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教育方面的思想

蔡先生与北大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刘永波，学号：2008213520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中，蔡元培无疑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席位，他作为中国近代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涉及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领域。其在教育事业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毛泽东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志在民主自由”。本文主要从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来展现蔡先生的教育主见。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大学教育思想

在革新中的大学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前的北大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晦雾时期”，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校园里封建官僚习气依旧，腐败生活作风如前。

民国初年北大的教员，如清末一样大都来自政府衙门，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不乏其人，年年把当年陈旧的讲义发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了事。学生中多官宦和富商子弟，他们但为日后升官发财寻求“出身”，心思与时间不是花在读书求知上，而是专事奔竞游荡。对此，蔡元培的《自写年谱》中有录：“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

蔡元培所指的“不正当的消遣”是什么呢？请看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中所云：

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教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里有类似记述：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

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也因此被谑称为“探艳团”、“赌窟”。面对乌烟瘴气的北大，蔡元培痛心疾首，他深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有心在校内筹组“进德会”，规范师生道德行为，净化校风。故而到校之初，就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神色凝重地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二、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

1、革新

1, 对大学的定位：

其一，大学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义。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

其二，大学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职志。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其三，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从教育理论和实践上，蔡元培无疑是一位素质教育论者。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其四，大学是精神家园。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

其五，大学教育以创新为灵魂。蔡元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为职志，从前清翰林一变而为民主志士，是其自我革新之写照；将暮气沉沉的北大一变而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语），是其革新教育之显绩。在执掌北大期间，他对北大的办学方针、管理体

制、学制与课程建设均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开创了北大的新气象。

2，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系

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2、确定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格局

改革前北京大学的内部结构按照《大学令》所规定的“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所组成，即北京大学内设有文、理、法、商、工5科，各科下设若干门。如理科内有物理学门、化学门，法科内有政治学门、法律学门等。

内部结构改革首先是在科这一层次上，扩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并将其他科系从北大中分离出去，使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大学。1918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蔡元培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要解决重复办学这一问题，蔡元培认为应该学习德国的大学制度，“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

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要解决学生之间“互相龃龉”、“重术而轻学”这一问题，则应持“学术分校”原则。“兼设文、理、法、商、工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务科之陋习。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为此，蔡元培提出了改编大学制度的议案，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曰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对于蔡元培的这一改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评述说：“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的观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蔡元培也曾计划把北大的工程技术专业合并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实用和专业性院校的建设应该仿效德国技术学院的办学模式。此外，他还曾试图把北大的法律专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院，但没有成功。从蔡元培的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从根本上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模式，这所大学自从1898年建校以来，主要课程就是政治和法律，以鼓励青年追求仕途。”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

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3、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议

1、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年级制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范围，使学生不能兼习其他系的课程。同时，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旷课之弊，而其弊义传染于同学。”为了避免这些弊端，他希望通过实行选科制，给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机会。

文理沟通，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理论基础。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但文理分科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文理科的学生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兼修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等核心课程。

当时，北大的选科制规定，本科学生学完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课程为一单位）、预科学生学完40个单位即可毕业。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忽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弊端，他一再强调，“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同时，“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

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学校将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两类。本科学生80个单位，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40个单位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选修课不仅可选本系课程，也可选外系课程。实行选科制，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个性，培养专门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2、融合中西文化和重视学理研究

他十分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育，强调大学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他曾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条。”同时，他对比国外的课程设置，指出“现今欧美大学的课程，非常严重，对于各种基本的知识，差不多不很注意了。”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即学理的研究，是蔡元培在北大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为此，他还取消、合并了部分课程，包括废止神学科，规定学校中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有关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的课程则并入哲学科，同时提出著名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进一步体现和充实了他所提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外语课程，除英语外，还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言，北大还成为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在课程内容上，鉴于中西文化贯通的思想，蔡元培强调注意吸收欧美各国的学术成就。因此，大学课程内容要面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注意吸收国外科学成果，融合中西文化，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在理科方面，蔡元培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学的地位。他希望青年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将来能够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因此，北大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学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分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在文科方面，“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而哲学则不局限于本国哲学，一国哲学，而要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默守孔学的旧习。”吸收只是一个初步的过程，他主张对国外的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消化的基础是保存和发扬自己的文化“特性”，消化应以“我”为主体，而不是以消亡自我成为“他者”。他召集一大批有创新精神的教授，通过课程内容的更新来实现这一思想。蔡元培在北大集中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通过各自的学术研究与课程开发，形成了一批新的课程，丰富了各学系的课程内容，实现了许多课程的从无到有，从有到丰的飞跃。如中国文学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动大学生征集民间歌谣，以供作研究素材。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1917年秋北大成立了中国史学门，五四后，增设了西洋史学各课，改为史学系，并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编为一个学组，以示史学和社

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又将原来的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课程，改为必修课，成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蔡元培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用通过引进西方学术文化，能够用学术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在吸收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如李大钊在文、法科中开设的《唯物史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钱玄同的《文字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等。

蔡元培先生一生有着多元化的教育思想，他为北大成为一代名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历史功绩熠熠生辉，在现代的教学中任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玉生，蔡元培普通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2】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3】张圣华，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