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笔记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笔记导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既是对古代文学的继承，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由于百年文学史纵向上的时间长度，与横向上的宽广度，以及时代的更迭与发展，20世纪中国文学史资料极为丰富、驳杂，再加上治史者的史学观念、方法、学养甚至潜意识的不同，目前，中国文学是教材多种多样。

主要有：1）以研究作家及其作品为主的文学史2）以研究文论家及其著作的批评史3）以研究文艺思潮为主的文学思潮史4）以研究文学流派为主的流派史5）以时代或者朝代更迭时期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断代史6）沟通中外文学的交流史7）文学文体史、接受文学史、图志式文学史等。

上述各种文学史的差异根源在于文学观念的问题。

科学的文学史观是文学史教材与著作的灵魂，科学的文学史观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

一是质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历史性和主体性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维度。

即文学史既具有远传的历史属性，又具有个体的主体属性。

二是多维度，主要体现在“通”“精”“美”“新”“超”“稳”诸多灵活性方面。

以往文学史研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方面，或与此有关，如，如何处理文学史的历史性与主体性的“二元”论？如何处理“通史”与分期的关系？本书的文学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长河意识”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它原本有源有流，古今一体贯通。

（一）长河意识要求文学史研究从文学整体出发，树立整体观念。

“以1949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的文学史观，是政治决定论”（导论第三页），因为在作者看来，虽然1949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体制的大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大变化，“但其时文学自身的发展并没有构成足以分期的内容。

”（导论第三页）。

整体观要求将原先分开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是出于对以下历史现象的尊重：其一是“因为相当一部分20、30年代的作家、评论家，在1949年后仍然有新作问世，50、60年代依然是文学界的主体；甚至到80、90年代，他们明显或潜在的影响依然贯穿文坛。

”因此，不将他们做整体关照，就不能中肯、准确、深刻地对他们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其二是，20世纪初期到3-、40年代的文艺思潮、社团、流派和作品，对50、60年代，尤其是对80、90年代的文坛和青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与20世纪后半期文坛的兴衰有着内在的、巨大的关系。

如，左翼文艺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人生”的文学思潮以及京派、新月派、新感觉派等对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因此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能加深对诸多思潮、流派来龙去脉的了解，更好地把握当下的创作姿态。

二、长河意识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学史研究上的源流观文学史有源有流。

以往对文学史的研究主要解决了“是什么”，即主要这样描述20世纪的文学史：五四新文学史的发生、发展、变化的事实和过程，文学社团、思潮、流派形成和结束的状况，作家的创作道路、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文学争论的始末等。

而对“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出现这些思潮、社团、流派？其文化渊源是什么？某作家的思想、人格和艺术方法形成和变化的文化渊源是什么？要么不回答，要么以时代、政治的变化来解释一切。

这种政治化的图解显然是简单化、片面化和肤浅的。

三、以长河意识树立正确的分期观长河意识还启示我们，长河有上游、中游、下游之别，那是地理学家考察研究的必要，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

另外，向长河会发生转向一样，文学发展过程中“突变”“急变”也是事实，也会有分期、分段，但构成文学本身的基本质素依然会“渗入”“融入”新的文学史阶段。

这厮分期的客观依据。

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都是以政治制度的更替、政治在运动的变化为主要依据，忽视了文学内部规律的文学分期，背弃了文学本体。

科学的文学分期观理应拒绝完全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代替文学的分期。

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还启示我们，文学史的分期不是分家，不是分割、断裂，而是在文学史长河中的分期。

第二是“博物馆意识”。

文学史是一座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里陈列的都是历史上的文物或文献，都应是原物和真迹，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具有特殊审美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的经典。

否则，随意搜罗，样样都要，博物馆就变成了废品收购站。

文学史研究与此类似，以“博物馆意识”建构文学史，文学史家才有可能准确和深刻地解释文学繁荣和衰退、某种文体的新生和消亡、新旧文学的消长等内在变化的规律和缘由。

科学的文学史观要尊重文学史建构中的历史属性、主体属性和稳定性属性。

1）历史属性。

正如“文学是什么”“美学是什么”至今仍争论不休一样，“文学史是什么？”同样也意见纷纭。

这反映了文学史观上差异。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有文艺学属性，但文学史又有历史属性。

因为它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的文学现象，是任何话语霸权都不能涂抹、改变的史实。

