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论
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论
陆道夫
内容提要 媒介文本理论是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核心元素之一。菲斯克一方面借鉴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媒介文本视为一个意义开放的空间；另一方面借用了艾柯的“开放式/封闭式”文本观和罗兰·巴特的“作者式/读者式”文本理论，进一步将媒介文本界定为一种“大众的生产者式文本”。菲斯克强调媒介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互文性以及媒介受众在媒介文本解读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对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和“生产者文本”倍加推崇，视其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和电视媒介文本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媒介文本 生产式文本 多义性 互文性
受众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1939-)是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87与John Hartley合著)、《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1987)、《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解读大众》(Reading
the Popular，1989)等8部著作以及数百篇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影视文化的研究论文经常被大量引用，在欧美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菲斯克继承并发展了以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他的媒介文化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即从单向影响研究转变为多元接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研究的范型，开启了媒介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文本理论是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重要构成。对菲斯克来说，媒介文本主要是指以电视文本为代表的大众文本。菲斯克的文本研究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他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受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倾向于解读媒介文本的开放性、多义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例如：为什么有些文本能够成为“被大众选择”的文本，被大众选择而变成大众文化，另一些文本却被大众所抛弃？受众是如何解读媒介文本(如电视文本)的？受众在解读媒介文本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受众在媒介文本解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创造意义、获得快感和确立社会身份的？
一、媒介文本的结构主义模式
菲斯克特别注重媒介文本的研究。符号学方法是其最得心应手的方法。他把符号学视为揭示接受者接受信息认识途径的有效方法。符号学派的研究工作着重在阅读文本，因此更喜欢用“读者”代替“接收者”。读者正是以将他自己的经验、态度和情感、意志带入文本的方式帮助“创造”出文本的意义的。菲斯克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
广义而言，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凡是那些有助于人们能够生产出关于自身、社会和信念的意义的客体都可以被视为文本。媒介文本是指那些带有明显的吸引受众的意图的客体。事实上，媒介文本总是处于持续生产的状态之中。例如，一本书的下一个版本，一部肥皂剧的下一集，等等。如此观之，媒介文本则是由源源不断的材料所组成的，而其所生产的意义也是源源不断的。
意义的生产和产生影响的过程是媒介文本研究的两大中心议题。托尔森(Tolson)对文本的“受众”和理解文本的过程作了深入的阐述：“意义是从意义体系当中衍生而来的。处于特定文化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意义体系。文本自身能够构建这些意义”，与此同时，受众“也能够带着预先具有的知识和期待来介入文本(意义的生产)……现代媒体消费者就是一个能够接触不同类型文本的受众，能够把这些文本相互联系起来，互为参照”。①
结构主义模式则把文本视为生产者(受众界面当中的一种刺激因素)。这一因素旨在获得某种回应，但也可能会有出乎意料的反应。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式文本”(writerly text)和“读者式文本”(readerly text)是这一结构主义模式的创见。读者式文本当中具有一些为读者所熟悉的特征(或规律)，使得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这种文本不具有挑战性。巴特认为，这类文本通常都会具有某种叙事特征(即“阐释符码”)，它压制了读者选择其他意义的能力。这类文本往往都具有类型化的材料，鲜明的成规以及对读者理解文本的种种预设。相比之下，在作者式文本当中，成规和可预测性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它激励读者进行反思，从而作出替代性的阐释。就此说来，读者也成为能够生产意义的作者。在这种模式中，文本成为被读者据为己有的“战利品”。文本的意义就是读者“拿来”的对象。约翰·菲斯克就是这种以受众为中心的模式倡言人和实践者。不妨以下列图表为例加以说明：②
媒体文本关键概念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该图阐明了有关媒体文本的一些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意义生产而言，由于“文本”和“受众”这两个概念之间内在关系十分紧密，因此，我们可以把“受众”作为这一模式图的核心。由上图可以看出，媒介文本包含“叙事”的元素。通俗地说，媒介文本就是讲故事。所谓的“叙述”则包括讲故事的过程以及故事的意义。换而言之，叙事及其意义存在于塑造文本的过程当中，并且对受众产生影响。同时，叙事也存在于受众的脑海中。这是因为受众能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处理文本。人们往往会依据自身的体验构建出各种叙事。这在他们的媒体体验中更是如此：受众依据媒体素材中包含的线索构建出叙事，从中获得快感。一方面，受众完全被卷入故事当中，而把它构建为一种真实，同时，也赋予这种“真实”一定的意义，即相信文本以及我们从中构建出的其他意义都是合乎情理的；另一方面，“区隔”手段的运用又把受众置于文本之外，旨在让受众意识到，所谓的“叙事”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操控性。对受众而言，区隔就是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种距离感。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距离感是相当有用的。例如，在拍摄某些血腥的战争场面时，摄影师把镜头(实际上也是受众的视角)移到一个较为隐蔽的位置上，这样就使得暴力的场面始终处于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实际上，电视和电影制造出最为重要的幻象表现为一个交互性的媒体，而不是一个可以窥探的自我封闭的、具有叙事性真实的空间。因此，叙事和叙述行为是许多媒体文本所具有的核心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媒体的生产。
