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一、引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兴起，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本文将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发展阶段和主要成就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起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的时期，社会变革和媒体发展成为推动新闻传播学兴起的重要因素。
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这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正式诞生。
此后，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三、发展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初期阶段（1919年-1949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主要关注新闻传播的技术和实践问题。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的规范、新闻编辑的方法和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等方面。
此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还受到西方传媒理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框架。
2. 建国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强调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和服务大众的功能。
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媒体的组织管理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研究国际传媒理论，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 改革开放阶段（1978年-200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开始关注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效果的评估。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媒体融合、传媒产业、新闻媒体经营等方面。
此外，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关注公共传播、网络传播和国际传播等新兴领域。
4. 当代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挑战。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关注全球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问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全球传媒治理、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素养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学界共同研究全球传媒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中国传播学发展史
中国传播学发展史
中国传播学发展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的传媒格
局主要由外国媒体和新兴的本土媒体组成。
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背景下，传媒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传媒开始走向本土化，逐渐出现了一批本土媒体，如《大公报》、《申报》等。
同时，媒体的政治属性也逐渐凸显，起到了一定的政治引导作用。
到了50年代，中国的传媒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当时，
政府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媒体被政府用作传递意识形态的手段。
此时期的传媒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媒体的作用主要是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传媒开始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媒体多元化和市场化成为了新的趋势。
1992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标志着中
国传媒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国的传媒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互联网成为了传媒的新平台，媒体形式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的来说，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外来传媒到本土传媒，再到媒体政治化和市场化，最终到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历程。
在这个历程中，中国传播学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中国传媒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1 -。
AI时代的新闻与传播学前景与职业规划(2篇)
AI时代的新闻与传播学前景与职业规划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为相关从业者带来了更广泛的前景和职业规划选择。
在这个AI时代，新闻与传播学行业面临着重要的转型与升级，从业者需要不断适应变革，积极拓展新的发展方向。
一、行业前景1.新闻报道的智能化AI技术的加持使得新闻报道变得更加智能化，例如智能写作、数据挖掘和虚拟现实报道等。
这种转变使得新闻从业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如编程、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等。
2.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VR/AR等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使得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丰富多样。
传播学从业者需要具备针对不同渠道的传播策略和技能，以便更有效地传播信息。
3.内容生成的个性化基于用户行为和喜好的推荐算法，让内容生成变得更加个性化。
从业者需要掌握如何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内容推荐。
二、职业规划1.数据新闻记者数据新闻记者需要熟练掌握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能，利用大数据挖掘新闻事件，为受众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2.多媒体编辑制作人多媒体编辑制作人需要具备图像处理、视频剪辑、音频处理等多方面技能，以便将各种信息素材整合为具有吸引力的传播内容。
3.社交媒体运营专家社交媒体运营专家需要了解各大社交平台的运营规则和用户喜好，以便有效地传播品牌和内容。
4.新媒体策划与营销人员新媒体策划与营销人员需熟悉各类媒体平台的特点，通过创意策划和精准定位，实现品牌传播与推广。
5.AI技术应用开发者AI技术应用开发者需要具备编程、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能，将AI技术应用于新闻与传播领域，提升行业的智能化水平。
总之，AI时代的到来为新闻与传播学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从业者应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变化，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和素质，以应对行业转型带来的挑战。
三、技能培养与提升1.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在AI时代，新闻与传播学从业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30年12大热点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30年12大热点作者：李思屈、曾丽颖、胡倩、张碧霞┊单位：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摘要]：本文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热点的梳理。
通过从二十多种学术期刊抽选出的四千多篇文章样本及其它相关学术著述的分析，作者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十二个重要的学术热点，希望以此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十年来的成就和思想轨迹。
200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恰好三十周年。
三十年风雨兼程，三十个春华秋实，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与改革开放的中国一起成长。
