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_1
关于历史学之用的一点儿思考!

关于历史学之用的一点儿思考!对于历史,以往有一种误解,即认为发生在过去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称为历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有那些对现在产生影响的事件才可以称得上历史。
人们为了能够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现在,以及能够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都需要对自己的过去进行研究和诠释。
而历史学就是在当下的文化结构中对过去进行解释的一门学科,它依据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日常生活、习惯和制度乃至心理方面留下的史料进行考证和解释,还原或再现人类过去的一切行动、一切思想以及成就,寻找历史进程的规律,以指导人类未来的行动。
从这一简单定义中,我们已经肯定了历史学是有用的,而之所以会产生“史学无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很难产生直接的效益,投入巨大而收效慢,所以才会否认它于世有补、与实有用。
就当下而论,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主要还是强调它的社会功能作用,其价值是无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
(一)历史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的观点来看,动物没有意识、类意识及自我意识,它的生存与活动完全是在遗传的生物机制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知识与经验的代代相传,因而它只能是孤立的单个存在物。
与此相反,人类是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并将所经历的一些活动用文字加以记录和总结,从而使人类的历史知识与经验得以不断积累。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曾讲道:“举凡表识人性与兽性有别,文明与单纯物性相异的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人有记性,保存着而且记录着他的经验。
” 同时,历史学家通过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给后世以智慧和思想启迪,有利于后世明是非、度得失,择善而从,而这就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所说:“历史学的用处和价值,一方面是开拓人的知识和视野,丰富人的心灵,另一方面又是社会进步和政治改革之必需。
”(二)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活动的研究,使人们能较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借鉴历史经验,从而提高自己改造社会的自觉性和实践的能力。
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

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二十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求真与致用”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讨论。
在此之前,传统史学还从未将“求真”与“致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故而史学史的专家们把这一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之一,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这场讨论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较多的强调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忽视了它的“实然”一面。
其实,学理上的“应然”总强不过事理上的“实然”。
所以,历史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一些特殊现象,仍需我们充分注意。
有关史学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笔者不再累赘,本文着重就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些特殊性做点分析,[1]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致用优先,还是求真第一学问研究,是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这在自然科学那里,原不是个问题。
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求真与致用总能保持一种天然的一致性。
所谓天然的一致性,是指求真与致用的不冲突、不背离。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唯有真命题、真知识,才能产生真效用;反之,为了达到真效用,需要研究真命题、追求真知识。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也有被人错用或误用,如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首先被用于战争杀戮,而不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错用误用,仍是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前提;没有命题和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
所以,在自然科学界,既可以说求真第一,也可以说致用优先,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历史领域的情况有些复杂。
从学理上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求真,这是没有人会表示反对的,不管是史学史上的那家那派,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运用,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求真与致用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而此时,史学家们的态度就大相径庭了,而且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把求真视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因为有碍“致用”而放弃求真,这是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和做法)。
历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历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第一篇:历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历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新课程改革已进行了十几年,但什么是课改课,什么是传统课仍然在争论不休。
我认为一节好的课改课要具备两个特点:既要反映学科特点,又要体现新课程理念。
就历史课而言,新课改既要有历史学科的特点,又要反映新课程理念,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模式)。
一、历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1、史料教学是历史教学的本质特点。
因为史料教学反映了历史学科的特点。
(1)历史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存在形式的过去性。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它不能重演,也无法实验,无法还原,人们只能通过文字、实物、图片、电影等直观教具,将抽象的东西形象化,概括的东西具体化,用语言的记述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生活的画面,让学生间接认识或感知历史。
正是由于这样,历史对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有很大的创造空间。
历史无法还原,而历史教学又要尽可能去还原历史,这就必须借助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史料。
(2)中考历史的需要。
(3)培养学生史证意识的需要。
史证意识就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有多少论据说多少话,没有论据不说话,一切结论要来源于史料。
史料教学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对史料要进行甄别。
历史教学讲究的是求真,真实的史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虚假的史料,只能将学生引入歧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求真意识。
二是史料的选择。
形式要多样,内容要剪短,文字要浅显,要根据不同学生选择不同的史料。
三是史料的使用。
要形成证据链,因为孤证不立,也就是要尽可能选择一组史料来说明一个问题。
要先有史料,引到学生分析史料,得出结论,形成认识,感悟历史,而不能先给出观点,然后拿史料去证明观点。