菲斯克把电视视为是一种大众文化媒介(popular cultural medium)文本。在菲斯克看来，对它的生产和发行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经济要求电视具有广大的受众，而在西方工业化社会，受众则是由许许多多的亚文化(或者亚受众，subaudience)组成的，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体验，因而在理解和欣赏节目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话语(discourse)。电视为了自身的目的就要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使一个节目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电视力图在这些不同受众的共同领域里发挥作用，但同时也要留出余地，使受众在观看节目时能作出不同的解读。
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主要源出于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菲斯克试图揭示某些观点和信仰是如何通过媒介再现被合法化，被“制造成真实的”。菲斯克对研究新闻表述有着特殊的兴趣，因为这种表述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运作。不仅如此，菲斯克还特别注重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和受众对文本意义的演绎，强调权力的自下而上的对抗意义。对菲斯克来说，由于意义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所以意义的生产是一场建构和阐释的抗争。假定意识形态不是稳定的表征，而是上层权力抗争的领域，那么，统治的意识形态就将会持续不断地接受来自下层的挑战，从事意义的建构。而媒介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探究“抗争”的过程，即文本建构者的意义建构与文本意义解读者的抗争和互动。菲斯克一方面强调新闻的推理和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又注重受众对这种权力的抵制和反抗的权力策略。在菲斯克看来，新闻是从事件中制造意义从而建立推理控制的一种尝试，这里有两种控制和抵制在起作用：一种是试图控制事件的意义，而事件是不受约束、不受控制的，它被一系列他择性意义所抵制，这是事件本身对尝试的抵制；另一种抵制是受众的抵制，他们也许会反对新闻的意义，并找出他们自己理解新闻的权利与权力。受众的权力策略是在对新闻文本的解读中表现出来的。面对强大的信息攻势和遭受的信息泛滥之苦，受众对这些取代了人们生活权力的泛滥信息加以抵制的唯一方式就是，“只把这些形象作为能指，即新闻事件的表面来接收，而拒绝它的所指，即隐含于事件中的试图控制事件的意义。”③
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由离散的、有自由思考能力的个人构成的个人主义和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而非自然现象。据此可以推断，媒介对个人行动关注的重点可以被看成是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分析可以揭示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和故事影片如何围绕着这种“常识性的”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进行构建。构建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会试图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掩盖正在运行的权力关系。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给个人定位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对其进行“唤询”(interpellation)或“召唤”(hailing)。媒介文本“召唤”和“呼唤”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把受众的定位和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联系起来。唤询的结果是个人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这样一来，个体认为自己是意识形态的“主体”，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误认了自身。由于错误的认知，个人成为意识形态的积极的行动者(agents)，为那些旨在利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提供力量和支持。意识形态协商着个体与他们实际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不过，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体与意识形态采用的主体立场之间是想象关系。比如说，广告就不断地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意识形态化的定义，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应该或者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广告通过视觉形象让个体看到他们自己，或者是潜在的自我，让他们认为自己是能够做出消费决定的独立个体。个体受到了广告的“召唤”，并被引导进行观看，把广告看成是对自己兴趣和欲望的再现。个体与广告提供的意识形态主体定位之间的辨认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消费个体只是得到了统治阶级在自身利益范围内给予的一个选择。正是通过研究消费资本主义紧密相关的特定利益、信仰和欲望的自然化过程，让人们认识到，广告在推销消费品的同时也在推销着主导意识形态。
菲斯克声称，面对当代如此庞大的电视娱乐工业，意识形态分析似乎无法解释电视文本为什么如此流行。看的人这么多，看的时间这么长，而且还似乎看得津津有味。电视的娱乐作用几乎成为不可替代的项目之一。在菲斯克看来，“某个文本之所以流行，其受众必然能够将该文本应用于他们的社会经验之中，因此，文本意义必须是开放的”。④
菲斯克试图就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最精确的说明。他认为，读者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对话语的体验的基础上，话语有助于他们理解他们的社会体验。话语是思考一个社会群体——包括其意义是由文化组织起来的那些领域，例如政治、宗教、科学等——共同面临的特定主题的方式。文化提供了理解社会体验的方式：话语对于这个过程至关重要。受众的意识受到他在特殊社会状况下可利用之话语的影响。根据菲斯克的看法，大众文化产生于共识程度很高，以至于这种共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领域之中。如果一个
对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探析互文性的电视和主体性的观众的论文-影视论文
对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探析——互文性的电视和主体性的观众的论文
影视论文
摘要：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电视文化理论一方面得益于英国2”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电视研究的深厚学术背景，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大卫•莫雷(david morley)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互文性；主体性
前言
他的研究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菲斯克非常推崇符号学派的研究方法，他对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或受众)、“阅读过程”格外重视。观众如何解读电视文本，观众在解读过程中充当何种角色，观众在解读过程中怎样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这些都是菲斯克电视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