回眸学术界关于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方面的辛勤耕耘，梳理其发展的思想脉络，是非常有意义的。
通过归类、筛选，我们整理出了三十年来有重大影响的十二个学术研究热点，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此重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三十年历史，反映中国传闻传播学界三十年来的思想轨迹。
热点一：新闻本质与新闻真实性讨论回顾过去30年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和学术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回到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革命的原点：结束10年动乱，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当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
在此背景上，在10年动乱期间达到顶峰的假、大、空现象首先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批判，新闻本质、新闻的价值和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自然就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热点。
与中国思想界当时拨乱反正的思潮相一致，学术界对新闻本质的讨论重新回到了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上。
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这个定义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并用于指导实际工作。
从1980年起，王中发表了《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文章，为清理过时观念，重构新闻学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提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播）。
”王中（1981）在《论新闻》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新闻”概念，一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并认为前一个定义才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因为“弄清楚新闻在人来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确定了新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才有可能进入科学的大门”。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研究生就业前景介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研究生就业前景介绍(一)传统媒体目前传统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是我国传媒市场的中流砥柱，担当着“群众喉舌、新闻宣传”的主流角色，是新闻专业毕业生首选的就业去向。
传统媒体的类型多样，不同的传统媒体对人才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1.报业最近几年，中国报纸彼此之间竞争激烈，人才需求量极大，南方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都举办过大型招聘会招兵买马。
电子媒介强大的时效性迫使报纸媒体充分发挥深度报道的优势，着力于调查性报道和分析性报道，因而对应聘者也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要求。
例如《经济观察报》要闻部招聘记者要求：“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和采访突破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有宏观经济与政策、区域经济和调查性报道经验者优先。
”依据事业化程度强弱以及企业化经营运作的成熟度，可简略地把报业依次分为高端党报、机关报、行业报、品牌度高的报业集团、各地都市报。
高端党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每年的校园招聘名额有限，适合于重视身份认同、希望工作稳定的名校研究生。
行业报纸例如一些国家部门的机关报纸，其待遇有高有低，与所在行业的关联度较大。
对某一行业有浓厚兴趣的研究生，可考虑加入。
总体来看，事业单位化的媒体虽然其待遇与地位有保证，但对于有新闻理想与事业追求的研究生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尚需结合自身情况酌情考虑。
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报业集团，其待遇优厚(如《南方传媒》与《广州日报》的录用者一般能在3年内达到年薪10万左右)，且具有较大的事业成长空间，当然由于名额有限，竞争程度非常激烈。
其他区域性报业集团的待遇一般处于所在城市薪资的中上水平，尤其是一些在当地市场处于垄断地位的都市报(如郑州《大河报》、四川《成都商报》、湖北《楚天都市报》)，其待遇也比较可观。
应聘报业方向的研究生应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招聘信息，而且应提前做好准备(实习经历、发表的新闻作品都会有所帮助)。
多数报纸偏重于招收有知名报社实习经验且发表了一定新闻作品的应聘者。
【传播学理论与历史笔记】第一章 传播学论
名词解释：控制实验法99’个案研究法00’麦克卢汉00’施拉姆01’ 03’实验法01’法兰克福学派04’ 99’专拉斯韦尔00’专调查统计法01’专简答题：传播学在美国起源的原因04’简述传播学定量研究法的类型00’专传播学引入我国的经历02’专论述题：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分类以及对传播学的认识和看法99’对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看法00’定性、定量研究法的含义及评价02’比较分析传播学中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00’专重点内容：一、传播学在美国起源的原因（04 问）1. 政治上，美国的政治家在日常政治活动和总统竞选中，比较重视利用传播媒介的宣传。
另外，在战争期间，政治家对传播媒介的依赖更加凸现。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进行了相关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入的研究，直接催化了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
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学者和研究案例。
2. 经济上，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生存于期间的大众传播业，为传播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发展，市场拓展和行销行为前所未有的增加，企业普遍关注营销环节中的各种传播问题，对信息的需求和要求更高。
大众传播业作为一个产业而形成，其私营产业的特征使其主客观上都重视研究。
3. 社会上，大众传播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在给社会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负面作用也显现出来。
传播业大发展，新媒介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各个方面的科学来综合研究。
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学说日益多样化，社会学、心理学的发展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基础，也给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提供了学科背景。
总之，传播学是在美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关注实践、研究实践，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
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02 专简）㈠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历程1.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台湾开始。
1963年施拉姆的学生朱谦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进行“电视与儿童”的研究，是台湾第一次的传播学研究，第一个研究范例。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创新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创新新闻与传播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领域，其研究方法一直在不断演变与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本文将从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当前主流研究方法以及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演变历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新闻报道和传播研究。
