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 - 自助建站系统-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第十三章财富分配、企业控制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德姆塞兹教授提请人们注意一个被广泛忽略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财富及其分配在企业的有效控制方面的功能。

通过考察发达市场经济体系，德姆塞兹发现，财富分配不均可能有助于由少数股东对大型企业实施有效控制。

由于企业的有效控制是有效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财富分配应当作为生产投入放入生产函数内。

更特别的是，一定的、合理的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对大型企业的有效控制对发展现代工业十分有用。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相对较为平均的财富分配（私人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化）反而弱化了对大型企业的控制，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在生产过程中获得财富的激励效应一直以来被产权学派的经济学家所强调，现在同样被其他经济学家广泛认同。

“激励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有效控制与高收益之间的、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匹配。

获得财富的激励可对企业的有效控制产生正面作用，并间接推倒经济发展（可称之为“财富控制原则”。

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新颖的，值得详细讨论。

拥有财富（或者说不平等）是对企业实行有效控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在国民间任意形式的不平等很难说会对企业的有效控制产生积极影响。

财富、再加上财富拥有者的管理能力，共同构成有效控制的充分条件。

可惜的是，财富与管理能力往往不为同一个人所有。

对大型企业的控制与管理能力是否可以通过培训获得需要实践检验。

此外，即使通过培训可以有效获得管理能力，但这种通过培训获得的管理能力是否与个人财富相关？这还是个有待检验的问题。

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

不均等的财富并不能象资源投入一样本身能够产生对大型企业的有效控制并由此产生收益。

不均等的程度不能看作是投入，而应当看成对产出施加的一种约束。

限制财富不均等，可能会使一些高产出的生产方式消失。

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财富对企业控制的影响与获得财富的激励效应不同和可以分开。

换一种说法，“财富控制原则”是否“激励原则”的必要条件？“财富控制原则”没有遵循是否必然导致“激励原则”失效？如果主要股东远离对大型企业的有效控制，有效控制与高回报之间的生产性匹配是否能实现？假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容忍“不平等”存在的政策便成为“激励原则”得到完整实施的前提条件。

如果相反，则这种政策会带来一些“激励原则”无法做到的东西。

本文中我将说明，对发达国家而言，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多半是肯定的，而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多半是否定的。

原因是在这两种体系中制度和财富形式是不同的。

德姆塞兹教授已经有力地说明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验研究的结果并没有表明在大型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显著的分离。

在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早期的工业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的管理者努力推动国有企业中国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这是贝勒-米因斯的分离理论在中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的复活。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中国走向更有效的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系的有利一步。

其中包括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国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在监管国有企业的错误管理时是无效率，但却经常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分离理论为减少国有股东的莫名其妙的干预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次，同时又存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控制权转移给管理人员，并因此对管理有效的管理者奖励；包括利润合同、奖金、各种福利如住房、未来的生意机会，甚至乎来自私人部门的贿赂。

因而，通过确定产权、实行合同制，在没有西方模式的所有权结构的情况下，“激励原则”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对于中国的一个典型国有企业来讲，国家或公民作为主要股东，他们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是隔离的。

这种隔离并没有与“激励原则”发生冲突。

国家作为所有者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数量的利润，同时它实际上也没有实行有效监督来保证这个合理利润。

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企业并以除所有权之外的各种方式获得回报。

虽然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在显性的或隐形的亏损，多数管理人员或主管人员却能够为自己或朋友年复一年地获得令人羡慕的现金、消费和其他各种利益。

这些现金或消费是所谓“小金库”。

这些“小金库”乃来源于管理人员或主管人员的控制权。

一部分这种财富积累可能被认为是对国有资产的隐形偷窃，应受惩罚。

但实际上，这种“偷窃”完全与“激励原则”相一致。

在中国，不管是“偷窃”、努力工作还是通过才智，这类“小金库”的获得都与“激励原则”一致。

毕竟，只有“能干”的才能努力在国有企业中生存下来，他们也必要获得相应的补偿。

主管或经理的能力包括处理变化极快的现实规律和人际关系的技巧和知识。

例如，生存下来的企业可能并非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却肯定能够从国有银行获得最大化的低息贷款。

总之，控制权的实际所有权导致了“小金库”的膨胀。

“小金库”的分配是极不公平的。

然而，“小金库”不象个人财产可以方便地流动形成所有权的集中以达到控制其他大型企业的目的。

所以，这种形式的财富不平等分配无助于实现对大型企业的有效控制。

所以在中国，“激励原则”已经在实践中而“财富控制原则”却没有。

一旦国家作为主要所有者被隔离于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之外时，管理人员的有效控制与通过小金库形式获得的高回报之间的“生产性匹配”就成为可能。

自然，“小金库”没有纯粹私人财产那样的控制功能。

因此，至少在转型经济中的中国，财富、财富分配，以及与财富相关的各种责任和义务对企业的控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与获得财富的激励效应又完全无关。