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理论深受斯图尔特•霍尔和大卫•莫雷的影响。作为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大师，霍尔在1973年写就的代表作《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媒介观[1](p《07-《17)。霍尔把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和“解码”阶段。在霍尔看来，“解码”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观众所面对的不是客观世界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过的“文本”，而“文本”又是由“编码”所构成的，因此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如果观众能够解码，能够看懂或“消费”电视产品的“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和“客观”的社会事件，而它们是可以被“制码”成另外一种话语的。于是，通过话语的流通，“生产”变成了“再生产”，“再生产”又变成了“生产”。这个循环周期以“社会的”开始，以“社会的”告终。也就是说，“意义和信息不是简单地被传递，它们总是由他人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在其运行的自身生产条件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2](p11)。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基础上，霍尔又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即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线性过程。为了详细说明编码和解码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霍尔区分出三种假想立场来建构电视话语的解码过程：第一种叫“主导/霸权立场”，这一立场与权力紧密相连；第二种叫“协商的代码或立场”，这似乎是大多数观众所持的解码立场，观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第三种解读的立场被称为“对立码立场”，在这种情境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对电视文本有自己的解读方法。
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阐释-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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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众文化在二十世纪前期就曾被广泛地研究，起初大多数学者由于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悲观态度的影响而批判和否定大众文化，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出现则扭转了这一态势。他积极探寻大众文化中的正面因素，为全面认识大众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通过大众文化施行着他们对于社会体制的反抗。
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阐释；
大众文化早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盛行于欧美，它的迅速发展蔓延之势引来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因其与精英文化相比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缺点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以精英主义的姿态批判大众文化，贬低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并且悲观认为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是适应统治意识形态需要而产生的，大众在大众文化中丧失了主体性，成了没有辨别力和批判力的被动的盲群。
与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不同，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并不是文化工业强加给大众的，而是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工业提供第 2 页 共 5 页 的产品的交界面上生产出来的,并且大众在文化产品面前也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性，只有那些被大众选中了的文化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大众文化的文本，进而创造出大众文化。那么，菲斯克是怎样界定大众的呢？文化工业提供的怎样的文化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大众文本呢？大众对文化产品又是怎样辨识的呢？为何大众会心甘情愿地沉浸于大众文化之中呢？
一、界定大众
菲斯克认为大众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和情境之中可存在于不同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中。也就是说，大众是主动的，可以从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在各层理间频繁流动，这是由大众的实际利益驱动的。因此，虽然大众文化之形成是对宰制性力量反应的结果，它不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但宰制性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也能参与大众文化，不过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从权利结构的上层抽身出来。大众并不是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全盘接受文化工业产品提供的意识形态，毫无反抗性和批判性。
媒介批评的文本理论(一)
媒介批评的文本理论(一)
〔内容摘要〕媒介批评是用解释学的方法对媒介和新闻作品进行解读，通过剖视文本把媒体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或新闻的意义提示给受众。新闻文本是一个思想载体，对这个文本世界的充分体悟和分析，才能使人们达到对媒体和新闻的真正理解。克服文本与解读者之间的陌生和距离，和文本融合在一起，从而同化文本的意义，并创造另一个文本，把批评的见地和机智表现出来，是媒介批评的完整过程。媒介批评最终要对媒体和新闻作出解释，再现和重构记者的意指，揭示潜藏的文字背后的原意和内在意义。
〔关键词〕媒介批评；新闻的解读；文本的构成；文本理论
媒介批评者对媒介与新闻作品的解读，包括理解、解释和文字表达，需要掌握文本理论。展示媒介行为与新闻作品的语言篇章，称作媒介文本，媒介批评间对上述文本的解释，即把解释学的方法应用于媒介批评
“解释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①“意义”是一个抽象的，很难有明确、统一定义的概念，却是人们最普遍，最常见、最不可缺少的东西。媒介批评就是批评者把媒介现象的意义通过剖视文本揭示给受众。
一、新闻文本的构成
