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教育方面的思想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是近代资本主义革命家及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倡导民主自由的原则。
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蔡元培提出了以下的教育思想：1.教育目的蔡元培认为教育就是“完全人格”或“养成健全之人格”，追求的是人与客观世界的融通。
2.“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2年，蔡元培时任教育总长，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体系。
五育包括：(1)军国民教育，要的目的是强体;(2)实利主义教育,即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教育能够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次目标是达到富国的目的;(3)公民道德教育，主要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在批判的基础上，把西方的这些思想和中国传统的道德和思想结合起来，培养国民的道德感;(4)世界观教育,被蔡元培作为教的最高境界,目的在于培养人们一种既立足于现象又超越现实世界的观念和精神;(5)美育教育，美育与世界观的教育有密切的联系,美感教育是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认为“五育”不可偏废。
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并提出以“以美育代替宗教”。
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3.北大改革实践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逐步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改革。
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发展研究所，广集图书，引导学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原则;(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4)学科与教学体质改革：扩充文理，改变“轻学重术”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4.教育独立思想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非宗教运动》，阐述了他关于教育独立的思想。
他认为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见成效。
同时，他认为教育独立应包括：(1)教育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教育经费，不能移用;(2)教育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教育的人担任，不因政局而变动;(3)教育学术与内容独立，能自由标记、出版、采用教科书;(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以传教为主的人，不能参与教育事业;(5)教育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关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即军事体育。
他认为"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背驰"，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
但他认为当时"强邻交通，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即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用武力自卫，这就要实行军国民教育。
就国内而言，为了打破当时国内封建军阀拥兵妄为的局面，就要"行举国皆兵之制"，"以平均其势力"，也要进行军国民教育。
后来，他把军事体育发展成为普通体育。
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他说:"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精神上也必感痛苦。
他要求学生"各就所好，多多运动"，以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
2、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
实利主义教育主要给人以各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职业训练。
进行实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增强国家的财力，这样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认为"今之世界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
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
"同时，他还指出"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甚多，而国甚贫。
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
"他把实利主义教育，当成富国强民、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
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不仅可以使人学到文化科学知识，还可以便人的思维"臻于细密"，例如学习算学，既可以增加知识，又可以便脑力反复运用，使人的思维日趋细密。
3、公民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
他认为军事体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是"强兵富国"之道，但是，仅有两者还不够，还必须有公民道德教育。
学界泰斗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主要教育实践及思想（一）改革北京大学背景：当时的北大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第一、抱定宗旨、改变校风大学性质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第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第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行政管理）第四、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学科设置与教学制度）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先5科变3科，后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招女性入学，多种类型学生，开放办学等（二）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背景：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发展国民经济。
公民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
关于美育“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美育的这种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是德育、智育、体育所难以取代的。
美感的普遍性和超功利性。
他说：“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
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他认为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并且不拘一家一言，所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另外，他还提出教育独立思想，为实现教育真正独立，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西方现代文明对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追求，在蔡元培那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或者说，蔡元培给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注入了新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内涵，这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向现代形态的转化，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提倡完全人格教育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为它决定我们用什么去培养和怎么去培养。
在这一问题上，蔡元培先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造就具有完全人格的个人。
完全人格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人格”是他要培养的自由、民主、平等社会新人的目标。
蔡元培为实现对国民进行完全人格教育，提出了“五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一方面是适应民主共和政体对教育目标提出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由于他留学西欧，受到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接受现代文明的结果。
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了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
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谈到蔡元培，人们往往会想到他是北大校长，但常常会疏忽他的一身二任的多重身份，不仅是“旧时代的进士，新时代的名誉博士”，而且是“晚清时期的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还是“清末的中西学堂监督，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人们经常会忆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但很难想到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美术的起源”等振聋发聩的美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今年时值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又恰逢其美育思想奠基100周年。
特撰文纪念他对中国现代教育方针和现代美育的奠基作用。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
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
1923年8月底起草的自书简历：蔡元培（年五十八岁。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一八九二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任翰林院编修。
一八九八年，出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一九○一年，任南洋公学（今名南洋大学）特班教习。
一九○二年，任爱国学社社长及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六年，任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到德国柏林。
一九○八年，到莱比锡大学，进大学听讲。
一九一一年，革命军起，归国。
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
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总长，五月辞职。
九月，复到德国莱比锡大学。
一九一三年，四月回国。
九月赴法国。
一九一六年，回国。
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九二一年，美国纽约大学赠名誉博士。
著作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石头记索隐》等书。
美育哲学背景晚清的科举八股取士教育不仅不能培植国本，而且正在损凌国运。
蔡元培的北大教育改革主张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蔡元培的北大教育改革主张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蔡元培的北大教育改革主张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1917年,蔡元培先生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从自由、民主的原则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这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一跃成为中国首等学府,使一所衰败腐朽的封建学堂获得了新的生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思想和经验对今天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蔡元培的大学观及其高等教育思想大学负有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研究学术、教化社会等多种职能。
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不仅有过一段执掌北京大学的办学经历，而且提出一套可称之为“大学观”的办学理念以及他的高等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借鉴。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和功能。
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
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当“硬记教员的讲义”，迁就目前，更“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
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两大基本功能。
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
