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郭沫若通俗文学观的嬗变
使得郭沫若觉得 “ 受 了一番小小 的侮辱 ” ， 从 有排斥 的观点 ， 而到持普 罗文学 观的时期 ， 对于文学 若相 比， 的通 俗化 他 却 开 始 大 力 提 倡 —— 在 这 两 个 时期 ， “ 通 这 里 我们 可 以较 为清 晰地 看 出 ， 郭 沫若 和 张 资 平 在 通 俗文 学 ” 的概 念 在郭 沫若 的 理解 中也 不尽 相 同 。 俗 文 学观 上 的 巨大差 异 。张资 平从 “ 写实 手腕 ” （ 即写
作手法） 给予 《 留东外 史 》 以 肯定 ， 而从 张 资 平 后 期 所 范 伯群 先 生就 “ 中国 近 现 代 通俗 文学 ” 这 一 概 念 写 “ 三角 恋爱 ” 式 的小 说 ， 则 可 以看 作是 从 内容 上 对 于 给 出 了这样 的 定 义 ： “ 指 清末 民初 大 都 市 兴 建 过 程 中 中 国近代 通俗 小 说 的一定 继 承 。郭 沫 若 则 相 反 ， 他 对 得到 滋 长繁 荣 的 ， 在 内容 上 以传 统 的心 理 机制 为核 心 以《 留东外史》 为代表 的通俗文学 作 品持 否定态 度。 的， 在形 式 上继 承 中 国古 代 白话 小 说 传 统 为模 式 的文 其否定的因素有二 ， 其一是斥其 内容为 “ 淫” ， 对于 以
《 留东 外 史 》 —— ‘ 你 怎 么在 看 这样 的书？ ’ —— ‘ 怎 套。这就与郭沫若斥《 留东外史》 为“ 淫 书” ， 鄙薄形
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 的作品 。 ” ¨ 同时， 范伯群 《 留东外史》 为代表的小说 中的性描写 内容加 以否定。 先生又将民间文学 、 曲艺文学和大众传媒文艺一 同划 而 另外一 点 ， 则是 对 于这 类小 说 使 用 的是 旧式 小 说 典 归入通俗文学的范畴。我们从 可见 的郭沫若著作 中 型 的章 回体 而 加 以 否定 。对 于想 要 组 成 社 团 进 行 新 旧式章 回体 的 形式 与郭 沫 若 能 够看 出 ， 郭沫 若 对这 些通 俗 文 学作 品很 少 谈 及 。但 文 学创 作 的郭 沫若来 说 ，
第３ ３卷
Ｖ ｏ １ ． ３ ３
第 ２期
Ｎｏ ． ２
兰州教 育 学院 学报
Ｊ ＯＵＲＮ ＡＬ ＯＦ Ｌ Ａ Ｚ ＨＯＵ Ｉ Ｎ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Ｅ ＯＦ Ｅ ＤＵＣ ＡＴ Ｉ ＯＮ
２ ０ １ ７年 ２月
Ｆ ｅ ｂ ．２ Ｏｌ ７
浅论 郭沫若通俗 文学观的嬗变
从并 不 多见 的笔墨 中 ， 可 以看 出其 对 这 一 类 文 学 的排 此 时 的文学 观念 显然 是 格格 不入 的。
斥。
对 于 中 国近现 代通 俗文 学 ， 郭 沫 若 的 观念 与鲁 迅
郭 沫若 在 留学 日本 ， 刚刚 开始 从 事 新 文 学 作 品创 具 有一 定 的相 似 性 。鲁 迅 对 于通 俗 文 学 中的 儿 女 私
郭 沫 若 作 为 一 位卓 越 的作 家 、 诗人和戏剧家 ， 在 了 大量读 者 ， 但 也 受 到 了 很 多来 自新 文 学 作 家 （ 如 周 中 国现代 文 学 史 上 具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地 位 。 由 于郭 沫 作人 、 瞿 秋 白） 的批判 。郭沫 若直 斥 之 “ 淫书” ， 显 然针 留东 外 史 》 中对 于 中 国 留 日学 生 种 种 淫 行 的 若 生 活时代 的复杂 性 和研 究领 域 的多 样性 等原 因 ， 形 对 的是 《 成 了他极 其 复 杂 而 又 多 方 面 的 文 艺 思 想 。学 界 对 于 描述。然而张资平对于《 留东外史 》 的观念显然与郭 “ 资 平 到这 时候 才 知 道 我 是 有 日本 老 郭沫若文艺思想嬗变的分界多有异见 ， 但是综合各家 沫 若截 然不 同 ： 观点 ， 我们可以将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 的文艺思想 婆 的人 。—— ‘ 你把材料提供给我罢 ， 老郭 ， 我好写一 大致 划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 即前 期 为 浪 漫 主 义 ， 后 期 为 普 部《 留东外史》 的续篇。 ’ 我听了他这话 ， 觉得受了一番 罗文 学观 。郭 沫若 通 俗 文 学 观 的嬗 变 与 郭 沫 若 在 中 小 小 的侮辱 ， 在 我 心里 这样 想 ： ‘ 这 家 伙 太不 客 气 。这 国现 代文 学史 中 文 艺 思 想 的两 个 阶段 的划 分 基 本 一 家 伙 的趣 味真 是下 乘 。 ”＇ 【 致， 即 郭 沫若 在 持 浪 漫 主 义文 学 观 时 ， 对 通俗 文 学 持 因为 张资平 将 《 留东外 史》 里 的人物 、 故 事 与 郭沫
作的时期 ， 曾与张资平就小说《 留东外史》 有过这样一 情 、 大 团 圆结 尾 等均 予 以批 判 。他 的着 眼 点很 大程 度 番 对话 ： “ 我顺 手拿 了一 本 来看 ， 是 当时 以淫 书 驰 名 的 上 依然 是这 些作 品 中内容 之浅 薄 无 聊 、 形 式 之 落 于俗
刘 竺 岩
（ 兰 州 大学 文 学 院 ，甘 肃 兰州 ７ ３ ０ ０ ０ ０ ）
［ 摘
要 】郭沫若在 ２ ０世 纪 ３ ０年代对 于文学的大众化、 通俗化 大力加 以提倡 。但在 此之 前 ， 郭 沫若对 于通俗 文学的观
念却与之截 然不 同。本 文通过考察郭 沫若从起初 对通俗文 学的排斥 ， 到 大力提倡 文学的通俗 化 ， 来剖 析郭 沫若通 俗 文
学观的嬗 变。
［ 关键词 ］郭沫若 ； 通俗 文学 ； 嬗 变 ［ 中图分类号 ］Ｉ ２ ０ ６ ． ０ ９ ［ 文献标志码 ］Ａ ［ 文章编号 ］１ ０ ０ ８ － ５ ８ ２ ３ （ ２ ０ １ ７ ） ０ ２ － ０ ０ １ ６ － ０ ２ ［ 收稿 日期 ］２ ０ １ ６—１ １—１ ８
郭沫若生平心得体会感悟(2篇)
第1篇一、郭沫若的文学成就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小说、戏剧等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以下是我对他在文学领域的几点心得体会：1. 独特的文学风格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他善于运用象征、夸张、想象等手法，使作品富有浓郁的诗意和浪漫主义色彩。
如他的代表作《女神》中的《凤凰涅槃》等篇，通过对凤凰涅槃的重生，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批判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2. 深刻的现实意义郭沫若的作品始终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精神。
他在作品中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呼吁人们起来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和平等。