假如美国公司的主要股东被隔离于对公司的有效控制，管理人员有可能象中国的同行一样控制公司并从中获取高额回报吗？肯定的回答意味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即存在管理人员利用主要股东可能（“偷窃”或机会主义行为）。

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无法消除这种可能，但它们发生的概率要远小于由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转型经济。

一般地说，被剥夺了控制权的大股东是不会轻易地容忍“偷窃”的。

另一方面，大股东主动和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所得到的回报如果被约束住的话，这种约束就与“激励原则”相违背。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况，根据“激励原则”，国家（或者包括全中国人民的分散所有者）不可能有效监督或控制国有企业，因而也就不应当获得相应的回报。

所以，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财富控制原则”遭致的破坏比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可能导致对“激励原则”的破坏。

这种差异乃由与两种不同经济体系相关的对下列因素的保护或滥用的不同态度引起：包括私有财产权、私人财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法律权利等。

德姆塞兹认为财富和财富分配对企业控制所产生的影响对转型经济比对发达市场经济更重要（我认为应当加上与财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国家所有制可以实现“激励原则”、有利于较有能力的人，但却不能保护能力较弱的普通老百姓，或者说国有产权的分散所有者。

在此状况下，实际上是“有能力的人”在剥削国家或能力差的人。

相比之下，私人产权制度则在实现“激励原则”的同时保护“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财富所有者的私人财产及与之相连的权利。

能人可能收入很高但不是能够那么方便地“剥削”能力较弱的人的财产。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严重依赖于管理人员。

而管理岗位的竞争是不公开的，并且没有稳定的规则。

所有者，实际上是各级政府，通常选不到最好的管理人员。

面对将来会被解雇的困境，素质高的管理人员现在已经开始选择董事会和所有者了(拥有国有资产的各级政府和其他国有企业)。

最近的一项改革强化了对企业管理权利的争夺，那就是新型的包括私人股东、大量国有企业法人股东在内的混合股份公司的形成。

虽然各个国有企业法人只拥有少量股权，但他们加起来往往占有新公司50%以上的股权。

在此情况下新型公司即使在所有制上是国有控股，而其所有权结构却是分散的。

与东欧的平均私有化的企业不同，中国的这类国有企业被其中的核心管理层通过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所紧密控制。

这种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动机好好地履行他们的管理责任，也有很强的动机“偷窃”。

区分这两种行为有时很困难。

显然，在当前，这类公司为这些管理者提供了良好的积累个人财富、发展个人事业的机会。

容易理解，他们也不会玩忽职守以至损害他们的光明未来。

在另一方面，这类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离的，并可能产生非生产性后果。

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将管理者的企业家能力转化为对公司资产的分享。

此一方法一旦成事，目前的中国企业体系可能提供一种依据企业家能力积累财富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并在未来有助于对企业的有效控制。

这种不经过规范化的私有化过程而实现增长、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对管理职位的不公平竞争、企业控制权不确定造成的成本，而最严重的可能是对这些有活力的国有企业实行自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

在某一个具体时点，国有资产的总量是固定的。

如果没有新的投资，由主管人员和经理人员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是有限的。

而国有企业比私人部门或集体企业更有机会获得银行的贷款。

这些新贷款为国有企业的主管和经理创造长久的获得国有资产的机会。

假使中国的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货币供应的话，对国有资产的“竞争性流失”只会降低国有企业的利润。

然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控制贷款总量。

因为，（1）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支付给国企的大量补贴；（2）提供给国营的农产品流通部门和其他国家支持项目的大量政策性低息贷款；（3）来自地方政府和它们的企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压力。

结果是通货膨胀。

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威胁国有部门，更威胁近几年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非国有部门。

为了处理通货膨胀，中央必须面对那些有效掌控国有企业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僚集团。

在这种战役中，没有私有化，中央成功的机会很小。

除了对财富和企业的一般分析外，德姆塞兹特别提出，某些西方市场制度有助于分散的所有者强化控制权（或有效监督），例如旨在保护少数股东的健全的证券法规、具有赎回选择权的开放式基金。

赎回选择权指当投资者不满意基金表现而不再愿意持有时可以要求开放式基金赎回。

投资者退出的选择对基金管理人施加了业绩压力，是监管基金经理的一种途经。

而对混合股份公司来说，由于股东不能够退出，这种监督途经并不存在。

虽然股东可以把股票卖给其他投资者，但这种交易不能对已经投资于混合公司的资产数量和效用产生直接影响。

德姆塞兹的这个政策建议似乎与他关于财富分配对企业控制的影响的一般分析相矛盾。

一般而言，德姆塞兹强调不平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的正面功能。

但假如开放式基金和其他制度确实可以克服分散股东的控制问题的话，财富的平等分配不会阻碍经济发展。

财富均等的分散所有者能够控制开放式基金，后者将有效控制大型企业。

从这些大型企业获得的利润使分散的所有者财富增加并平均分配。

为了不至误解德姆塞兹的思想，有必要审视一下这些“表面”矛盾。

股东可以赎回开放式基金的要求不仅约束了基金经理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也限制了他们紧密监督他们所投资企业的能力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