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
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也就是说，蔡元培把教育目的定位于培养人的能力和人格两个基点上，只有兼具能力和人格的人才是“完全之人”，前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技能教育，后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教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
蔡元培教育思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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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教育管理思想
蔡元培教育管理思想初探摘要：蔡元培先生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管理思想、”教授治校”的学校民主管理思想、”尚自然、展个性”的教学管理思想等，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
他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其一系列的对大学教育管理改革的实践，对我们今天更是有着鲜活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本文就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管理思想及其教育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初步探讨，并浅谈其对我国现今大学管理改革的几点借鉴价值。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管理思想；现实启迪蔡元培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大学教育方面影响尤为深远。
他之所以能把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京师大学堂彻底改造成为一所推动历史前进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与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趋时更新，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网罗各派学者，容纳不同学派，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学校体制，破除学生的旧观念，倡导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培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实践并取得重大成就，引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新变革。
一、蔡元培对大学教育管理的改革及其教育思想好的管理对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尤为重要的。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十年间，通过一系列的对管理的改革，使北京大学焕然一新，成为著名的新型大学。
（一）领导体制的改革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对学校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
他反对校长权力的过分集中，在大学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及教务处、总务处四机构。
1、评议会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和主持评议会的改选事宜。
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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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与北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永波，学号：2008213520摘要：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中，蔡元培无疑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席位，他作为中国近代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
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涉及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领域。
其在教育事业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
毛泽东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志在民主自由”。
本文主要从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来展现蔡先生的教育主见。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大学教育思想在革新中的大学教育思想一、蔡元培前的北大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晦雾时期”，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校园里封建官僚习气依旧，腐败生活作风如前。
民国初年北大的教员，如清末一样大都来自政府衙门，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不乏其人，年年把当年陈旧的讲义发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了事。
学生中多官宦和富商子弟，他们但为日后升官发财寻求“出身”，心思与时间不是花在读书求知上，而是专事奔竞游荡。
对此，蔡元培的《自写年谱》中有录：“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
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
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蔡元培所指的“不正当的消遣”是什么呢？请看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中所云：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教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里有类似记述：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
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
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
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也因此被谑称为“探艳团”、“赌窟”。
面对乌烟瘴气的北大，蔡元培痛心疾首，他深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有心在校内筹组“进德会”，规范师生道德行为，净化校风。
故而到校之初，就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神色凝重地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二、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1、革新1, 对大学的定位：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
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
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其四，大学是精神家园。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
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
其五，大学教育以创新为灵魂。
蔡元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为职志，从前清翰林一变而为民主志士，是其自我革新之写照；将暮气沉沉的北大一变而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语），是其革新教育之显绩。
在执掌北大期间，他对北大的办学方针、管理体制、学制与课程建设均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开创了北大的新气象。
2，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系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
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
”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
”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
”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
“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
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
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
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
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
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2、确定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格局改革前北京大学的内部结构按照《大学令》所规定的“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所组成，即北京大学内设有文、理、法、商、工5科，各科下设若干门。
如理科内有物理学门、化学门，法科内有政治学门、法律学门等。
内部结构改革首先是在科这一层次上，扩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并将其他科系从北大中分离出去，使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大学。
1918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
蔡元培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
同时并立，义近骈赘。
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
”要解决重复办学这一问题，蔡元培认为应该学习德国的大学制度，“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
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
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
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
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
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
”“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
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
”要解决学生之间“互相龃龉”、“重术而轻学”这一问题，则应持“学术分校”原则。
“兼设文、理、法、商、工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务科之陋习。
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
”为此，蔡元培提出了改编大学制度的议案，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
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
其名曰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对于蔡元培的这一改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评述说：“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的观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
……蔡元培也曾计划把北大的工程技术专业合并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实用和专业性院校的建设应该仿效德国技术学院的办学模式。
此外，他还曾试图把北大的法律专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院，但没有成功。
从蔡元培的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从根本上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模式，这所大学自从1898年建校以来，主要课程就是政治和法律，以鼓励青年追求仕途。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
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自由，有容乃大。
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
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
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
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
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
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
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
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
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