因此，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社团、流派、批评等文学史实，就构成了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但这些文学发展变化的综合存在却是以往很多文学史研究的盲区，至少是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任何孤立、随意的研究，都是对文学史的认为分割，文学史研究需要的首先是对文学历史的尊重和敬畏。

2）主体属性历史的文物和文献浩如烟海，年代久远等缘故常会使其变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在博物馆里陈列什么？排列什么/？突出什么？需要由专家布置和观众检验。

“选择的眼力”与“揭示的眼力”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正是文学史家主体性的体现。

选择就是考据、取舍、鉴别和评价，选择的过程就是文学史家在爬梳史实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过程，是文学史家以自己的文化积累以及经历、个性人格等自然而然形成的个人“眼力”来选择。

写什么，不写什么，哪里浓笔重抹？哪里轻描淡写？并以此建构文学史框架，这正是文学史家文学史观主体性的折射。

50、60年代的文学史，在“选择”时，排斥胡适、周作人、胡风、梁实秋、张爱玲的偏颇和谬误，自不用说，即便是80、90年代，也有郭沫若、鲁迅、田汉被“打倒”。

本书对这些被贬损和冷落的作家列为专节，视作突破之一。

科学的文学史观反对涂改、隐瞒、歪曲、编造和粉饰历史。

历史属性和主体属性，是科学的文学史观的生命和灵魂，是评价文学史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但，文学史上关于“两者有无主次之分？”这一问题，学界从20、30年代到一直争论到现在。

然而，至少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确，任何史书都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而且也务必要。

3）稳定性属性尽管不同的文学史观的差异，会对文学史实有不同的选择和评价，但是本书认为，“凡进入文学史的作家、评论家、思潮、流派等，均应是经得起检验的。

”（本书地9页）这是教材编写的要求，也是对文学精品的尊重。

“是否可以这样说，科学的文学史观的主体性，是决定一部文学史有无创新、有无价值或价值高低的关键。

”--（本书地9页）总论：进程、特质和历史贡献第一节文学进程20世纪文学史是一个颇具特色又十分重要的阶段。

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性转换的进程，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催生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

20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最终宣告了旧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诞生。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关系”为此作出了经典的注脚。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推动了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一就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观念现代性转换的探索与尝试1、维新运动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维新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从更新“国民之魂”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发动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十分强调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论断，就集中表达了这种文学观念。

他们的文学观念还较多地停留在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关系方面，尚未进一步涉及其内在的审美功能等问题。

但是，其思想启蒙的意义和对以后文学发展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正是他们的推动，才有了晚晴小说创作的繁荣和“新诗体”“新民体”等新体诗文的流行；而翻译文学的兴起，则是的较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域外文学，了解世界文学的兴起，并在比较中思考中国文学的现状和问题。

这一切均预示着中国文学蜕变的开始，一个新的文学局面即将来临。

然而，维新派发起的文学新变并非一帆风顺。

复古守旧的旧式文学，如桐城派古文、骈体文派、“同光体诗”仍然流布于文坛，并与之抗衡。

由于维新派没有创造出崭新的文学形式来替代旧式文学，他们的文学观念仍包含着很多传统的积淀。

这种新旧杂糅的文学状况，说明，文学改良运动未能真正完成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转换的时代任务。

2、辛亥革命中文学革命的缺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却没有发动一场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辛亥革命缺少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建树，但文学变革并未停止。

一是民间改革文字、推行白话文的呼声一直不断；二是话剧和电影这时期也相应传入中国，并受到民众的欢迎；三是鲁迅等人此时开始引介西方文艺思潮，其中《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系统介绍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和文艺思潮流派的著名文献。

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文学领域渐趋芜杂、混乱：“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最初显示出一定进步意义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也逐渐演变为远离消失生活的“言情小说”；被称作“文明新戏”的话剧也失去了原有的新锐精神。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变革虽然为新温煦的建立做了若干准备，但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使之无法完成文学有传统到现代的彻底转变，无法真正确立起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学变革诸多方面长期孕育的结果。

二、“五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的初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

社会根源：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窃取了国家政权，阴谋复辟帝制，同时勾结帝国主义。

推行复古尊孔的思想文化政策。

一战中西方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增长，无产阶级队伍壮大。

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方向发展。

先进知识分子打出“民主”“科学”大旗，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猛烈地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最初的阵地是《新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于上海，后前往北京出版。

主编陈独秀。

集中刊发了陈独秀、吴虞等人的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观，介绍西方自由平等观念。

尽管有全盘否定之嫌，但却有助于民众的思想启蒙，了解域外新学说，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