在过去，新闻报道主要依靠记者的采访和编辑的撰写，传播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等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也逐渐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转变。
研究者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社交网络挖掘等技术手段，深入研究新闻传播的规律和趋势。
二、当前主流研究方法目前，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多样且丰富。
其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两种主流方法。
定性研究注重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通过深入的访谈、观察和内容分析等手段，揭示新闻传播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而定量研究则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实验设计等方法，量化研究对象的特征和规律。
此外，混合研究方法也逐渐受到重视，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以获取更全面和准确的研究结果。
三、创新方向展望未来，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将继续向多元化和跨学科方向发展。
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应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将更加依赖于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实现对海量信息的快速处理和深度挖掘。
其次，跨学科研究将成为未来的趋势，新闻与传播学将与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相互融合，开展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此外，随着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研究也将更加注重跨媒体和跨平台的传播方式，探索新的传播范式和模式。
综上所述，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创新是一个不断迭代和完善的过程。
只有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挑战和机遇。
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将迎来更多的突破和创新，为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播学作业
自1980年代初以来，传播学在中国迅猛发展，不仅成为二级学科（一级学科为新闻学与传播学），而且日益成为“显学”。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不仅继续翻译、整理和出版欧美的传播学理论，也尝试着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媒体发展和传播实践中总结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更能解释中国社会的传播学理论。
请尝试着搜集和整理19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进展和成绩，尤其是一些经典的研究，并进行评论。
要求：2000-3000字；禁止复制粘贴；提出自己的观点；逻辑清楚，格式清晰；有标题。
80年代之后的传播学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随即，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被引进中国大陆，至今已经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里，传播学学科体系逐步得到确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群体不断进步、学术水平持续提高。
30年来，传播学研究对推动我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播学是一门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产生广泛联系的社会学科。
传播研究以多种途径对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传播现象与传播过程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以理解人类社会使用不同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传递、交换的行为及其意义。
虽然人类传播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但现代传播研究则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传播被西方那些具有实用主义思想观念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看作是推动社会广泛变革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二战之后，欧美社会快速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传播研究者开始研究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如媒介如何影响宣传与舆论；信息传递模式；电影对儿童与社会的影响；商业广告的效果以及传播对人的态度和动机的影响等。
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传播已经成为反映当代人类生活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传播与传播媒介也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
今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
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
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
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
这段时间有两本重要的译著要提：一本是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4），另一本是陈韵昭翻译的赛弗林、坦卡德侧重工具性、方法性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
这两本译著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批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
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
1986年居延安编写的《信息·沟通·传播》出版，此书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学大部分研究命题，是一本很好的普及性传播学读物。
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合著出版。
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涉及传播学产生与确立、传播原理、传播结构与模式、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传播技巧、媒介理论、效果理论、研究方法等西方传播学的几乎全部理论问题，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产生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以往的以译为主，《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某些地方略显稚嫩，但却十分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其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可以认为此书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第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一、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进行统计的分析表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统计表根据表1，我们可以绘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的变化曲线图（见图1）。
图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20406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0001年份数量专著、译著出版情况从表1、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总量为268本，年均出版量为12.8本，年出版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在曲折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态势。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