四是虚拟试料。
要符合当时、当地、当人的历史情境。
2、历史教学必须注重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认知结构的多样性是历史学的又一特点。
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认知途径灵活多变,不应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事件,而应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认识和思考。
巧用历史学科优势

巧用历史学科优势历史学科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记录与研究,它具有丰富的优势,可以被巧妙地运用于各个领域。
首先,历史学科具有丰富的史料资源与研究方法论。
历史学家通过广泛搜集、整理和鉴别各类历史资料来还原过去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情况。
历史学科借助丰富的史料资源,可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脉络。
同时,历史学家还建立了一系列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如分期分类法、综合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可以规范历史研究的过程,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其次,历史学科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
历史学科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化等的了解和研究,可以使人们对自己所属的社会和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历史学科培养了人们跨越时空的思维能力和历史意识,使人们能够从宏观角度去分析问题,更好地认识和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
第三,历史学科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经验教训和参考。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记录了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成功和失败,是决策者制定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找出过去类似情况下的经验教训,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第四,历史学科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历史学科作为人类文明的守望者和传承者,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能够使人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有更深层次的认同和关注。
历史学科的研究使人们对历史文化有更好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宝库,并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共同发展。
最后,历史学科有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价值观。
历史学科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研究者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判断的能力。
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人们可以培养辨析事物、评价价值的能力,形成健康的人文素质和个人价值观。
总之,历史学科具有丰富的史料资源与研究方法论,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为决策者提供经验教训和参考,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价值观。
历史知识的特点

历史知识的特点
历史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1.多样性和广泛性:历史知识涵盖了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涉及各个国家、文化、时代和事件。
历史是复杂多样的,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2.不断演进:历史知识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会不断发展和演进。
新的历史事件和解释也会不断出现。
3.解释性和理论性:历史知识不仅是描述过去事件的记录,还包括了对事件的解释和理论。
历史学家尝试解释事件的原因、影响和意义,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
4.多元性:历史知识可以有多种观点和解释。
不同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可能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5.学科交叉性:历史知识与其他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
历史知识通常需要综合不同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研究。
6.依赖于史料和证据:历史知识的建立依赖于史料和证据的收集和分析。
历史学家需要仔细研究史料,以建立准确的历史叙事。
7.有争议性:一些历史事件和解释是有争议的,不同学者和观点可能存在分歧,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8.文化和社会意义:历史知识有助于理解文化和社会的演变,对于塑造当代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影响。
历史知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背景。
总的来说,历史知识是复杂而多样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同时也提供了对当代问题和挑战的有益见解。
历史
知识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多维性和不断发展。
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地位

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地位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之一,是历史知识的教学,就是常说的要向学生传授历史的基本知识。
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知识是教学内容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因素。
……没有历史知识,历史作为研究人类往事的一门科学,就不能实现其职能。
”①然而,对这一任务的认识和理解,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本拟从历史教育学的角度,谈谈中学历史知识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在教学中的地位问题。
一、中学历史知识的性质及特点什么是历史知识?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时难免被忽略或误解。
比如,常有人以为历史知识就是指历史本身所发生的事,从而把历史原本与历史知识混为一谈。
从认识论的角度上去考察,历史原本与历史知识的关系,是客观实在与主观认识的关系。
所谓历史知识,实际上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
正是历史认识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的性质与特点。
因此,人们在论述历史知识时,实际上是在论述对历史的认识;历史教师传授历史知识,实际上是在传授对历史的认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实际上是在学习对历史的认识。
首先,我们看看“历史”这一概念。
无论在中还是在西中,“历史”这一概念至少含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二是指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了解及认识。
平时我们在用“历史”这个词时,常常是从比较泛指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把“历史”的这两种含义混用,比如大学的“历史系”,并不是指“过去”的系,而是指对过去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的系。
“历史”这一概念的两种含义,后一种是更为主要的,这是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只有被人们了解和认识才有意义。
马克思认为:“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
”②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在人的意识上的反映,是对过去的主观认识。
我们再看看什么是知识。
对“知识”的定义,比对“历史”的定义要更为单一。
初中历史教学的特殊性和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的特殊性和方法作为一门深厚的学科,历史教学在初中阶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方法。
