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_传播学访谈录
传播学在中国的一些观察
方汉 奇
中国人 民 大 学 新 闻学 院教 授
复 旦 大 学 新 闻学 院教 授
北 京广 播 学 院 教 授
、
宁树 藩
朱光 烈
李 少南
李
彬
香 港 中文 大 学新 闻与 传 播学 院教 授 院 长
清 华大 学 传 播 系 副 教授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新 闻与 传播 研究 所 研 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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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力丹 《对传 播 学 研 究 的 几 点 意 见》 见 袁 军 龙 耘 韩 运 荣 ( 编 ) 《传 播 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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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
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
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
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
浅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的论文
浅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的论文浅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
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
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
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
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
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
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
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
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
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
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
论“中国传播学”的基本向度及其反思
《媒介批评》第八辑MEDIA CRITICISM论“中国传播学”的基本向度及其反思汪罗-、何谓“中国传播学”“中国传播学”的生成和建制的过程是传播研究的知识生态、学科自觉意识、研究主体活动、研究方法等要素综合建构、编织的结果。
当下学术界对于“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研究成果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意识到“中国传播学”意指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及实践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与“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等同，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维度，即“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专有的概念（术语），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基于此，笔者拟用作为专有概念指称（术语）的“中国传播学”为起点，并就概念（术语）本身可能囊括的诸多面向进行阐述。
第一，从现有地位及将来存有的可能性而言，贾文山等人认为“中国传播学”是与传播学的美国传统及欧洲源流和而不同的新兴的学术范式，“这一范式过去30年间以借鉴美国传统和欧洲传统为基础，开始产生一些原创性成果（第八辑）220并丰富了全球的传播研究"①。
中国传播学所思考的问题应是整个“专播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发展路径上互为坐标、互为支撑。
如若细究的话，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播学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这一二元对立框架的兴起、形成及反思上。
因为“中国传播学的建制过程既是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其本土化的过程"②。
1982年施拉姆访华至90年代，志在创构及研究“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者如余也鲁、孙旭培等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实践以提升国人在传播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此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无不将建设“中国特色传播学”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以期让“中国传播学”走向世界。
第二,从形式上而言，中国传播学”是基于一系列命题、概念及其在互动中呈现的关系及其涵盖的关系网络。
中国传播学的出路
中国传播学的出路——读《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国传播学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已经发展了二十余年，但是仍旧在停留在沐猴而冠的尴尬境地，如何实现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我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中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基础体系。
据了解，20年间，中国学者们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几乎都停留在采用包括《传播学概论》在内的西方国家传播学著作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而直接从中国本土出发构建的“理论体系”的作品寥寥无几。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结果，便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是在做中国的传播学，而是代替西方人做关于中国的传播学部分。
总所周知，传播学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即对当前已知的社会传播活动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而指导我们现实的生活。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立足于这样一种社会存在。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早已为世人所知晓，因而这样一种社会传播学问，也就从根本上存在不同。
不同文化范畴的东西，甚至存在一些无法逾越的鸿沟。
虽然有人可以说在截然不同的地方，还是会存在相同之处，当然，我们不否认这样一种相同之处。
为什么，我们在理工科的一些科技方面可以与西方一较高下（多项世界前列的科技殊荣），而在社会科学甚至文史类的没有这样的情况（杨振宁说或许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在物理化学等方面可能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而不是文学之类）就因为东西方无法逾越的鸿沟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使用西方的那一套力量来研究关于中国内容的传播活动。
不然我们即使现在最好也只是做到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最高水平。
像科技方面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事情，而我们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各部分的有效组合，进而得出一些创新（暂时叫创新吧其实当前即使中国有所谓的本土化传播学也只能叫做山寨版。
）其二，关于理工科学注意的量化，科学的数据。
科学的唯一性，而社会科学归结起来是人学——人类社会的学问，所以可以接受多一斤少一两。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Word文档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Word文档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
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
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
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
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杨澜访谈录》的现状和发展
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杨澜访谈录》的现状和发展【摘要】：本文选取《杨澜访谈录》为个案研究对象，并且从传播学这个独特的视角解构这档节目的现状、优点以及未来发展的探索之路。
着重从传播学的5W模式、传播中的符号特色、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以及对未来的探索这四个角度展开。
【关键词】《杨澜访谈录》；电视谈话节目；访谈；大众传播电视谈话节目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声音”的一个途径。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谈话节目是当代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的一个缩影。
