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报告

以“两会”为开端的新五年正在开创中国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未来。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是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

“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

7%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调整，7%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由高速向常规发展的“新时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我们展现出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画卷。

“十一五”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向前的五年，中国经济延续了过去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

“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最终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达8.6%、9.8%和11.2%，均较原先目标有一定超越。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40万亿元，超过40多年保持全球“老二”
的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

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引领作用也更加突出。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2009年，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

据世行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但是总量指标依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在关注数量性指标的同时，更应期待质量型和效益型指标的增长。

从总体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凡涉及总量增长的预期指标都超额完成，涉及结构调整的许多指标则完成得很不理想，在反映结构进步的4个预期性指标中，除城市化率外，其他三个预期指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未达标。

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状况继续发展，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没有改变，产能过剩状况相当突出。

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部门产值比例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产值增长很不理想。

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整体进展仍然较慢，局部有恶化现象，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

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走出原有轨道，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收入和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不仅使资源错配，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主因，因此，必须从这五大方面入手实现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

近十年“三驾马车”同比增速平均分别达20%、14%和21%，近两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95%和55%。

在投资刺激政策退出和鼓励进口措施下，
投资与净出口的持续高增长动力将减弱，目前已现端倪；消费启动则面临收入、社会保障、房价等一系列瓶颈。

客观上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因此要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

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拉动型、出口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但这种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阵痛期。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

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中国转型的最大的突破口就是要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要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大发展。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

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

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

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这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四是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因此，必须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变，“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视为有机整体，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的改革；不仅要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

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

近两年投资高增长成为环境保护的最大杀手。

目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耗要增长0.8到1个百分点，即使广泛采用清洁能源，这一数字也很难低于0.5。

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40-45%，这客观上也会倒逼经济增速下降。

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中国经济增长7%目标的确定意味着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增长主义”的束缚，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的大转型。

中国经济的车轮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高速行驶了十年，但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几十年保持10%的增长并不是一种常态，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关注的应该是GDP 的含金量是多少？肯尼迪曾经说过：“GDP可以衡量一切，但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是不同于经济增长的。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与劳务总量的增加，一般以GDP、GNP来表示。

经济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变、生态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活质量以及幸福指数的变化和提升等，是高于经济增长的。

经济学上所讲的经济发展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十二五”时期，国家适度调低增速预期，就是为了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引导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避免单纯地追求增长速度的倾向。

当前我们的国家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未来“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要在外部环境变数多、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还需付出很大努力。

为此，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将设24项主要指标，包括12个预期性指标和12个约束性指标，助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些指标主要集中在经济结构、科技教育、资源环境、改善民生等方面，此外在效率指标方面，主要是选取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资本产出和单位能源产值等指标，以及反映要素效率的地方适龄人口入学率指标，以期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2011年是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元年，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顺利渡过转型的阵痛期，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

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