西方解释学者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②文本之所以被看作是言语的作品，因为它是一个构造起来的整体。这个整体已经不能还原为它的句子。同样，新闻作品的文本不是语言的简单组合，也不是由导语、主体构成的惟一形式，而新闻事实的有机整体，其意志和心理的意义具有不同的效果。一旦摆脱了报道者的即时性，文本可以超出报道者的语境所具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质言之，新闻文本及它说的东西，已不是记者要说的东西，它表现为文本内容要素的结构方式，揭示内容的外部特征与形态。揭示文本生成与构成的特征与规律，是解读新闻，把握媒介批评对象的主要程序。
新闻文本对于受众来说，是一个思想载体，能够沟通本体论与方法论。正是通过对文本和这个文本世界的分析和解说，人们才达到了对新闻的理解，使认识同现实联系了起来。通常，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指出一个我们所说的东西或事情，我们至少可以将它置于一个对话者共有的、独特的时空网络。而在文本中，就不再有记者和受众的共同处境，指称的直接特征消失在作品中。新闻的指称是新闻文本中所指示的事物，它可能是直接的宣示，也可能是悬置的意图，受众不付诸联想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新闻确实有指称悬置的现象，但这只适用于某种类型的指称，并不是一切新闻都把自己的意义悬置于文本之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是一位著名的文化研究者，他在大众文化领域的贡献备受推崇。他的视角下，大众文化并非是粗俗低劣的东西，而是被广泛接受和共享的文化表达形式。在他的研究中，他提出了许多有关大众文化的独特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本质有着深远的影响。
约翰·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民主性。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由普通人创造并享有的文化，它不受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文化精英。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能够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他们提供表达自我的平台。大众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是多样化和开放的，可以被广大的群体所接受和参与，从而具有了强烈的民主性。
约翰·菲斯克关注了大众文化的受众反应。他指出，大众文化并非是单向的信息输出，而是存在着双向互动的过程。在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中，受众不仅是 passively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 actively参与重新解读和再创造文化产品。他认为，受众的参与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使文化产品能够不断地被更新和再生，产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文化形式。
约翰·菲斯克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流动性和跨文化性。他认为，大众文化不受限于特定的地域和民族，而是具有广泛的流动性和跨文化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产品和符号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之间流动和传播，产生新的文化融合和创新。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连接不同文化和群体的桥梁。
约翰·菲斯克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商业在影响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受其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商业化带来了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传播，同时也改变了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加符合市场需求。商业化也可能导致文化产品的 homogenization和 commodification，削弱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约翰·菲斯克呼吁加强对商业化的监管和引导，以保护和促进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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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观
刘中望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摘要：约翰·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是“有啥用啥”或“权且利用”的艺术。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观建立在其文化观、大众观的基础上，强调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紧密关系，突出大众具备积极、主动、充满抵抗精神的辨识力。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对于大众文化地位、积极作用的挖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对大众文化进行更全面合理、更客观公允、更辩证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权且利用；相关性；辨识力中图分类号：A()*&+BB文献标识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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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可以这么说，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是任何大众文化研究者理论分析的第一起点，其作用恰如理论地图的方向标，引领着每一位研究人士各具特色的理论旅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出的大众文化定义的色调也就标示着其总体立场、宏观认识、价值归属的色彩。所以，事实上，历史上的各式大众文化理论家从其文化定义观出发都给出了大众文化的基本定义。约翰·菲斯克（,$F/L2;M:，"T+T?）作为当代英美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因其“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主张而被西方学术界普遍称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菲斯克，现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生于英格兰，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学业，曾执教于英国、澳洲等地的大学院校，后移民美国。菲斯克的著作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理解大众文化》（8/I:.;70/I2/37F:U$N-%0.H-%7-.:，"TVT）、《解读大众文化》（W:0I2/37F:U$N-%0.，"TVT），其它较有名的是《解读电视》（W:0I2/3R:%:92;2$/，与约翰·哈特利合著，"T>V）、《传播研究导论》（D/7.$I-672$/7$H$JJ-/26072$/X7-I2:;，"TV(）、《电视文化》（R:%:92;2$/H-%7-.:，"TV>）、《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Y: BB一、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基本定义 遍观约翰·菲斯克的相关著作，其大众文化基本定义可归纳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他将大众文化视为“有啥用啥”或“权且利用”（7F:0.7$1J0M2/3I$）的艺术。