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20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

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

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

\xa0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xa01923年，与张君劢以人生观的演讲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几乎同时，顾颉刚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在该文中，顾颉刚大略地提出了关于古史的看法，其要义是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

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此前已开始酝酿，但其明确的表述，则开始于此文。

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不仅仅限于提供某种历史演化的论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一开始便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顾颉刚曾自述，“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其理想则是以“ 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

（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正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顾颉刚对传统古史观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的持久讨论，而顾颉刚本人则成为古史辨中的风云人物。

\xa0\xa0古史辨的主流是疑古，顾颉刚对古史系统的重新解释，以质疑原有系统为逻辑前提。

他由辨伪书入手，进而萌发了“推翻伪史的壮志”。

（注：《古史辨·自序》。

）在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有关古史的观念之后，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

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

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除了起首数篇）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

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

由此，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

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60页。

）质言之，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

从逻辑上说，后起时代的人，似乎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的可靠性便是值得怀疑的。

\xa0 \xa0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有其多重理论来源。

从历史上看，刘知几、郑樵、崔述、章学诚、姚际恒等史学家对顾颉刚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顾颉刚后来曾回忆，在读了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逐渐意识到研究历史应当走“批评的路子”。

同样，郑樵的《通志》也使他看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在顾颉刚看来，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敢于批评前人，和清朝人的全盘接受前人的做法不同。

（注：《古史辨》第1册第11页。

）”姚际恒与崔述是顾颉刚所推崇的另外二位思想家。

姚际恒系清初思想家，著有《九经通论》等著作，在经学研究中以勇于怀疑著称。

其《九经通论》共170余卷，分《存真》、《别伪》两类，涉及了不少儒家经典的真伪之辨。

姚际恒的著作大多已佚失，顾颉刚特花费了大量时间，重新发现了其中的四部。

由注重姚际恒的辨伪，顾颉刚又进而倾心于崔述的考信，所谓考信，也就是考而后信。

对姚际恒与崔述辨伪考信的回顾，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顾颉刚对古史的重新省察：“从姚际恒牵引到崔东壁，我们怀疑古史和古书中的问题又多起来了。

”（注：《古史辨》第1册第9页。

）可以看到，从刘知几到崔述的批判精神与辨伪，构成了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传统来源。

\xa0\xa0然而，经传的辨伪与古史的存疑毕竟有所不同：后者涉及更广义上的观念转换。

事实上，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亦并非仅仅是历史上辨伪传统的简单延续，它更有其近代的思想背景。

从学术思想看，章太炎和康有为是对顾颉刚产生重要影响的二位近代思想家。

章太炎上承王阳明、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并把孔子看作是历史上的哲人和学者，从而冲击了经学独尊的观念。

顾颉刚在大学学习期间，常常去听章太炎的讲座，章氏的观点对顾颉刚走出经学之域、以新的眼光审视历史无疑具有触动作用。

与章太炎在经学上互为水火的康有为，给顾颉刚的是另一种影响。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指出：上古事茫昧无稽，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

顾颉刚读后，对“长素先生这般敏锐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注：《古史辨》第1册第26页。

）。

康有为的这种存疑态度及《新学伪经考》中的疑古精神，对顾颉刚怀疑古史同样具有激发的作用。

\xa0\xa0章太炎、康有为虽然尚未完全摆脱经学的门户，但其学术思想所体现的却是一种近代的观念。

无论是章太炎的等观经史，抑或康有为的辨伪存疑，都蕴含着对传统价值观的偏离。

在陈独秀、胡适那里，这种偏离进而引向了对传统价值系统更为激烈的冲击，后者在顾颉刚的思想中也有所折射。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便已留意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它所代表的新思潮，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提供了更直接的推动力量。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谈到了这一点：“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到这时，大家都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确意识。

”《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而科学的精神又常常被理解为不盲目信从传统的观念，对古史的存疑态度，可以看作是这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xa0\xa0科学观念所蕴含的怀疑精神，在胡适那里同样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

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史，以《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撇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讲起。

这一历史序列，实际上悬置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它对顾颉刚质疑传统的古史系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

顾颉刚后来在《古史辨·自序》中自述，“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除了对古史的具体论述外，胡适还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存疑的原则，主张“以怀疑的态度研究一切”。

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怀疑的态度要求对一切以往的观念、信仰、学说等等重新作批判的审察，它从更普遍的层面引导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

\xa0\xa0如果说，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还带有某种学术异端的意味，那么，近代思想家，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的工作则更多地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

事实上，陈独秀、胡适当时都是科学的推崇者，《新青年》的二大旗帜之一，便是科学；而胡适的存疑原则，也首先归属于所谓科学方法。

同样，在顾颉刚那里，对古史的存疑，也与科学的理性相。

顾颉刚曾对治学原则作了这样的规定：“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

”（注：《古史辨》第32页。

）而从疑古的角度看，科学的成法又体现为一种理性的精神：\xa0\xa0\xa0\xa0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注：《古史辨》第78页。

）\xa0 我心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高兴的。

（注：《古史辨》第81页。

）\xa0理性与宗教分野的背后，是科学与信仰的对峙；理性摆脱宗教的约束，意味着科学对信仰的超越。

在此，科学的立场与理性的态度融合为一，它既构成了对古史存疑与自由批评的前提，又为这种存疑与批评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

在顾颉刚的古史辨中，确实可以看到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

\xa0\xa0存疑当然并不是疑古史观的全部内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对古史的存疑，本身需要经过论证，后者则涉及具体的治史方法。

与胡适相近，顾颉刚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甚为推重。

他曾作《清代著述考》，对清代学者的著述版本等作了考证和辑录。

顾颉刚后来自述：“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

我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注：《古史辨》第29页。

）从顾颉刚对古史的考辨中，我们不难看到清代学者无证不信、严于求是的治学原则对他的影响。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所以为顾颉刚所注重，首先在于这种方法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也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顾颉刚在肯定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同时，又批评清代学者往往“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亦即未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打破传统的信仰。

\xa0 \xa0对顾颉刚来说，清代学者治学方法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主要便是一种实证的观念。

顾颉刚早年曾对宇宙人生的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希望通过哲学的研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惑；其大学时主修的专业，便是哲学。

但后来逐渐意识到，用尽人类的理智，固然可以知道许多事物的真相，但所知道的也只是很浅近的一点，而非全宇宙。

形而上的玄想（所谓“与造物者游”），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去研究具体的对象。

（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32-34页。

）这里已表现出注重实证研究、疏离形上思辨的趋向。

顾颉刚后来自称“也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此所谓洗礼，首先体现于科学方法的层面。

顾颉刚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更多地与归纳相联系，在他看来，“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

）；实证的研究无非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归纳以获得某种假设，然后以新的经验材料（证据）去修正完善这种假设，使之逐渐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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