如《屈原》中的屈原，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作者对英雄人物的崇敬。
3. 高度的艺术成就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诗歌、小说、戏剧等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
如他的诗歌《天狗》中，以天狗吞日月的形象，寓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崛起。
二、郭沫若的历史研究郭沫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
以下是我对他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几点心得体会：1. 独特的史学观点郭沫若在历史研究中，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不盲从权威。
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
如他在《中国史稿》中，对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进行了深入剖析。
2. 严谨的治学态度郭沫若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严谨治学，注重实证。
他广泛查阅史料，结合考古发现，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如他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时，通过对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考证，提出了“古史辩”的观点。
3. 深远的历史影响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内容，还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郭沫若的社会活动郭沫若一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下是我对他在社会活动领域的几点心得体会：1. 热爱祖国，忠诚于人民郭沫若一生热爱祖国，忠诚于人民。
他积极参与抗日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中国现代文学讲稿
中国现代文学讲稿第四讲郭沫若第一节生平思想和文学观念郭沫若(1892-1978)。
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的笔名。
1892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他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
这一环境，孕育了诗人早期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一、早慧与叛逆郭沫若自幼聪颖好学，从童年起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
中学时代，除更广泛地涉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外．还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古典文学熏陶又受新学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影响。
由于不满腐朽落后的学校教育，他曾三次被学校"斥退"，其叛逆精神得到了初步表现。
女性崇拜意识在此期间萌生。
二、留日和创造1913年末至朝鲜，次年正月到达日本东京。
勤奋学习日语和补习自然科学课业。
1914年6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张资平同学)。
1915年秋，升入福岗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留学期间反封建包办婚姻，与日本护士结婚，取名安娜。
在此期间，文学上受泰戈尔（印度）、惠特曼（美国诗人《草叶集》）的影响深。
接受泛神论思想，主张“神即自然，自然即神”，认为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不承认在自然界之外还有什么神的存在和主宰。
泛神论作为突破神学束缚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想，为个性、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
1921年7月组织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
成员有留日同学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
出版有会刊《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洪水》、《创造日》等十余种刊物。
与文学研究会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不同，创造社在理论主张上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推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强调创作的“无目的”，被视为与人生派对立的“艺术派”。
[郭沫若,思想,文学]论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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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摘要：郭沫若晚年处于毛泽东左倾思想和江青“四人帮”肆虐情况下，他惊惶而无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所处地位和自身弱点以及专制主义的危害。
本文主要将以《李白与杜甫》为例探讨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郭沫若晚年文学思想一、写作背景郭沫若晚年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
这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据说留下把柄的书，一部令人不耻的书，一部普遍认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败的书。
人们所以不齿，盖因此书有嫌于他的“巴结”情结。