菲斯克指出，“他们（类似‘游击队员’的购物者，指代大众 收稿期日：())!?")?+"基金项目：湘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T)+*）!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卷 ———引者注）的战术调遣，是传统的‘权且利用’的艺术， 这种艺术会在他们的场所内部，凭借他们（商场，指代大 众文化结构中的强势一方———引者注）的场所，建构我们 的空间，并用他们的语言，言传我们的意义”［#］。显然，与 大部分大众文化理论者从电视、报刊、音乐、广告、商品等 大众文化产品或媒介角度定义大众文化不一样，约翰· 菲斯克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实践、关注的是大众的主动性、 积极性、创造性，他的注意力“从人们解读什么转移到他 们如何解读”。事实上，约翰·菲斯克就是从“大众撕破 牛仔裤”、“购物游击战”、“麦当娜解读”等大众文化实践 中分析大众文化的实质的。菲斯克认为，法兰克福学派 等左派理论家对大众的贬低是不对的，他认为，大众购 买、消费各类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消费的简单过程， 更是对文化资源进行的复杂使用。他认为商品是在两种 不同的经济形态中流通的，他将之划分为金融经济、文化 经济，因为两者承载着不同的内容：前者使财富流通，后 者关涉意义和快感。为形象地说明大众文化运作的过 程，菲斯克以电视为例，特列表如下［#］： 金融经济文化经济 !"生产者：演播室节目观众 ###商品：节目观众意义$快感 ###消费者：经销商广告商观众自己 !!通过这样一种划分，菲斯克提出了文化产业中大众 进行意义、快感生产的可能性，“基于生产者与受众的利 益冲突，具备文化商品性质的文本便成为双方意义生产 的斗争场所，这样，电视文本的意义不再单纯由节目制作 商设定，观众的欣赏产生意义。”在对具体文化实践的研 究中，菲斯克借鉴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通过对撕 破牛仔裤、商场内顺手牵羊、改换价格标签、捉弄保安等 行为的具体分析，指出大众文化中的“权且利用”的艺术 内涵。菲斯克认为，“在理解权力集团与大众之间不断斗 争的过程及其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时，重要的是要避免 本质化的意义，同时也要避免把意义剥离它们得以产生 的特定的文化、历史时刻。”［#］在他看来，大众不仅是“商 品消费者”，更是“文化资源的使用者”，在变动的社会效 忠关系下，凭借自身“游牧式的主体性”，这些积极、主动 的大众通过大众文化实践，因为“字面、非字面、主观阐 释、客观实在（等等类型）的符号都带有隐喻的含义”，这 样便能从物质载体中挖掘出符号学的意义，借助权且利 用等偷袭式的手段，在大众文化的运作过程中他们通过抵抗、意识形态颠覆等活动。菲斯克总结道，“日常生活 乃由大众文化实践组成，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 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 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通过这种文化、意义领域 的斗争，“战略受到战术的对抗，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 的抵制，霸权遇到抵抗行为，意识形态遭受反对或逃避； 自上而下的权力受到由下而上的力量的抗争，社会的规 训面临无序状态。”［#］大众灵活地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 在大众文化的运作过程中实现了他们的快感、权力、意 义。 !!二、约翰·菲斯克的文化观与大众观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 表》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复杂的词语 之一，他给出了文化的几层含义：理想形态式的、文献式、 生活式的———“通常是指某种事物的文化，这时它的第一 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 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知识 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 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 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又据他的考察，大众文化隐 含两层古老的意思：较低级的作品，处心积虑媚俗的作 品；它在现代则具有为许多人喜爱作品的意蕴。可见，关 于文化、大众文化的定义、内涵都是十分复杂的。 具体来说，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首先建立 在他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在《解读大众文化》一书第一章 中，为明确大众文化的定义，约翰·菲斯克一开始就提出 他的文化观。在他看来，“文化就是生产关于和来自我们 的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持续过程，并且这些意义需要为涉 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文化（及其意义和快 乐）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持续演进，因而它具有内在的政治 性，它主要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权力的分配及可能的再 分配，”［&］可见，他的定义精髓在于将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看成权力斗争的场所，他接着阐述，“理解这个过程中的 任何事物包括理解作为某媒介的个人，理解本身消除了 主客体的差异，并建构了与另一方相关的任何一方。在 这些意义的生产和传播中存在着快乐”［&］，“文化生成是 一个社会过程：关于自我、社会关系的所有意义，所有扮 演了如此重要的文化角色的话语和文本，只有在与社会 体系———就我们白人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的关 联中才能得以传播。”［&］接着约翰·菲斯克开始阐释大众 文化的定义、特征，从该书的这种行文关系，我们不难看 出约翰·菲斯克的文化观为其大众文化定义做了有力铺 垫。无独有偶，在《理解大众文化》第二章开头，约翰·菲·’&#·第!期刘中望：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观 从内部发展出来，而不能无中生有，或从上面强加而 成。”［!］可见，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首先建立在 他的文化观基础之上，他突出的是文化与生活方式、表意 实践的内在关系和一致性，他重视的是雷蒙德·威廉斯 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定义，而这一点与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突出文化的理想色彩是颇为不同的。 另外，要想准确理解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 应当体味约翰·菲斯克的大众观。回溯大众文化理论 史，在早期的研究人士，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 物阿多诺等人看来，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化， 它是“民主”掩饰下受商品逻辑操纵、为资本控制、带极权 主义性质、异化或物化的虚假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具有标 准化、同一性、虚假性、复制性、强制性等特征，是资本主 义、极权主义控制的“社会水泥”，在这种大众文化观下， 大众就成了丧失自我意识、缺乏主动性、被强制接受文化 产品的一群人，大众显然处在被贬低、受抨击对象的境地 上。