历史不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门人文科学,它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人类思想的演变。
本文将探讨初中历史教学的特殊性和对应的教学方法。
一.初中历史教学的特殊性1.历史教学的内容广泛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世界,历史教学的内容非常广泛。
历史知识的庞杂性,让初中教育者在教学时更加注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有效传达,并且通过历史教学,让学生形成全球化的思维。
2.历史教学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人类活动和思想的连续过程,几乎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都牵涉到不同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不同德性之间存在的冲突,是领域之间的交叉所致。
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育者需要带领学生逐步深入理解历史事件,并从不同角度综合和分析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产生的原因。
3.历史教学的普适性历史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适性。
通过历史教学,初中生能够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学习到普适的道理和教训,而这些道理和教训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当前的社会。
二.初中历史教学的方法1.讲述历史故事讲述历史故事是历史教学的一个主要方法,通过生动的语言、图像和故事的情节,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和理解历史知识。
历史教育者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对象的不同,选择适合的历史故事来引导学生进入历史的世界,从而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2.建立历史时空概念历史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历史教学需要引导学生建立基于时空概念的历史观。
教育者通过讲述历史背景,解释历史事件的时间发生和地理位置,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情景和环境。
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和相互联系,建立历史时空概念。
3.多角度的历史分析历史事件往往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历史教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事件,例如对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等进行多角度的历史分析。
简述历史知识的特点

简述历史知识的特点
历史知识的特点包括:
1. 客观性:历史知识需要基于事实和证据,而不是主观偏见或个人意见。
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分析和解释历史事件和过程,以了解和还原过去的真相。
2. 可变性:历史知识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随着新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方法的出现,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理解也会变化。
历史知识是动态的,需要不断修正和更新。
3. 综合性:历史知识是多学科交叉的。
为了全面了解历史事件,需要结合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
4. 不确定性:由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存在局限性和缺失,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详细细节。
历史学家常常需要根据片断的证据和推理来进行研究。
5. 对比性:历史知识的研究和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并从中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启示。
6. 启发性: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指导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和决策。
总之,历史知识是以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的、
可变的和启发性的。
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我们自己的文化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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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料推荐------------------------------------------------------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特殊性二十世纪的上半期,中国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求真与致用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讨论。
在此之前,传统史学还从未将求真与致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故而史学史的专家们把这一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之一,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这场讨论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那就是较多的强调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忽视了它的实然一面。
其实,学理上的应然总强不过事理上的实然。
所以,历史知识在实际运用中一些特殊现象,仍需我们充分注意。
有关史学在致用上的应然一面,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笔者不再累赘,本文着重就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些特殊性做点分析,[1]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致用优先,还是求真第一学问研究,是求真第一,还是致用优先,这在自然科学那里,原不是个问题。
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求真与致用总能保持一种天然的一致性。
所谓天然的一致性,是指求真与致用的不冲突、不背离。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唯有真命题、真知识,才能产生1/ 20真效用;反之,为了达到真效用,需要研究真命题、追求真知识。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也有被人错用或误用,如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首先被用于战争杀戮,而不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错用误用,仍是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前提;没有命题和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
所以,在自然科学界,既可以说求真第一,也可以说致用优先,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还能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历史领域的情况有些复杂。
从学理上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求真,这是没有人会表示反对的,不管是史学史上的那家那派,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运用,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问题,求真与致用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而此时,史学家们的态度就大相径庭了,而且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把求真视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因为有碍致用而放弃求真,这是史学家顾颉刚的看法(和做法)。
顾先生因论证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全系后人代代垒造而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而被人以非圣无法为由提起弹劾,甚至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一体的要求解散了,有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最新资料推荐------------------------------------------------------ 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
