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播学在中国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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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

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

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

“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

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

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传播学学科确立及发展史.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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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源流
齐美尔
Georg Simmel (March 1, 1858 – September 28, 1918) wa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German sociologists. His studies pioneered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he was a key precursor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is most famous works today are “The Philosophy of Money”(货币哲学), “The Stranger”(陌生人),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群体关系网), and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他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交往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以及社会组织的类型,研究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相互作用、联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 对传播学的主要贡献: 小群体网络传播研究
1.欧洲源流
塔尔德
Gabriel Tarde (March 12, 1843 in Dordogne, France – May 13, 1904 in Paris) French sociologist and social psychologit who conceived sociology as based on small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s among individuals (much as if it were chemistr the fundamental forces being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Among the concepts that Tarde initiated were the “group mind” (taken up and developed by Gustave Le Bon, and sometimes advanced to explain so-called herd behaviour or crowd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psychology, where he anticipated a number of modern developments. However, Emile Durkheim's sociology overcame Tarde's insights, and it wasn't until US scholars took up his theories , such as the Chicago school that they became famous. Everett Rogers furthered Tarde's "laws of imitation“ in the 1962 book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主要贡献: 模仿说;群体心理学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告的四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告的四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告的四大变化广告是一种公众性的信息交流,它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公众介绍产品/服务或观念,本身具有说服性。

广告作为一种带有特殊目的的大众传播形式,已经像空气般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是否经济繁荣昌盛的衡量标准。

纵观我国广告30年之发展变化历程,其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谓观念,即指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观念的产生与所处的客观环境关系密切,我国广告观念30年之发展变化与祖国的改革开放环境是息息相关、同步进行、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成果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广告观念的变革。

中国广告观念30年之变化,可以从消费者、广告主、广告商、媒介这几个角度来分析。

一、消费者与广告“一元”到“二元”的关系转变aliqq.不同行业的广告主都在抱怨:广告投入越来越大,但是广告效果却越来越不理想。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我有一半的广告费浪费了,但却不知道是哪一半。

”这其实是一个广告效果的问题。

在中国广告30年发展的早期阶段,广告传播的目的就是告知产品信息,由于物资的匮乏,人们对于广告的吸收是全盘接受、毫无否定的,广告仅仅发挥唤起消费者记忆的作用。

广告自身也依赖于直白和真实反映产品或服务。

这个阶段,消费者和广告之间是一种“一元”的关系,消费者只是扮演了广告单一接受者的角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生产越来越发达,物资供应也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那种单一“吆喝”式的广告逐渐失去了效用。

一方面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消费者的选择呈现多向性,其自主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布告”似的广告不再满足。

人们对于产品的消费逐渐上升为品牌的需求,广告也随之产生了品牌化的宣传趋势,广告不能再唱独角戏,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它与消费者的关系由最初的“一元”关系走向“二元”。

中国传播学教育现状研究分析

中国传播学教育现状研究分析
te r o g depr cie. W e s o l o tnu o pr moe t e de e o h o y t ui a tc h ud cn i e t o t h v lpme to o mu c to n he r] fc mmunc to n s cey, n fc m niain a d t oe o o iai n i o i t a ud o nd g i e c mmunt o a po iie a a ty dr cin,f r ng a v ̄uo s cr l iy t st nd he lh ie to v o mi i u ice,a d t i so li ae g a fhih re uc to n h si urutm t o o g e d ain. l ke o ds: n o yw r Chiag c mmunc to d ain;dic pi e iai n e uc to s i ln s;pe s n e r i ng;r s a c t o s r o n ltani e e h me h d r
关 键 词 : 国传 播 学 教 育 ; 中 学科 建 设 ; 人才 培 养 ; 究 方 法 研 中 图分 类 号 : 6 0 文 献标 识 码 : 文 章 编 号 :0 8— 6 5 2 0 )5— 17— 4 G4 A 10 7 0 ( 09 0 03 0
A b tac : e c m mu i ain e uc to n Ch n n r c n a s h sbe n d v lpe a i l n a o me o i o s lv l f s r t Th o n c to d a in i i a i e e tye r a e e e o d r p dy a d h s f r d c nt nu u e es o

科学主义的困顿:对中国受众研究30年的反思

科学主义的困顿:对中国受众研究30年的反思

科学主义的困顿:对中国受众研究30年的反思胡翼青【摘要】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受众研究的领域无疑是成果卓越的.不过,今天的受众研究似乎没有延续其辉煌,就整体而言,欠缺新的理论突破.在受众研究的起点,本着推行新闻改革的目的,早期受众研究者选择了传播研究的科学主义取向.不久,随着的显现决策价值和市场价值,实证研究成为受众研究的主流.中国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由于过度关注研究的决策价值和市场价值而失去了理论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因为迷信形式主义的实证研究而陷入了理论停滞的困顿.当代受众研究如果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不但要提防研究中的行政主义取向和商业主义取向,摒弃工具理性的目标,而且要破除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和崇拜,进一步加强理解与阐释的人文主义传统.【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40)004【总页数】5页(P133-137)【关键词】受众研究;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作者】胡翼青【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10对于“正式进入”中国才30年的传播学而言,受众研究的领域无疑是成果卓越的。