与阿多诺等人一样，麦克唐纳等欧美新近的一批大 众社会理论家也对大众持贬低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城 市化、工业化的链条上，大众社会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的 特征，大众之间的关系象化学物品一样，其关系是阻隔 的、协议式的、单一性的，已经丧失了马修·阿诺德等人 所向往的“有机社会”或“乡土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交 融性，大众日益丧失道德感、辨识力，大众成了没有自主 意识、没有个性、互不关联的“孤独的人群”。 与上述大众观不同，在菲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中的大 众是充满抵抗精神、积极、主动的大众，他认为，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包含大量性质各异的团体，因之而具有各种类 型的亚文化，大众在消费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能进行富含 文化意义、权力运作的抵抗，大众尽管是“居于从属地位 的人们”，但他们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通过“与权力集团 的对抗性关系”形成某种“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用 菲斯克自创的术语———“大众的形构（层理）（"#$%&’ ()#*）”［!］来说，大众这种“游牧式的主体性或流动性”也就 保证了菲斯克以“快感、权力、意义”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理 论的建构，也就为其独特的大众文化定义提供了最坚实 的逻辑基础。 具体而言，菲斯克通过对“大众辨识力”这一概念的 系统阐释，强调了其大众观。菲斯克认为，“大众对文化 工业的产品加以辨识，选取其中一部分而淘汰另一部分。 这种辨识行为往往出乎文化工业本身的意料之外，因为 它取决于文本的特征，也同样取决于大众的社会状 况，”［!］在他看来，因“生产式文本”而出现的文本特征与 因大众筛选文化产品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共同决定大众文接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或唱片，还是更具物质性的商 品———失败率的大多数估计都高达+,-./,-，”［0］这样 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菲斯克接着指出，“这种大众的 辨识力，与学院评价高雅文本的特质时所提倡的批判的 或审美的辨识力，是截然不同的，”［!］“大众的辨识力所关 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因为它所关注 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这一筛选过程有三 个主要的标准：相关性，符号生产力，消费模式的灵活 性。”［!］在他看来，在大众文化的辨识力中，与日常生活的 相关性是核心的评判标准，也是大众文化与中产阶级审 美标准、审美辨识力的主要区别所在。菲斯克认为，中产 阶级的审美辨识力“被有效地制度化”［!］，它“否认解读的 多样性，否认文本功能的多样性，也否认同一个文本在社 会秩序的不同效忠从属关系中可以实施不同的功能，”［!］ 它“否认大众文化的短暂性”、“忽略了使文本和日常生活 连接起来的社会切入点”，它拒绝承认“构成‘大众’的效 忠从属关系是变化的”、“大众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 是变化的，因而，社会差异必然生产出文化差异”，“美学 是一套规训系统”，“美学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而大众辨 识力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拒绝”。与中产阶级的审美标准 不同，相关性的标准“着眼于读者的社会情境。寄寓在文 本中的相关性标准只是一种潜力，而不是一种特质。相 关性是由每一个特殊的解读时刻所决定和激发的特质”， “与审美标准不同，相关性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所 以，大众批评的评价工作应该是社会的或政治的，而不是 文本的，因为，比如“按照图象媒介的不同组织方式，完全 相同的视觉图象可能表示着某些有着细微不同的东西， 或者传达不同的含义”，所以批评者应该关心“文本做了 什么”或者“被用来做什么”而非“文本是什么”，因为， “相关性是被读者发现或生产出来的；相关性是文化经济 中一些特定的生产时刻和生产过程，使得文本不再仅仅 是金融经济中的商品。”［!］相关性因积极参与、主动介入 而非中产阶级“距离”式审美、静观产生一种“意识形态暂 时丧失”、“对宰制力量的逃避”效果的快感，这种就象“选 择有用东西做成菜肴”的“符号生产力”行为，其大众主体 就象一个在意义超市中挑拣商品的“文本偷猎者”一样， 其消费模式就象家庭中男人、主妇、小孩等角色观看电视 的节目内容、欣赏方式的巨大差异一样，他们从原初的文 化资源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富有创造性、吻合相关性 的意义、快感、权力。 为了更好地说明大众辨识力与社会状况、相关性的 关系，菲斯克引用了一些学者对于《囚犯》、《豪门恩怨》等 电视剧观众的研究成果，如在《囚犯》中，学童们之所以对·10!·
约翰菲斯克
约翰菲斯克
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突出地强调了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强调了大
众的文化辨识力、生产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尤其是肯定了其在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以往的文化精英主义者那里，大众常常被视为一群原子化的、同质化的、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乌合之众，是一个没有辨识力的浓密的集合体，他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文化产业巨头的控制之下，处于被动无助的、被灌输和被麻醉的境地。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费斯克充分地肯定了大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他看来，大众的自主性、文化生产力和创造力来自于他们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从属地位，“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而展现出创造力。”
【37】
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
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所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尽管大众依然很容易被权力中心所影响带有易变性，但是它不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动态的、主动的而不仅仅只是屈从。费斯克认为对于“大众”这个群体的研究，必须是在多元的角度和基础之上，这个群体的内部充满了各种对立的力量，尽管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同化着这个群体，但是他们依然带有着各种个样的社会身份，而这样多重的身份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必须和这些角色和身份相匹配和适应。费斯克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都是在多元化的外表下生产意识形态”；“人民是一群傻瓜…”等。他认为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
身也就必须是复杂和多元的。由此大众文化正是由大众创造的,而不是由文化工业从外部施加的。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是在社会体制内部,创造并流通意义、快感的积极过程。文化工业所能做的,乃是为大众制造出文本材料或文化资源,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时有所选择，这样的选择可以是接受或者是拒绝。
