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

秦、秦汉时期的民族移徙与迁都中华民族是历史融合的产物，而民族融合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民族迁徙。

民族迁徙打破了民族的地域界线，进而造成民族杂居的局面，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机缘。

民族迁徙的过程，也是民族政权经营重心转移的过程，必然会引起都城的变迁。

都城变迁适应了民族迁徙的要求，推动着民族融合的步伐，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变化。

有人把中华民族的融合比喻为滚动的雪球，她以华夏——汉民族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始点［1］，以国都运动方向为路径，不断地滚动，越滚越大，最终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其中的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等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

据《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黄帝原居轩辕之丘，后迁居涿鹿，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后，徙都于轩辕之丘、彭城、曲阜等地。

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华夏族。

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

在尧舜时代，尧都平阳，舜先后以蒲坂、平阳、潘、涿鹿为都，禹都安邑，后徙都阳城、阳翟。

远古时期都城变迁反映了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

夏、商两代，都城变动不居。

夏先后都有阳城、阳翟、斟寻、原、老丘、西河、洛内等地。

商朝更是“不常厥邑”，立国前迁都八次，灭夏后又迁都五次。

“商人屡迁，前八后五”，先后有蕃、商、砥石、西亳、傲、相、邢、殷、朝歌等地做过商朝的都城［2］。

都城变迁是民族迁徙的确证，反映了部族征服的需要和民族融合的趋势。

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都城的转移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因为只有这种强势部落的不断流动，才能把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远播四方，才能吸纳、同化、融合众多的部落或方国，最终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

同时，都城又是民族关系的纽带与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活力提供了舞台，又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接受现成的经济方式和文化成果。

它把无序的民族碰撞整合为有序的民族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夏商两代的都城位置不超出中原地区，说明这里是华夏民族融合的腹地，华夏民族正是立足于此，以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渐向四周发展的。

杨东晨认为，周人起于泾水上游，兴盛于渭水流域，利用两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势力，进而取商而代之。

周先后以邰、、岐、程、丰、镐为都，至周平王时东迁洛邑，是为东周。

周朝的70多个封国，遍布黄河、辽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封国的国都到后来也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都城。

如赵都邯郸、燕都蓟城、鲁都曲阜、越都会稽等。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各国都城迁往徙来，蓬勃发展。

都城的多元扩散，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众多支点。

正如孙乃民所言，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和文化经济交往，中原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汉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真正建立。

秦并六国，在六国都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气势恢宏的统一帝国的都城——咸阳；继秦而起的汉王朝先后以长安、洛阳为都，使统一国家的都城稳定在关中、关东的东西轴线上，这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

由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而成的汉民族共同体在秦、汉时期基本形成。

少数民族移徙与迁都一般说来，在统一时代，民族关系相对稳定，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巩固并稳步发展，都城定于一尊。

虽然也有民族碰撞，但多是局部战争。

一旦王朝分裂，民族关系就会急剧变动，民族迁徙异常活跃，都城蓬勃发展，多元并存，迁移频繁，民族融合进入高涨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三国鼎立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到了西晋末年，北狄、西戎后裔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居中原，由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使东北、内蒙、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居民与中原居民得以广泛深刻地交往、融合，从而把民族融合推向高潮。

当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统治带有其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野蛮性，由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带来的民族融合不可避免地伴随剧烈的民族冲突、民族屠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

“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这是对“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4］这一永恒历史规律的最好说明，野蛮的征服者一旦与文明社会相结合，就取得了文明社会的一定社会地位，从而受文明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支配，适应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他们自身也就从野蛮状态下蜕变出来。

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主要有：匈奴贵族刘渊所建前赵(始称汉)的都城离石、平阳、长安；羯族石勒所建后赵的都城襄国、邺城；鲜卑贵族慕容氏所建前燕的都城龙城、蓟、邺；氐族首领苻坚的都城长安；羌族首领姚苌的都城泥阳、长安；西燕都城长子；后燕都城中山、龙城；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之统万城；后凉都城姑臧等。

从少数民族政权所建都城的区位看，多在汉民族腹里地区，且多沿用汉族政权的都城及大、中城市。

这意味着民族地域的打破，少数民族离开了本族的原来区域而进入到汉民族地区，而汉民族则打开了自己地域的大门，容纳了少数民族，这便为民族融合准备了充分的地域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适应统治区域内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建立起与汉族先进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统治方式。

少数民族从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渡到以都城为中枢的定居生活，这本身是一个历史转折，是对其原初民族特征的一种否定。

其都城由偏远边城到汉族故都的迁移则割断了它与原初民族地域的联系，更是一项根本性变革，必然会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推动作用。