“受众研究不仅对中国传媒改革和政治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较早受到国外的关注和承认。

”[1]不过,今天的受众研究似乎没有延续其辉煌,就整体而言,尽管定量研究的项目越来越多,成果也越来越多,但似乎欠缺新的理论突破,这种状况与受众研究早期研究者对科学调查法可能带来的理论潜力存在较大的反差。

受众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当前的这种困顿,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科学主义的起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刘海龙从一个侧面给出了回答。

他认为以陈崇山、喻国明为代表的中国受众研究尽管采用了西方的随机抽样调查形式,但其出发点和主导思想却不是传播学受众研究的路数。

他将中国的受众研究分为三种类型:“1978年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受众研究分为三种取向:一是以党报群众路线为出发点的受众研究;二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为出发点的受众研究;三是为媒体市场化服务的受众研究。

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综述

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综述

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综述一、发展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民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空前高涨。

2009年底,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标志着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种崭新形式。

诚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所言: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以及大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志愿者,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都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者。

20多年来,历史赋予中国“对外传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样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吸引了更多的学术人才共同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群策群力。

二、20年历史轨迹近20多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学从起步到发展的奠基阶段;然而,若回溯其缘起,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又岂止20多年。

中国的对外传播学直接孕育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就无可避免地在时间上滞后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以“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为主题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其作者则大多是具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

1988年,历史即将迈入90年代,中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著作《对外传播学初探》问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优秀实践者、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

1999年,历史即将告别90年代,与前著遥相呼应,段连城的老同事与老邻居、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另一位老前辈——沈苏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对外传播学概要》。

两位大家的学术结晶,滋养于他们几十年所经历的时事变迁和人生历练。

尽管迟至90年代前后才诞生,但是追根溯源,两本著作的源头却远在半个世纪之前。

彼时,中国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苦撑待变,与此同时,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过程中,也开始逐步走向世界。

1945年7月,年仅19岁的段连城负笈美国,在久负盛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学位。

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大学毕业的沈苏儒也踌躇满志,在堂兄沈钧儒的介绍下,开始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中国籍同事——刘尊棋。

从跨文化传播看传播学的跨文化——对于“传播学中国化”困境的文化差异的思考

从跨文化传播看传播学的跨文化——对于“传播学中国化”困境的文化差异的思考

l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传播中国化
跨文化传播 。 自八十年代 中期引进 到现在 , 受到了外语界 、 传 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 , 研究较怏地发展起来。 而且随着新媒体 的 发展 , 文化的范 围和深度都空前增多 , 文化传播也渐渐成为一 跨 跨 门显学 . 例如跨文化广告 、 跨文化音 乐、 跨文化礼仪等等方面 的研 究更是汗牛充栋。 然而 , 对于学科、 学术的跨文化传播 , 似乎还没有 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也许是我资料搜集不周) 。这不得不说是一 种遗憾。事实上 , 学术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智力结晶, 在传播中的 无论重要性 、 } 还是对人类的影响力 , 频繁 生、 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 但学术 的传播 , 一般的注意都是在渠道 、 方式、 影响的研究 , 似乎比 较少人关注来 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学术思想 、知识资源的分享和解 读, 并且 由于 文化背景的不 同, 以及 由此产生的学术移植与隔膜 、 学术“ 殖民化”学术创新等等。具体这样的跨文化学术传播行为 , 、 包括古代的日本的“ 唐学 ”“ 、 汉学”“ 、朱子学”“ 、兰学”明末的“ , 西学 东渐”西欧启蒙运动时期的“ 、 东学西渐” 以及工业革命以后 , , 西欧 瑚代性为枋 的科学体系的全球传播 。 这里牵扯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 学术思想 , 作为一种理应为全人 类共享的知识 . 它是不是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这种背景会有多 少影响到知识的形态与内容?有些学者认为, 学术思想是普世的, 它的成果应该具有客观性 ,因此学术成果不应该具有文化特征 跨文化传播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人际之间的交流 ( 尤其以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派为主人认 为, 跨文化传播就是人际传播 )学术思想是否可 以成为跨文化 思 , 想的研究主体还有疑问。 对这些问题 , 笔者认为 , 首先, 就总体的知 识和体现发展而言 。 不应高估文化隔膜的影响。 必须承认学术的真 理性和普世性, 科学方法 的可靠性。但 是就一个国家 , 一个阶段而 言, 我们不得 不认为 , 学术的发现 与发展是有先有后的 , 它在发现 的过程 中往往不是一个全面的. 一蹴而就的过程 , 而是一个来 自不 同地域 , 不断地交流 、 融合 、 创新 的过程 , 正是这种交流 的过程 , 使 得跨文化的学术传播会产生一个移植 、 碰撞和再造的问题。 特别是 对于与文化关系紧密的人文和社会学科, 这样的问题会更大 。 按照 台湾学者陈国明主编的《 中华 传播理论 及原则》 中的阐述 :自然科 “ 学的条件性清晰 , 它的法则是普世通用 ; 社会科学则不尽然 , 条件 往往不确定 .有关发现难以成为严谨的规律 ”在 目 “ 前人类社会科 学研究中. 被公 为是放 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甚少 , 反而理论上的 争辩不休 , 有时更验证无从。”女 果我们不看具体的理论 , @Ⅱ 即使从 宏观的研究方法论而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的一个整体