文化经济：意义流通的空间——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文本学解读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舆论挑战及对策研究”（１９ＢＧＪ０１０）作者简介：袁赛男，湖南邵阳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哲学。① ［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４４８页。② ［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第４４８页。文化经济：意义流通的空间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文本学解读
袁赛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文化经济”是理解费斯克大众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理解大众文化》的思想构境，费斯克从“两种经济”的提出、“大众的层理”“权且利用”“差异轴”等一系列重要概念的厘清，揭示了意义是如何在“两种经济”特别是“文化经济”中生产和流通的。费斯克的上述理论努力，使得其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开辟的道路一直前行，甚至渐行渐远。尽管如此，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态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关键词：费斯克；大众文化；文化经济；意义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２３－１０
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是当代西方研究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理解大众文化》中，费斯克走的是一条从“理论”（大众文化理论）到“文本”的路线，试图建构一种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理论。过去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思想，侧重于考察其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框架、主要内容，而对大众文化“权力抵制”的前提即“两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或多或少忽视了费斯克“两种经济”特别是“文化经济”之于大众意义或快感的基础性作用。有鉴于此，笔者拟重点从“两种经济”的角度切入，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作分析和阐释。一、从一张示意图看“文化经济”早在《电视文化》（１９８７）一书中，费斯克就提到了“两种经济”。费斯克指出，“文化商品可以同时在两种不同的经济中流通：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①这就是说，与供物质财富流通的金融经济不同，文化经济为意义和快乐的流通提供了空间。费斯克干脆明确说，“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②而到了《理解大众文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2
约翰.菲斯克视角下的大众文化
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是一位备受尊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以对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分析而闻名。通过他的独特视角，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大众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约翰·菲斯克的视角下探讨大众文化，并探讨其对当代社会和个体的影响。
约翰·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由人群中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构成的，它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社会共同认同和社会交流的一种方式。在菲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不应该被轻视或忽视，它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形式，可以塑造个体的思想和行为。
约翰·菲斯克的观点中，大众文化是一种受众广泛的文化形式，它通过大众媒体和传播渠道传达并塑造了观众的想法和价值观。大众文化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通过大众文化，人们可以了解到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菲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大众文化中的流行元素、价值观和观念都是受时代和社会背景影响的，它们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大众文化视为“低俗”或“浮华”，而应该从中找到社会变迁的线索和趋势。
菲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并非停留在纯粹的社会现象和表面现象，而是深入解构其中的符号和象征。他认为，大众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和象征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和启示，通过它们可以理解社会的文化逻辑和人们的行为模式。菲斯克呼吁人们要关注大众文化中的符号和象征，从中找到对社会和人类的启示。
大众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大众文化，个体可以获取到各种信息和知识，可以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可以从中获取到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大众文化会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大众文化，不仅要享受它带来的乐趣，更要分析和思考其中的含义和影响。
《我们的挑战》的文本解读及符号化对策
76学术探讨《我们的挑战》的文本解读及符号化对策张 晓 唐天健（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摘 要：《了不起的挑战》以“挑战自我，明星也是老百姓；挑战自我，百姓也是大明星”为观念，通过体验和挑战，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传递着主流价值观。第二季的节目由江苏卫视接力央视播出，名字改为《我们的挑战》，节目形式仍延续第一季的模式。《我们的挑战》作为体验平凡人生、弘扬价值观的优秀节目，其节目价值以及内容占领了中国真人秀市场的高地。关键词：约翰·菲斯克；文际理论；《我们的挑战》；符号化中图分类号：G2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9）01-0076-02本文试图借用约翰·菲斯克的文际理论来探讨《我们的挑战》的特色，从水平文际性和垂直文际性解码《我们的挑战》的文本。《我们的挑战》的成功是水平文际关系和垂直文际关系共同影响的结果，当文本所表达的情感成为受众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原创内容成为受众解读之外的现实符号元素时，那么节目的文本无疑是成功的，而符号元素也成为节目长久不衰的背后意义。在中国综艺市场节目日渐饱和的态势下，如何占领最高点，成为众多综艺节目面对的难题。