制社会过渡到倡导民主共和但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
加之内忧外患，种族国家的生存还是毁灭，则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
也就在这个时期，伟大的《儒林外史》终于确立了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重要地位。
在作品悲剧性探究方面，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鲁迅先生的相关评述。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推崇是“儒学”领域里众所周知的，其对作品的一些经典
评论至今仍为学界广泛引用。
例如论作品主旨和艺术特色有“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之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3］谈作品结构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固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3］等等。
这些评论思考对作品的主题，艺术手法，结构特色上都有精到的见解，尤其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更是确立了《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虽然，鲁迅先生并没有直接系统的发掘论述《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价值，但他本人的一些论述都间接涉及到这一问题。
例如说作者吴敬梓“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3］等，就从侧面指出作品的整体内容是揭露士林乃至社会的假恶丑。
以上是鲁迅先生直接评述《儒林外史》所涉及到的悲剧性和非悲剧性，其实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尤其是那些对悲剧的评论评述，虽未主观明确表明与《儒林外史》的关系，但在客观上，又极为符合《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内涵。
例如在鲁迅先生的杂文《再论雷峰塔倒掉》中有这样一句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4］，便是儒林悲剧的写照。
总之，通过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推崇，《儒林外史》在学界获得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讽刺说”的提出，更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但在作品的悲剧性探讨方面，还未有直接和系统的论述。
不过，鲁迅先生的评论评述，尤其是他本人对悲剧的看法，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三、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只作品悲剧性这一方面就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和论述。
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例如傅继馥在《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一文中说：“小说把他们写成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写成群丑。
在进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倾注着深切的同情。
这样，批判的锋芒就通过个人指向了社会，透过现象指向了本质。
”［5］这一观点就以儒林“痛史”说，取代“丑史”说，重新走上了研究《儒林外史》的正轨，接近了作品的悲剧性内涵，而不是反悲剧性的政治批判。
伴随着新兴的美学理论的传播，学界在传统的讽刺喜剧说之上，提出了更加准确深刻的观点——悲剧说。
例如赵齐平《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了儒林外史的美学特征，指出阅读小说的读者“不是有着厌恶情绪发泄的痛快，而是产生若有所失的沉重和内心的压抑。
”［6］作品里“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
性潜流，这就是说，作者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透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
”［6］(P255)还有宁宗一在《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中说：“我们的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像《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八股制艺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正面表示深沉抗议，并对此进行反思的长篇。
”［7］这也是直接指明了《儒林外史》的悲剧性，只不过对“八股”的审判并不准确，造成悲剧性的根由并非八股制艺。
陈美林和李汉秋先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儒学”领域里的泰斗级学者，他们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贡献颇为丰厚。
二位学者都有极强的探究考据能力，在作者身世和文献搜求方面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如单就悲剧性研究来说，陈美林先生主要做出了两个工作，一是出版《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重新采用清人评点形式，对作品的文本进行再评点，其中挖掘出许多重要情节和悲剧性内涵；二是，出版《＜儒林外史＞人物论》，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依次点评介绍讨论，由一个个个体展现了儒林世界整体的悲剧性。
李汉秋先生则主要从大文化角度论述《儒林外史》的文化内涵。
总之，这一时期是“儒学”研究的高峰，涌现了许多大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对作品的研究方面，也首次运用新兴的美学理论，对内容的悲剧性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求和争论。
然而作品的悲剧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四、90 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总体上呈衰落之势，专著和有创新性观点的论文都相对较少，这也许是因为上一时期的考据索引文化艺术研究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做出了许多极致性的研究成果，后人貌似难以逾越，所以研究热度热情也大幅下降，产生的相关论文在当今恶劣的学术环境下，也就更加黯淡。
不过，在作品的悲剧性研究方面还是有较多可喜的创新和进展。
这些论文在对作品悲剧性的探究方面都有很多进展，抓住了小说中人物乃至整个社会的两难处境和悖反困境，也就抓住了悲剧性的两大核心要素。
在悲剧矛盾的分析方面，周月亮《误解与反讽——略论＜儒林外史＞所揭示的文化与现状的矛盾》［8］和贾学清和《论＜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9］都做出了很好的探寻。
前者侧重在文化与现实的矛盾方面，后者则着眼于具体的文人意识的几种悲剧矛盾。
鲍鹏山《＜儒林外史＞的“反体制”思想》［10］行文逻辑严密，且极富感染力，道出了清末极权体制带给个体的异化和悖反困境。
结语
以上内容便是《外史》悲剧性的研究脉络，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作品的美学价值——悲剧性的认识探讨过程是不断前进深化的，不过目前的研究现状还是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悲剧概念在小说中的界定也不清晰明确，这还需要改进提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220页．
［2］吴敬梓,李汉秋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98、199、202页．
［4］钱理群,鲁迅杂文选［C］．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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