因为毛泽东说过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于是，郭沫若这样的聪明人立马写了《李白与杜甫》，并在书中果真高扬了李白而贬斥了杜甫，这难道不是“讨好”?!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立场分明，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极大歌颂着李白，极端贬斥着杜甫。
这仿佛就是郭沫若的问题[1]。
这基本上已成社会公论，甚至连没有读过《李白与杜甫》的青年学生也持此论。
二、李白与杜甫的性格特征李白与杜甫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郭沫若会有不同取舍?为什么郭沫若对李白予以“高扬”就是“巴结”;而对杜甫“贬斥”就是“不敬”?《李白与杜甫》一书，着实有不少问题可以提出。
郭沫若写作这部书，也同样具有多重寓意。
这里有必要就李白与杜甫的大致情况聊做简介。
一般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李白具有自然主义气质，而杜甫则更侧重于民间疾苦;李白叛经离道，杜甫则恪守礼教;李白诗中大谈女色和酒气，杜甫则恋歌甚少，饥饿不绝;李白豪爽轻快，杜甫工整沉郁;李白“天子唤来不上船”，杜甫“每饭不忘君”。
由于李白与杜甫的这些特征，天然浪漫主义气质的毛泽东无疑会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天然浪漫主义才子的郭沫若必定会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
毛郭俩人都厌恶杜甫，此非因“文革”爆发，而是以前的“心迹”。
对待李白、杜甫，郭沫若像对待屈原、宋玉那样，一褒一抑。
对李白，他倾其热情，予以颂扬和讴歌，而对杜甫则充满愤怒，将之揶揄和拔皮。
精神浮荡下的心灵镜像_郭沫若小说中自我形象的人格特征与隐喻意义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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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社 会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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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0 期源自侵略， 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不共戴天。 二十年代郭 《 狼群中的一只白羊 》 沫若在 中对这一隐喻作了 进一步的阐发。 随着日本侵略者从朝鲜杀进中 《 金刚 国， 羊与狼的古老隐喻在作于 -/ 年代初的 《 金刚坡下 》 坡下 》 再次出现。 开头与结尾反复描 写分离的母羊与羊羔的哀切景象， 凸现出抗战中 母与子的难民生活， 从而揭示出人狼—— — 日本侵 略者是这一人间惨剧的直接制造者。 一个古老的 隐喻， 前后二十年， 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这 “我” 表明 对现存世界的感受、 认知与审美表达的 二元对立模式是相当固执的。 这种对立模式，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思想架 “我” 构， 它存在于 的作为意识构成的各个领域 中。 譬如： 在文化观念中， 有传统与现代、 个性压 抑与解放、 东方与西方等的对立； 在政治思想观 念中， 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反革命与革命等 的对立； 在情感生活领域里， 有女人是洁光与魔 影、 孩子是圣者与脚镣等的对立； 在人生态度方 面， 有生与死、 出世与入世等的对立， 如此等等。 “我” 在二元对立中， 的价值选择常常是一维的， “我 ” 譬如： 肯定羊， 就必定否定狼。 正因为如此， 的感觉对感觉的对象常进行主观的夸张变形。 这 种感觉变形有下列方式。 最为常见的方式， 是把对立的二元在感觉中 《 月蚀 》 推到形变的极端。 譬如， 中， 民族歧视与反 “我 ” 民族歧视尖锐对立， 对为了带妻儿去公园看 月蚀而 不得不穿西 服戴领 带产生 了这样的 感觉 “ 我单看他们的服装， 变形： 总觉得他们是一条狗 （ 笔者注： 《 月蚀 》 “ 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 中写到 “我 ” 狗与华人入内。 此处 这样说， 就是一种对立 选择 ） 。 你看， 这衬衫上要套一片硬领， 这硬领下 要结一条领带， 这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和铁链 ” 是一样的 么？ 像 这样的把对 立的二元在 感觉中 夸张变形到极端， 其意义是两面的。 就正面看， 它 会加大冲突双方对立的力度， 从而带来情感表现 “我 ” 的强度； 就负面看， 它常常是 偏激与尖刻的 心理气质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感觉变形方式： 对同一 《 喀尔美萝 对象产生完全相反的感觉变形。 譬如， “我” 姑娘 》 中， 因为喀尔美萝姑娘貌美弄得神魂 “我 ” 颠倒； 但在糖食店滚球赌彩的时候， 对喀尔 “ 我看见她笑一次， 美萝姑娘卖笑是恨杀了， 我心 里就要痛 一次。 ……她 公然要笑！ 我在心 里骂死 了她； 我骂她没品性， 我骂她毕竟是下流的儿女， ” “我 ” 我骂她丑丑 丑丑丑……。 对三个儿 子的感
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
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开一代新诗风的郭沫若郭沫若新诗应运而生，以《女神》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
一中国现代新诗，在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的初期白话诗的历史过渡中产生。
龚自珍以“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的姿态，首开近代诗风。
而戊戌变法前后，更有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以文为诗”的口号，试图对整个旧体诗的结构加以变革，从而发出了新诗运动的强力先声。
新诗则挟“诗界革命”之威而一马当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
新诗的第一批名篇，如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胡适的《鸽子》，在语言形式上突出了新诗的特质及新诗的建立过程。
而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表现出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大胆尝试，反映了新诗逐步由旧诗的违格、再构，直至诞生出全新的新诗的具体过程，揭示了早期新诗从旧体诗中逐步蝉蜕的过渡性特征。