所以本文通过探讨《我们的挑战》的文本以及符号化对策，进一步为中国真人秀综艺的本土化发展总结经验，从文本的角度助力国内综艺C位（中心位置）出道。一、节目的文本解读（一）水平文际关系呈现菲斯克认为“最具影响力并得到最广泛的水平文际性的形式是类别”，在考虑电视类别时，我们要优先考虑节目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他们的差别。［1］《我们的挑战》的内容以及模式都参考和借鉴了《无限挑战》，例如《极限打工》《聚商之路》以及第二季第一期的开场，则是照搬了《无限挑战》中的环节。作为同类别的节目，二者是典型的水平文际关系。“类别向观众提供了其所期待的一系列快乐，调节并激活其对类似文本的记忆以及对当前文本的期待。”［2］《无限挑战》的记忆文本和快乐期待能够激活《我们的挑战》的初级文本，并且《我们的挑战》在中国受众喜爱的《无限挑战》的基础上制作开发，其本身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文本也得到了普遍认同，在节目呈现方面，更多地突出情感与价值观，故事性更强，第二季的文本则加强了娱乐性。（二）垂直文本解析在垂直文本中，节目内容的初级文本、媒体宣传的次级文本以及受众参与的三级文本共同作用促成了节目的成功。1. 初级文本分析。所有播出的图像都是意义的潜在体，从这个角度讲，初级文本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3］《我们的挑战》采用了6位MC（节目主持人），利用成员们各自的特点去充实整个节目，选择普通公众参与节目，共同创造欢乐。从第一季《了不起的挑战》开始，每期一个主题，节目让嘉宾体验另一种工作、感受另一种人生，第二季《我们的挑战》更多是让嘉宾去挑战不同的行业，以体验平凡人生、平凡工作为主，构建价值观，传播中国正能量。《我们的挑战》中，纯粹的娱乐性加强，如海岛求生体验飞机、Yes或No的地点选择。在初级文本中，《我们的挑战》以体验为主，展现平凡人生，挑战平凡工作，体验平凡生活，从道德观与价值观方面满足受众的需求，努力传递主流价值观，以契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2. 次级文本解析。垂直文际性是由初级文本和与之特别相关的其他文本的关系所构成。这些次级文本，比如批评或者宣传，起到的作用是推动初级文本首选意义的流通。［4］《我们的挑战》在次级文本的表现方面，制作方会通过官方网站进行内容宣传以及嘉宾预告，赚足受众关注度，成员也会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介来进行与节目相关的情感抒发。《我们的挑战》在节目发布会之后，利用《无限挑战》以及中韩共同打造等各种热点、主持人的话题性来制造关注点，如撒贝宁形象的颠覆等。央视第一季的停播，第二季主持团队的调换，各媒体对其原因以及主持人的对比分析，节目以及主持人的采访新闻，节目中价值观的传播等都属于次级文本。3. 三级文本分析。菲克斯指出：“第三级文本是这种流通的最后的、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因为这些文本出现在观看者与他/她的社会关系层面上。”［5］当观众在看到与节目相关的新闻报道后，会结合初级文本带给自己的记忆做选择性解读和评价，也就到了垂直文际性关系中的第三个阶段——三级文本。《我们的挑战》百度贴吧的关注度为19万，发帖量也将近15万，在观众构建的文本中，基本可以分为4个方面：一是与《无限挑战》相比较，质疑《我们的挑战》游戏没新意，环节相撞太多；二是与中韩打造的《奔跑吧》对比，探讨为什么更有教育意义，收视率却低于《奔跑吧兄弟》；三是对节目本身进行讨论以及意见发表，批评节目中存在的问题，感叹节目组的大手笔；四是对主持人们的讨论与对比，主持人各自的特色以及人设解读。所以当三级文本的意义广泛流通和传播，节目文本就越受欢迎，观众越积极，节目就越成功。二、初级文本——“品牌特辑”的符号化从电视文本角度来讲，电视节目制作者一旦熟稔地运用一套社会或公众普遍认可的主流代码对节目进行编码，受文际关系的影响，大众对其电视节目文本有了集体认知和讨论，或许就会导致初级文本中人或物符号化，那么节目作为初级文本，不论是节目中的人还是物，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码。［6］《无限挑战》制作出的甚至已经成为其形象化代名词的特辑系列节目，如“歌谣祭”“六六歌”“无限商社”等，已经在观众对文本的大范围讨论中被符号化了，这些节目的元素被观众接受，同时也在被观众期待，通过次级文本对节目特辑内容的渲染，观众会参与其中，去猜测这第10卷第1期 2019年01月Vol.10 No.1January 2019
新传理论42：通俗文化理论
通俗文化理论 | 新传理论42
（一）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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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赛图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即肆意袭击他人的文学“领地”，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愉悦的东西。“语言的掌握”是社会构型中主导阶级施展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力的象征，而文本盗猎则是将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德赛图将民众阅读视作一系列的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或是某种类型的文化拼贴，通过拼贴，读者将文本打成碎片，再根据自己的蓝图将其重新组合，从找到的资料中捞出能用来理解个人生活经验的只言片语。
德赛图的盗猎概念是一个关于挪用而不是误读的理论。误读这一术语必然是评价性的，并且保留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赋予作者意义高于读者意义的特权身份。德赛图的盗猎模式则对文本意义的性质保持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使得各种竞争的和矛盾的阐释都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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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从人类学视角通过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化思考得出狂欢理论，并形成了一组核心概念范畴：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
巴赫金心目中的狂欢节和狂欢精神或多或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它只不过是一种规避性的或狂欢式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以官方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行进行压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控制，是一种安全阀门。它通过提供特许的、受抑制的和控制的表达愤懑的方式而有助于维持现行的权力结构。
（二）理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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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摒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或精英阶级的“大众文化”的提法，代之以“通俗文化”。他把通俗文化看作受众反抗话语权力压迫的场所，更加重视受众在意义解读过程中的主动性，弱化了意识形态的控制。
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people）而非大众。作为通俗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不加判断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文化产品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受众任意选择消费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