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行业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
外国：
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共和国时期，就产生了律师的雏形——辩护士或保护人。

根据雅典的法律规定，只有雅典的男性公民享有起诉权，而妇女，奴隶以及异邦人没有起诉权。

异邦人的诉讼，只有通过其“保护人”才能提起和进行。

在案件的审理中，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并且允许当事人委托他人进行辩论。

这是的辩护士或保护人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但由于雅典法律制度的滥觞地位，无疑对罗马律师制度的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演变的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和规定。

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学习、研究法律的法学家阶层，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时常就如何执法等问题向司法、行政官员提供意见。

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有些被统治者认可为法律。

在社会上，他们向平民百姓解答法律问题，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

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大教侣”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

同时，还允许委托他人代理诉讼行为，于是，“职业律师”正式出现了。

公元三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的管理，将律师分为从业律师和或候补律师。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新兴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欧洲大陆进入封建社会，这是社会一大进步。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割据和自给自足的农奴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法律关系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意义。

加上纠问式诉讼代替辩论时诉讼后，审理案件实行有罪推定原则，法庭无论对被告或原告，甚至对证人都可以刑讯逼供，并把口供誉为“证据之王”，诉讼当事人毫无诉讼权利，这就是律师制度几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条件。

因此，在封建社会前期的欧洲大陆，律师制度陷入衰落和停滞状态。

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律师制度有所发展。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封建时代的英国的律师制度较为发达些。

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

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代理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

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

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

所谓法律代理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代理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由于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代理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14世纪时，随着法庭辩护权越来越集中于辩护人手中，一套专门培养法庭辩护人才的法律教育制度开始成型，伦敦建立了4大律师会馆。

会馆学员称作“法律学徒”（apprentices of the law），由称作主管委员（benchers）的开业资深律师负责管理和教学。

至少学习7年后，经主管委员批准，学徒才能获得出庭辩护资格，成为出庭律师（barrister）。

不过，普通出庭律师只能代表普通当事人在巡回法庭、各郡季会法庭或城市法庭提起诉讼和出庭辩护，三大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垄断在御用状师（serjeant-at-law）手中。

御用状师是律师界的精英和法官的后备力量，其人数极少，常年保持在十人上下。

他们由国王从执业满10年以上的优秀出庭律师中封授，大约10年左右封授一次，每次约封授6-8人，以补充因死亡或有人晋升为法官造成的空缺。

从16世纪起，英国开始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社会经济出现划时代的变化。

封建制度急剧衰落，资本主义长足发展，许多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涌现。

在社会关系上，该时期正处于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和社会两级分化空前加剧。

这一切都导致诉讼争端大幅度上升，促使律师职业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改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进而使英国形成了二元制律师结构。

1990年，英国律师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这一年，议会颁布了《法院和法律服务法》（The Court and Legal Services Act）。

它规定，①出庭律师可以直接接触某些当事人，可以与当事人直接订立法律服务合同；②合格的事务律师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法院的法官；③允许一切“合格者”在所有法院出庭辩护，而不一定非是出庭律师不可；④允许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之间建立合伙关系（不过，迄今为止，出庭律师公会和事务律师协会都未放松其行业规则，这类合伙实际上仍被禁止）。

《法院和法律服务法》初步打破了两类律师在业务分工上的隔绝状态，但仅此而已，在行为规范、职业培训、资格审查等管理事务上，两类律师仍然分别由各自的行业组织负责。

1999年英国议会又颁布《接近正义法》（Access to Justice Act）, 将改革又推进了一步。

该法案规定，大法官在取得议会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改变那些不恰当地限制出庭辩护权的规则，这就简化了出庭辩护资格的批准程序。

另外，该法案授予出庭律师以完全的庭审前诉讼准备权利，包括会见当事人、证人和核实证据等，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并已经在事务律师协会注册。

从整体上说，最近十几年的改革还是颇受各界欢迎的，尤其是当事人和事务律师，因为改革降低了诉讼费用，打开了两类律师之间相互流动的通道。

到1998年12月，大约有600名事务律师获得了出庭辩护权。

《接近正义法》实施后，流动速度加快，截止2001年6月，获得出庭辩护权的事务律师达到1153名。

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世纪司法专横的诉讼制度进行激烈的抨击，提出罪行相适应、无罪推定等原则，主张当事人有权为自己辩护，有权请律师或其他认为自己辩护。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通过立法机关普遍接受了上述主张，并在立法中确认了这些原则和制度。

律师制度由此达致完善。

中国：
春秋时期，郑国人邓析不仅法律知识渊博，且能言善辩，可以“操两可之辩，设无穷之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曾经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还助人诉讼。

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代理制度，命夫命妇不须亲自到法庭上，其下属或子弟可代理进行诉讼。

到了元代，如诉讼当事人为老弱病残者，也可由其亲属代理进行诉讼。

在中国古代，打官司要先向官吏递状子、陈述案情，但大部份人属于文盲，于是社会上一些文人干起了专门为他人写状子及其他文书的营生，民间便出现了“刀笔先生”。

这些“刀笔先生”写状子，并不一定都熟悉法律知识，只不过是凭着读书识字的优势和“见多识广”的经验来进行，但也有的会给当事人出一些如何打官司的主意。

以上这些，似乎是律师制度的小小萌芽，但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制度。

因为只有较为完备的诉讼代理（辩护）制度与职业法律家相结合，才能产生律师和律师制度。

因而，中国古代虽有某些“代理诉讼”的现象和“助人诉讼”的人员，但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前者未进一步发展成代理制度，后者未形成职业法律家阶层，两者也从未在诉讼领域中结合。

因此，中国最后还是从国外引进了律师制度。

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制定、1910年完成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可以参加诉讼。

但因辛亥革命爆发，没有公布实行。

1911年，南京政府起草了律师法草案，这是第一部有关律师制度的成文法草案。

后因袁世凯夺权而未公布实行。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制定了《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记暂行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立法。

章程公布后，中国律师职业慢慢兴起，至北洋军阀政府末期，律师达到3000人。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于1927年公布了新的《律师章程》，1941年又正式公布了《律师法》。

同年还颁布了《律师法施行细则》、《律师登录规则》、《律师惩戒规则》等。

这些法律代替了北洋政府颁布的律师规则并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律师制度经一部规范化。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历程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则》规定，人民法庭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