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拓跋鲜卑所建北魏的都城迁移。

拓跋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山地，东汉初年南迁呼伦贝尔草原，后再由草原南迁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立国之初都于盛乐，拓跋圭时徙都平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北方统一战争的完成，北魏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适应他们面临的中原封建文明，实现对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广大中原农耕地区的稳固统治，如何使自己的政治符合中国文明的传承关系，取得华夏正统地位。

孝文帝以迁都洛阳为契机，对北魏社会实行全面汉化改革，通过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改籍贯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内迁鲜卑人走上了全面汉化道路，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迁都洛阳，彻底割断了南迁拓跋鲜卑与其原初游牧地区的有机联系，使其进入到华夏文化的中心区域，并逐步稳定于中原农耕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使其完全融合于中原汉族的共同地域。

钱国旗认为，随着这种民族地域的变迁，南迁拓跋鲜卑的其他民族要素也纷纷瓦解，最终融合于汉民族共同体之中。

由此可见，拓跋鲜卑的南迁过程，也是其逐步封建化、农业化的过程，是鲜卑、汉民族的融合过程。

同样道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也是其逐步汉化的过程，立国于中原的匈奴、羯、氐、羌及鲜卑各族，毫无例外地融入到汉民族共同体之中。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融合的时代。

在经历了一段民族碰撞的阵痛之后，空前强大的隋唐帝国把汉民族的活动空间推向更广阔的地域。

隋唐两代的都城仍稳固在关中、关东的华夏文化中心带。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从统一国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看来，有这样一种明确的趋势，这就是首都的地点是跟着时间的流转而变动的。

一般说来，帝国缔造者起初是从一个对自己方便的政府地点来统治他们的领土，或者是他们祖国的旧都，或者是在征服地的边境上而便于和帝国缔造者的本国往来的新基地。

但随着时间的进展，由于帝国行政的经验或情势的逼迫，原来的帝国缔造者或他们的继承者，往往会选择一个新地点作为首都，这不是为了帝国创始国的方便，而是为了整个帝国的方便。

”［5］不仅北魏都城的变迁贯穿着这种趋势，而且后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元、清都城的变迁也是如此。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早期都城多位于原初民族地域，远离中原农耕经济区，当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中原地区时，其都城也逐渐由边疆民族地区向中原推进。

辽初都上京临潢府，当其疆域扩大到中原时，随即将燕京升为南部政治中心。

金朝立国时以上京会宁府为都，在占有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后，便迁都至燕京，后又移鼎开封。

蒙古人立国之初都和林，忽必烈继位后移都开平，不久又迁都燕京。

清朝立国时建都赫图阿拉，后数次徙都，1644年入关后，定鼎北京。

这种由北向南、由边疆向中原的都城运动，决不只是简单的都城位置的变化，它表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面临着与北魏相同的问题，迁都是他们解决相同问题的一致途径。

通过迁都，实现了对原初民族地域的超越，改变了原初民族的特征，拉近了它与中原封建文明空间的距离和时间距离。

都城运动的方向还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是一种向心运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腹地，汉民族是其核心。

中原农耕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吸引周边少数民族做向心运动。

迁都符合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顺应了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农业化、汉化的历史潮流。

因此说都城的运动方向与融合的方向相一致，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方向相一致。

都城推动民族人口迁徙民族的迁徙带来都城的运动，都城的迁移反过来又推动了民族人口的大流动。

都城运动和民族迁徙的过程，就是民族人口大流动、大碰撞、大杂居和大融合的过程。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初期，都城随东西两大民族集团的迁徙、碰撞与融合，呈现出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发展的趋势。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黄河流域的汉人大量南徙，都城发展的方向，呈现出从北向南推进，五代十国及南宋亦然，元代更是如此。

明代由南而北，清朝由东北入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则又从南向北，呈现出南北相向运动的态势。

每次都城的变动，都会带来一次人口的大流动和大聚合。

几次规模较大的迁都如晋室南渡、北魏迁洛、宋迁临安、明代由南京北迁燕京、清由盛京迁北京等，都伴随着民族人口的大变动、大杂居和大融合。

西晋末年，晋室南迁，避乱南来的汉族人口约有百万之众，建康城的迁居者超过了土著人口，这对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

北魏迁都洛阳，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总数约有四五十万［6］。

这对鲜卑人的汉化和民族融合具有决定性意义。

清朝移都北京，二十多万满族人入居京师，猛然拉近了她与汉民族的距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准备了条件。

也正因为都城位置西、东、南、北的往来运动，才把中国境内各地方与各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7］，把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熔铸而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都城整合各民族文化都城是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场所，为民族杂居提供了一个院落，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才智提供了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