这一阶段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基础的光照和探讨。
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3本。
其中主要是译著，共14本，占这一时期传播学著作出版总量的60.9％。
这一时期的译著比重较大，为我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2、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
89内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的发展，但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传播学研究者开始总结、回顾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情况，并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
这一阶段传播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迅速展开，传播学已从常识介绍、评介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
传播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五大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
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96本，是过去8年的7倍多。
3、创新评价阶段（1997－），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传播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起来。
1997年，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传播学在经历了介绍引进和探索发展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
著作出版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仅1997－2001年间，出版量即达159本，占出版总量的59.3％，五年中平均每年约出版32本，比八十年代平均年出书2.5本增加了29.5本，比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年出书12.5本增加19.5本。
九十年代后半期我国传播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虽然我国的传播学已经进入了评价创新的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传播学还很年轻，从第一本著作出现到现在不过21年时间。
所以，我国传播学的建设始终坚持着中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从策略上积极地以译介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著作，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来为我国的传播实践服务。
所以，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译著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见图2、表2）。
表2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各年对比情况（说明：译著/专著）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大力度。
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传播学科的飞速发展，国外传播学新成果和经典著作不断涌现，我们的译介工作显得有些滞后。
大陆的传播学者应该继续把国外数量众多的经典性著作和源源不断的传播学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和吸收作为当前基础性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传播学者似乎已经认识到，2000年再度出现的“译著”小高峰是一个生动的显示。
这一年译著量达23种，占总译量的33％，这些译著的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当然，中国传播学者在译介别人的著作的同时，也大胆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工作。
他们的可贵可敬之处在于，没有因为以对别人的传播学了解还不深入、还不透彻为理由而裹足不前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并且成绩卓然。
特别是1995年以后，传播学专著数量明显增加，2001年出版的专著达到31本。
二、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与核心作者情况分析表3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统计表1、“理论传播学”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71本，占总数的26.5％，“网络与传播”、“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36本（占总数的13.4％）、26本（占总数的9.7％）、23本（占总数的8.6%）、21本（占总数的7.8%）。
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77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66％，表明这五个研究领域是二十余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2、在各分支传播学中，以“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美学”等类专著的出版数量最少，二十年来，共有11本，平均每类仅有1.4本，是目前传播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所谓“核心著者”是指那些著作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著者。
科研成果著者群体的状况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通过对著者群的统计与分析，能反映出文献著者与文献量的关系，同时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核心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发现：268种著作中，除去团体著者，按第一著者统计，共有207位作者，有许多作者属于多产作者，经统计，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179人，占总著者的86％，发表二部著作的有20人，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著者有8人，由此认定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作者是本学科研究队伍的主体，带动了其它人的研究工作，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著者群。
从统计结果看，邵培仁以10本著作高居榜首，其次是戴元光（6本），张国良（4本）、袁军（4本）、胡钰（3本）、郭镇之（3本）、朱增朴（3本）、胡泳（3本）（见图3）。
另外，童兵（2本）、胡正荣（2本）、李彬（2本）、张咏华（2本）、陈崇山（2本）、明安香（2本）等作者也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有较大的影响。
246810邵陪仁戴元光张国良袁军胡钰郭镇之朱增朴胡泳图3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核心作者情况出版专著译著数目从统计结果还可看出，传播学的高产作者绝大部分集中在高等院校，而且绝大部分来自新闻学科。
这一现象与传播学侧重研究大众传播相一致。
但是让单一学科的学者来开拓由多学科融合而成的传播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是不利的。
为此，中国传播学研究应该在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一步壮大自己的队伍。
在核心作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邵培仁。
邵培仁②是我国大陆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成果最多、涉猎领域最广泛的年轻学者。
邵培仁对中国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1、与戴元光、龚炜（因三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起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被学界称为“复旦三剑客”）合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
2、吸收借鉴并超越国内外的经典传播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互动模式。
是否提出过独创性的、高超的传播模式是传播研究是否有成就、有地位的标志之一，而“整体互动论”正是邵培仁在中国传播学界地位的一个表征。
邵培仁的“整体互动模式”（见图4） 影响深远。
这一模式在吸收中外传播经典模式的优点的基础上，对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进行了宏观地关照，其整体性、互动性、动态性和、实用性很好地弥补了以往模式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