[2]顾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象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3]他又说,我们应当用正确方法来谋民族团结,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
倘使藉欺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 [4] 另一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持这样的看法。
与顾先生有相似遭遇,吕先生因《白话本国史》中对岳飞、秦桧的评说,被指为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而惹上了司法诉讼,且因此而经常遭人诋毁。
但他始终认为: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5] 他又说: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
[6]史学研究当以求真为首要,我们不能因为有碍于用而禁遏考3/ 20证,更不能因为有用而默认历史的偏见。
不过,史学家陈垣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
陈先生曾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
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其中矣。
六经无真字,直即真字也。
[7] 他还认为: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
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
[8]也就是说,因求真而不获致用,或者反而有害于致用,历史学者就不该固执地一味求真,此时不载不失为真也。
对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回避真相,陈寅恪先生是不赞成的。
1936年,陈先生在晋南北朝史课堂上谈到中学历史教学涉及民族问题是否当有所回避时说: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
余以为这是不必要的。
---------------------------------------------------------------最新资料推荐------------------------------------------------------ 为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
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
古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
[9] 以上所引,并非是当年顾、吕及两位陈先生间互相驳难的辩论。
然而将这四位史学名家的看法稍加排列,就显示了问题的奇怪和独特。
史学大家的这些言论,在自然科学家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什么不能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什么学问研究的求真不必过泥,学问的求真无避讳之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陈先生此处所说的避讳不是指历史上的避讳。
汪荣祖先生所说:避讳只是中国特有的史笔,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不过为读史者制造麻烦而已,并不是真正掩盖或消灭史实。
故而今人仍可借助避讳学来解套。
[10]此说固然也。
然陈先生所说的无避讳之必要,实在就是指掩盖真相或回避史实,而不是什么另设暗语,待人解码。
不管怎样,为不妨害致用而放弃求真,这对于自然科学家来5/ 20说,简直如同海外奇谈,而历史学者则是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也,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11]。
[12]因为,无论多么高深的学问理论,总强不过社会的现实。
如果求真的结果,反而会妨碍我们的致用(暂且不论何谓真正意义上的致用),那么,不必过泥于真,也是合乎事理的选择。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学中,与其说求真与致用无天然的一致性,倒毋宁说求真与致用的背离、冲突是它的常态。
我们常常要标榜历史学的科学性,但上述事例却表现出一个与科学品质格格不入的特征。
让历史学者颇为矛盾、也颇感苦恼的是:如果你的真历史,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时(暂且不论何谓良好的社会效果),你是坚持历史之真?还是放弃历史之真呢?这实在是个两难的问题。
通常的做法只能是:为了不妨碍致用,历史学者主动地回避、掩饰历史之真。
换言之,凡遇到求真与致用发生冲突,学理上的求真第一不得不向事理上的致用优先做出让步。
二,不论真假,都能致用不论真假,都能发挥它的效用性,这也是历史知识在致用上的一个特殊性,尽管听起来也是匪夷所思。
一种错的、假的知识成果,居然也能达到致用的目的,这---------------------------------------------------------------最新资料推荐------------------------------------------------------ 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也是不可思议。
虽然历史上曾有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物理学的排斥,有前苏联对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的生物遗产学的吹捧。
但希特勒心里还是明白,造U-2 飞弹仍离不开犹太人的物理学;斯大林虽然极力支持李森科,但他也知道靠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的生物遗产学是不能让俄罗斯人填饱肚子的。
古往今来,似乎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会愚蠢到要利用虚假的科学成果来为他的统治服务,虽然偶尔也会有这种愚蠢事情发生。
然而,社会历史领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
在这个领域里,能致用的,不一定是真知识、真命题;而真知识、真命题,则往往不一定能致用。
求真与致用缺乏天然的一致性,表现为知识的致用性未必总是以知识的真实性为前提。
以历史的假命题、假知识来达到一种致用上的有效性,常常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借古讽今,错误类比,以求得某种致用的效果。
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写了许多因借古说今而损害史事真相的文章,却对当时的人民革命却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13]也有的干脆歪曲史实,用来激发、宣扬爱国、爱民族的热情。
7/ 20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界有一个普鲁士学派,其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等为了唤起他们同胞努力奋斗,不惜歪曲历史真相,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 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14]还有一种史实基础全错,而概括引出的历史结论却有现实意义。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书中,批评徐复观先生的《周礼》考证,在整个事实层面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徐文的结论仍富有启发性,有学术价值。
文中还讲到波普尔对柏拉图的理解及其论述,也与此相类似。
[15]与之相似的还有马基雅维里的《李维》一书,马氏对李维作品的理解、评议和叙述,都有不可靠的、可商榷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他通过对李维的阅读来总结历史经验,进而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开出他自己认为是有效的药方,且其中也确有其真知灼见。
[16]这几个事例虽属典型,却有相当的普遍性。
后来的史学史研究,在批评当年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借古说今而损害史事真相的同时,仍然肯定其的社会积极意义。
英国史学家古奇也曾肯定了普鲁士学派对德意志民族的贡献,并说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
[17]这或许可以表明:历史事实认知的错误似乎并不总是妨碍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最新资料推荐------------------------------------------------------ 获得真知灼见[18]。
换言之,即使考证的史实并不真,也不影响其研究结论在致用上的有效性。
[19] 人们常常把掩盖真相、伪造史实的责任怪罪于政治的干扰,这当然也是事实。
[20]不过,政治只是表明的原因,上述提及的民国年间因学术问题而引起的两宗诉讼案,都不曾直接触犯政治禁忌,但因其与社会流俗大悖,仍足以引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