电视谈话节目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私人谈话搬到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上，借助人际传播来实现大众传播（石长顺，2003）。
谈话节目是“谈话”，是人际传播，它具有日常谈话的一切要素；谈话节目是“节目”，是大众传播，又必然和日常谈话有所不同（王群、曹可凡，2002）。
与美国相比，国内谈话节目虽然存在着粗制滥造、模仿克隆的现象，总体上来说它们基本上还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
而在此突出的就是《杨澜访谈录》。
以它为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已经真正地在为人们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提供自由的空间。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还给老百姓。
这既符合电视纪实美学的要求，也是现代传播的理念。
一、《杨澜访谈录》在传播过程中的5W构成，谈其现状（一）、传播者who——主持人、嘉宾主持《杨澜访谈录》的主持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澜本人。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主持人之一，杨澜在电视面前展现的是是一位智慧干练的成熟女性形象，她与被访者一样具有丰厚的思想内涵。
在栏目中她与嘉宾平等对话，并总能在最恰当的时机提出最恰当的问题，就专业领域与嘉宾进行言语的交锋碰撞以求能够挖掘出嘉宾最真实而深刻的思想。
美国《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曾说过：“杨澜很生动，可以从屏幕上跳出来。
在她身上，有一种活生生的个性，那正是造就她今天成就的条件，这就是造就优秀主持人的条件。
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创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
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
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
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
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源于《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启发
参考内容
内容摘要
在探索传播学的旅程中，我翻阅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作为一位读者， 我被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所吸引，然而，我也被其中的一些问题所困扰。
内容摘要
首先，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学术力作，为我们提供了传 播学的全面历史和理论发展。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理解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从古典传播理论到现代数字时代的传播现象，都有深入的探讨和解析。
《传播学史》：对学科根基的探索与反思
总的来说，《传播学史》是一部值得我们深思和研读的著作。尽管存在一些 翻译和理解上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传播学提供宝贵的启示。 在我看来，这部书的价值远超出一部学术著作的范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 和研究传播学的全新视角。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一路走来的脚印，也能 预见到学科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2、研究力量的加强
2、研究力量的加强
随着政策支持的增加，中国发展传播学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促进研究 力量的加强。未来将有更多的学者和专家投身于该领域，形成一支高素质、多元 化的研究队伍。
3、学术交流的深化
3、学术交流的深化
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深化将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的重要趋势。通过参与国际会 议、合作研究等方式，中国学者将有更多机会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学 科发展。此外，国内学术交流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促进不同学术观点的 碰撞和融合。
4、产业应用的拓展
4、产业应用的拓展
中国发展传播学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拓展其在产业应用方面的研 究。未来，学者们将更加如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媒体产业、公共事务、企业发展 等领域，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
结论
总体来看，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在理论创新、应用研 究等方面仍需付出更多努力。展望未来，政策支持、研究力量加强、学术交流深 化和产业应用拓展等方面将成为该领域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呼吁更多的人并参 与到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中来，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为中国的社会进步 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思考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思考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1.国外新闻传播教育学科及课程设置模式的转变在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手段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传统的媒体界限巳经被打破，传播无论是在技术上、信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的学科融合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很多国家的传媒专业教育都进行了适当的课程调整，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在2003年开始提出了所谓“大学科”的教学理念，将传统的广告、公关、媒介管理等方面的教学资源打通，重新设置专业课程。
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在2005年推出了延长新闻学学制的改革措施，为学生增添了长达10个月的课程计划，以期帮助他们用更多的时间获得科技、经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从而满足多元化社会的不同需要。
目前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传媒相关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可以大体划分为业务型、理论研究型和专业技术型等三大类。
业务型主要为媒介培养具有新闻采编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以及精通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策略、媒介组织领导等管理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理论研究型教育致力于培养掌握信息传播活动发生的过程、机理、功能、效果等基本规律的学术型人才；专业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则集中于强化学生对媒介工具的使用能力和对新型传播技术的开发能力。
2.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发展1983年7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首次联合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高校开办新闻学系科，从此我国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专业设置突破了原有的局限，逐步形成了多类别、多层次的格局，以适应传媒行业人才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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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传播学访谈录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
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
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
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
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
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
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
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
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
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间接侵略”、“煽动”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93吹信息的自由流动,简单地把自由表达等同于个人在商品市场当中的自由交换,这恰恰是以传播学为伪装来服务于美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发展逻辑上来说更加注重服务行政性质和市场服务的管理,功能性的长处在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脉络很清楚。