传播学的历史和现代发展

传播学的历史和现代发展

传播学的历史和现代发展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现象、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影响的学科,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的诞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要从19世纪才开始有系统的研究,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新闻和传媒研究,然后扩大到了对社会文化传播和广告传播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体的发展,传播学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初,新闻学开始研究新闻的生产、传播和受众等问题。

20年代和30年代,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了广告与公共关系。

40年代和50年代,受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研究重点又开始转向了政治沟通。

60年代,研究范围扩大到了社会、文化和传媒领域,成为新兴的传播学。

传播学在7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用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

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次革命,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例如网络传播、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行为与效应等。

传播学的发展,让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人类传播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传播学是一个交叉性学科,需要结合多种方法和理论,以提供对各个领域传播的解释和理解。

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功能主义、符号学和批判理论。

早期的传播学主要基于功能主义理论,即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功能——对社会有所裨益。

在传播学中,就是信息传递的功能,例如新闻的任务是提供针对性的信息,以便民众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

符号学的观点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还涉及到信仰、意识形态、文化的传递。

信息传达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信仰体系、语言能力等存在差异,人们对信息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批判理论则强调,传播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结构、权力关系和人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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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播学在中国的三十年
姓名:陆佳 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 学号:2011221102510012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严格意义上应该从1978年7月复旦大学
新闻系郑北渭教授发表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算起,从那时起,中
国开始接受这门学问,并在全国各大高校陆续开设专业,就这样,传
播学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已经发展30年了。1982年4-5月,
美国注明传播学者施拉姆在其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的陪同
下访问中国,在人民日报社为几百位记者、编辑和新闻研究生做了传
播学讲座。这是中国新闻界人士和研究者第一次和西方注明传播学者
面对面。1988年中国出版了第一本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传播学专著《传
播学原理和应用》。
我们在欣喜传播学在中国的这30年所取得的收获和成绩的同
时也应该看到更多的问题。我想,首先应该谈到中国的国家体制对于
传播学发展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学者以强烈的热情拥
抱了传播学,然而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至今是一个政治性和意识形态
管理严格的限制性行业,比如我们在电影、新闻方面的束缚,多年来
这些体制多少对传播学产生了一些阻滞作用,有些问题因为设计到政
治的敏感因而未能深入,使得传播学的发展过程缓慢而漫长。
其次,我认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东西。 从1987年以来,我们
跟随西方吸取和改造,将传播学搬到中国,将传播学中国化。然而我
们太过于的强调这个“化”。我们学着传播学的理论,了解着四大先
驱,5w理论,却不能将它和中国本土情况相结合,不能将理论运用
到实践。传播学具有复杂性,表现在各种方面,从传播者到传播媒介
到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中国和西方肯定是大有不同的。
这中间的复杂性并不是一概论的。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段、不
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它的复杂性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将传
播学与马克思哲学相结合,充分的意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
能寻找到传播学中的共同点,又能察觉到不同国家的传播学中的特殊
性,意识到中国的新闻自由与西方的区别,我们才能真正的将传播学
融入中国。将传播学本土化,拥有中国的传播学。
另外,除了真正的本土化以外,我觉得原创性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原创性和本土化当然是不相离的。但是我想说的原创性还在于学
者。因为传播学的发源是融合了各大专业的,有行为科学中的心理学、
行为学、管理学等,也有信息科学中的数学理论、物理学、动力学等,
还有新闻学作为后盾。因而单薄的专业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学者
的知识背景活动领域单一是限制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的一大因素。纵观
传播学的发源历史,都是从别门学派延伸出的传播理论,中国想有自
己的理论,自己的东西,就要拓宽视野,根据我们的实情去创造出我
们自己的东西,成立属于中国的传播学学派。
当然,我才刚刚接触传播学,传播学的博大精深我还只仅仅是
看到一点点入门。以上仅仅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想法,希望在未来可以
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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