也就表现出这一时期新诗的最大意义尚局限于突破文言这一语言的牢笼，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的突破。
虽然“五四”前新诗人对旧派诗的批评是义无反顾的，意欲彻底打破旧体诗虚假的、腐朽的、僵化的形式枷锁。
他们是勇敢的，却又是天真的。
以至于从1917年到1920年，白话新诗不但很少能捉真实的诗意，相反却难以摆脱对于旧诗词虚假的依附。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它使新文学具备了极为先进、科学，乃至庞杂的思想基础。
民主科学、人道、个性、共产主义等各种大异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旧封建文学传统的新思想、新观念，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形式的变换，它强烈要求新诗在突破语言的藩篱之后乘胜进击，开拓奋进，成为时代主体精神之强力载体。
面对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尤其是他的作品《女神》以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
《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之五：郭沫若1
《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之五：郭沫若1中国现代文学之五：郭沫若11.思想发展与创作概况郭沫若(1892-1978)，现代著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原名郭开贞、郭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
父亲郭朝沛是个商人，母亲杜遨贞喜好文学，在郭沫若5 岁时即教他背诵唐诗，这对郭沫若以后倾向于诗歌和文艺起了很大作用。
纵观郭沫若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①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1892-1913)郭沫若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高涨的时期，由于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郭沫若培养了对古典文学特别是对诗词的兴趣，对《庄子》、《楚辞》、《史记》等文章进行了广泛阅读。
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及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民主主义思想使郭沫若受到启迪和影响。
由于他不满黑暗的学校教育，曾三次被校方斥退。
此时的郭沫若已初步显示出叛逆的性格。
②第二阶段：日本留学时期(1914-1923)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
在日本前4 年的学习中，郭沫若阅读了许多外国名著，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中吸取了多方面的营养，同时也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他认为" 泛神便是无神" ，一切的自然便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这种思想对他以后创作《女神》起了重要作用。
泛神论所提供的" 物我无间" 的境界，适合于诗人把宇宙拟人化、诗化，与他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合拍，也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发挥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泰戈尔的无韵诗，激发了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
《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别离》等爱情诗，是郭沫若最早的诗歌创作。
1919年爆发的" 五四"运动，使郭沫若受到鼓舞和激励，他看到祖国新生的希望，心头长期的郁闷和个人的激愤就像埋在地下的岩浆一样奔腾翻涌，尤其是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
试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与退隐
试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与退隐论文摘要：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这一主张在其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
显示其自我意识的建构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文关键词：自我意识；文学创作；张扬；退隐文学活动是主体的特殊精神领域的活动，当我们试图对创作主体做出某种界定时，需要认识创作主体本质的自我，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
”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其创作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本文拟从诗歌和小说创作两方面，就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作一粗略的论述。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的诗要算是他一生的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