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直接服务于政治传播的政治营销(Political Marketing)就是从美国传入欧洲的。
我最近看到国内出版了一本属于国家正式研究课题的书,是研究中国的领导人形象设计的,这说明政治营销现在好像也进入了中国。
西方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学派的影响,这其中有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一面,尤其是推动包括文化工业在内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性化方面。
但传播学理论从70年代以后在理论上的拓展和延伸很大,概念层次越来越丰富,国内要开展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首先有必要开阔视野,从国外的学术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分析总结出一些能够被我们借鉴和汲取的内容。
没有学术积累就没有比较,学术对话就无依据。
我认为首先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的传播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思想。
因为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传播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把传播的意义纳入社会再生产的范畴。
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 de la HA YE)对马恩的传播学理论进行过专门研究。
②他认为,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
其次是研究传递信息的工具如何加速信息的扩散和扩大传播范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物主义的传播观,那就是传播问题仅仅在生产和流通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手段要与生产手段相对应,是生产方式的有机因素。
马恩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观念来看待传播的发展创造出与封建秩序、封建行会、禁欲主义及其人际关系断裂的条件;一个是在什么经济形式下表达出这些成功的突破。
围绕着对“资本”的逻辑分析,马恩揭示出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这就是用时间手段来打破空间,这差不多预示了从此以后的传播发展的逻辑,如今天的直播新闻、电子交易和移动通讯等。
戴拉海从解读马恩的传播理论出发,把传播看作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一个范畴:它传递和构成了生产关系,它维持和加固了生产领域的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
③而且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出发指出传播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元素,是建构一种人的社会个性的要素,这意味着传播行为本身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
现代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的大规模运用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扩张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是: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④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播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传播学界,研究的硬件范围主要有三大板块:电信、媒介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电信板块包括电话、图文信息、通讯卫星、传真、远程数据传输、调制解调器、数据库等;媒介板块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广告,与之相关的有通讯社、文字处理、编辑出版;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这个板块主要包括多媒体应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络,这几块都属于社会的生产性领域。
把软科学与硬科学相结合,是04西方传播学目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扩大了学术的社会服务面和影响面。
您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总体印象如何?对其中显现出来的特色、水平、规模、对传播业的影响等问题有什么看法?答: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80年代,我是局外人。
后来,在法国攻读传播学的时候,才感受到传播学可能在中国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会很大,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经济结构的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开放的现实推动传播学在社会调解和文化创新中有较大的发挥余地来对社会发展进行阐释和辩护。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很多在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并不在制度身份上从属于专业性的新闻或传播结构,这充分说明传播学研究活动的普遍应用价值。
尽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在一些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似乎还在起步,深度不足,广度也不够,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探讨:第一,要扩大学术思维,从观念上逐步消解“禁区”。
比如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传播学,但是当你看到“领导人的媒介形象设计”这样的正式课题时,恐怕只有传播学才能对此作出解释。
有人说,传播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如文化研究学派或政治经济学批评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
第二,要扩大学术范围。
传播学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对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的渗透从生产体制到心理流程都是全方位的,其学术活动的参照系就决不仅仅限于新闻活动,而是跟很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发生联系,西方没有一个方法论是具有垄断地位的。
结合到中国,迫切需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当中汲取传播学研究的内容,比如企业传播、社区传播和媒介化扩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逻辑。
第二,要扩大人才来源。
在知识爆炸和学科交叉的时代,人才的培养机制当中,学校教育、个人资质和社会需求是合为一体的。
由于传播学本身的学术性和实践性比较强,不能指望老模具做出新产品,要从各个相关学科中逐渐组合一批人才,分工合作,逐步形成能够满足中国社会现实发展需要的教学、科研体制。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应当使传播学的发展更好地贴近社会现实和传播实践。
1992年以后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活动也越来越媒介化,传播的味道越来越重,因为整个社会关系在重新建构。
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关系的调整主要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十五大所肯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元化。
而作为一种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结果是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
我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传播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实的一个理论出发点。
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点之一是没有延伸和扩大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这是因为理论储备不足或理论勇气有限。
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如果不能阐释媒介活动,不能透视新闻实践,不能解析社会现象,不能对信息传播时代的经济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咨询和市场服务,当然就不会产生学术上的影响力。
其次,要注意处理好传播学的内部学术建设问题,要练内功。
从内部来讲,国内搞传播学研究的人相互之间缺乏流畅的学术沟通,这里面除去学科管理零乱和科研经费不足外,应该说还缺乏学术活动的组织,专业人力资源没有一个很好的力量组合和学术分工,这样搞来搞去,低水平重复的风险很大,我们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几本大同小异的教科书。
尤其是在14今天传播全球化的时代更要考虑到跟国际学术标准接轨的问题,连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都似是而非如何可能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