”翻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在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下，《女神》诞生了，可以说，郭沫若在《女神》的创造过程中完全是被本能性的自觉情感所激发，由一种创作的灵感所控制，进入迷狂的，无目的的，极端自由的表现状态，《女神》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就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以《女神》为例，我们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中的那个抒情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爆破和毁灭的渴望，可以说是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膨胀的极端表现，在诗歌中，则反复出现“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主体!”(《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府宰》)“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立在地球边上放歌》)，诗歌所包含的抒情主体和意象都带有澎湃的热情和能量，“抒情自我”在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鲜明体现的则是《女神》中的“天狗自我”了，这样一个鲜明而巨大的自我形象：“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了，我便是我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郭沫若所塑造的这个自我，是无所不能的，显示出一种属于诗人的胆识和气魄，他借助尼采式的表现自我至极的夸张和超人自我，表现出狂放恣肆的叛逆精神，奏出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交响乐中个性自由的最高潮，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破坏，大创造的的时代精神。
1917-1921年郭沫若的文学思想
1917-1921年郭沫若的文学思想
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他的文学思想在1917年至1921年期间发展。
他主张新文学的创立，追求新颖的表现手法和主题，反对传统的文学形式和陈腐的主题。
他还主张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社会现实，关注现代人的思想和感受。
他的作品和思想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主张新文学的创立，认为传统文学已经过时，应该用新颖的表现手法和主题来替代。
他反对传统文学形式中的陈腐和虚伪，追求真实和新鲜的主题。
其次,他主张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社会现实。
他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现代人的思想和感受。
他的作品通常描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展示了他们的苦难和渴望。
最后,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强调人物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文学应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们的思想和感受。
他的作品通常深入探讨人物的思想和情感。
总之，郭沫若的文学思想是新文学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思想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郭沫若的传记文学观
从 一 九 二 八 年起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止 共 写 一 百三 十 余万 言
于雄 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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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及其“生命底文学”
中国新诗的形态和发展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
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就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误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重塑，它既是中国新诗的生地，也可能是中国新诗的死地。
正是在这一复杂的文化困境中，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成为影响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鉴于此，探究作为中国新诗奠基之作的《女神》在文化选择上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深层原因，或许会给我们的新诗研究带来一些饶有意义的启示。
一谈郭沫若的诗歌必须从五四时期新诗所处的文化氛围谈起。
简约地讲，这一文化氛围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应对西方的冲击。
在抉择路径的区分中，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思潮，如全盘西化和文化守成之类。
尽管对于中国新诗来讲，它的至深的生长动力恐怕并不在于其文化资源的纯净。
然而，由于中国新诗在其发生期正处于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焦虑使得人们对它的文化身份异常的敏感。
《女神》出版后，闻一多、梁实秋、朱自清等都曾指出《女神》主要受的是西方的影响，闻一多更是明确表示了对郭沫若诗歌的“欧化”倾向的不满。
闻一多在1923年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以《女神》为批评个案，对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身份问题提出了至今仍深有影响的论述。
针对新诗的欧化倾向，他指出：“我总以为新诗迳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的产生的宁馨儿。
”在对东方文化的“恬静底美”的赞美中，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女神》过于“醉心”于“西方文化”，“《女神》的作者对于中国，只看到他的坏处，看不到他的好处。
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
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
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
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