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

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自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开始受到广泛讨论，但对于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如何参与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迄今仍众说纷纭。

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与特征的科学把握，与中国能否利用好这次历史性机遇、避免重蹈前几次工业革命的覆辙关系密切而显得至关重要。

通过比较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以双轨战略和双轨机制加以应对。

标签：第四次工业革命；双轨战略；双轨机制自德国工业4.0小组于2013年发布德国工业4.0方面的报告之后，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受到中国国内的高度关注。

受此启发，中国由工信部牵头，会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质检总局、工程院等20多个国务院部门，组织50多名院士、100多位专家开始编制《中国制造2025》。

2014年10月10日，中德两国政府共同发布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明确提出，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工业4.0”）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此后，国内对德国工业4.0的讨论更趋热烈。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中国从没有离一场新工业革命的距离如此之近。

面对此次新工业革命，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参与乃至引领的历史性机遇。

但是，要把这种机遇转化为现实，就必须深入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性，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在中国参与乃至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方面做出正确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与特征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技术变革时期，对此虽然已有广泛的认同，但迄今为止所谓的有关新工业革命，或其他的类似概念，多聚焦于某一特定方面（见表1）。

任何一场工业革命，之所以称得上是革命，就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力方面的一种巨大进步，同时也是一场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

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去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有可能清晰地回答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用四个特点加以概括：深度网络化、绿色化、智能化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这四大趋势的整合。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深度网络化为重要特征，是一次重大的信息处理技术革命，信息处理技术将进入到移动互联时代，物联网得到全面发展。

信息处理技术进步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

“随着社会发展的推进，人们必须处理和交换巨量信息。

任何社会，如果没有文字和计算机系统，都不可能发展得太远”。

①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处理信息的技术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但信息处理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支配性力量，则发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信息技术处理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人类社会将进入到移动互联时代。

移动互联就是人和计算机在移动状态下的人机交互，将信息放到每个人的手中，计算机到处可以使用，到处可以连接。

移动信息技术带来了地点和时间的灵活性，它将改变商业运作模式、改变整个工业以及它们所推动的经济，推动物联网的全面发展，引发对大数据的搜集、储存、处理技术的重大需求。

②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一场重大的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革命。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迅速提高，但也由此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巨大破坏。

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资源与环境问题虽然开始为人类所关注，但与达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依然相距遥远，人类仍没有完全摆脱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严重依赖。

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不能使人类从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中完全解放出来，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推进能源利用方式的变革，将实现人类以消耗化石能源为主向消耗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转变。

3D打印在技术上的突破，将使减材制造的制造业模式转变为增材制造的制造业模式，从而改变人类利用资源的方式，带来资源利用效率的极大提高。

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类将迈向与智能机器人共存的时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都将成为智能机器。

Louis A. Del Monte把21世纪的人工智能革命以25年为期划分为4个阶段。

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一台只需支付1000美元（以1999年的美元计算）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可与一个人的大脑相当，人工智能将在一系列领域得到应用。

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计算机的能力足以与人脑相匹敌，其计算能力甚至超过人脑；到21纪世纪中叶，人工智能将进入到引爆点，人类将失去对技术发展进程的控制，智能机器可以自行实现技术进步。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第三个25年时，人工智能将全面超越人类，成为地球上最聪明、能力最强的生命形式；人工智能将进入自我演化周期，下一代比上一代更聪明，能力更强。

当人类进入到21世纪的最后25年时候，人类历史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与机器的分界线将不复存在，机器将获得与人类同等的法律地位。

德蒙特的预言虽然有待未来实践去证明，但正在发生的现实是，智能化正在渗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以确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是一次深刻的智能化革命。

第四，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推进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

工业不仅是经济问题，它还可以通过产品为满足人类各种需求而偏离标准设计的程度来衡量。

③根据标准化与定制化的平衡，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少量标准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大规模的标准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大批量定制；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个性化定制。

个性化定制与大批量定制的差异在于，后者不可能以低成本一次只生产一个零部件，或只生产一件消费品，个性化定制则完全可能。

个性化定制能以低成本生产一个零部件，或者只生产一件消费品，是因为3D打印有其独特的优势。

其优势突出表现为十个方面：制造复杂物品不增加成本、产品多样化不增加成本、无须组装、零时间交付、设计空间无限、零技能制造、不占空间便携制造、减少废弃物品、材料无限组合、精确的实体复制。

这十大优势，使得3D打印技术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时，低成本的个性化定制就能实现，人类差异化的需求也将得到更大满足。

除了3D打印之外，移动互联和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智能化技术进步，也将是实现个性化定制的重要载体。

与个性化定制能力提升相伴随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散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工厂制，是生产组织方式从分散化走向集中化的第一步。

第二次工业革命将集中化生产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大规模集中化生产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产业内分工，进而推动了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

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个性化定制能力的提升和个性化定制需求的增加，将大大弱化规模经济优势，使分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成为一种更有生命力的组织形态。

二、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双轨战略一般而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更有可能在那些处于技术前沿地带的经济体中发生。

一个经济体离技术前沿面的距离越远，引领新技术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但这并不完全排斥落后经济体参与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机会。

落后的经济体虽然其技术水平面落后，但在面对新工业革命时，也应采取主动应对策略，只有如此，落后经济体才有可能赶上或超越发达经济体。

然而，不同的经济体因其与技术前沿的距离不同，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时，其受挑战的程度和性质就会不同，其应对策略也不应如出一辙。

中国离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有多远？或者说，中国离全球前沿技术面到底有多远？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将中国与标杆国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在不同技术层次上的比较优势或劣势。

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处于显著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国家离技术前沿面的距离就较近，反之亦然。

工业4.0由德国率先提出，科学地把握中国在参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的可行方法，就是进行中德比较，通过比较中德的优劣势，就可以从总体上判断中国相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距离。

美国是公认的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德国提出工业4.0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要应对美国推动先进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策略的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代表的是一种最前沿的技术革命，在识别中国参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挑战时，美国无疑也是重要的标杆国。

经典的识别一国比较优势的方法是计算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但运用经典的比较优势指数（RCA）分析一国比较优势时，其缺点在于不对称，因为RCA的取值范围在-1～∞之间。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可采用对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替代经典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其计算公式为：RSCA=RCAi-1RCAi+1RSCA代表对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这个指标的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KeldLaursen，1998）。

将中国、德国和美国进行比较，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异就是，中国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见图1）。

在中高端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相对于在低端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离前沿技术的距离更近，更具有实现突破式技术创新的能力。

中国与美、德相比，离前沿技术的距离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略与美国和德国都有所不同。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既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也面临着不同的新挑战。

相同的是，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解决传统优势弱化、新优势积累的难题。

相异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推动了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雄心壮志，使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

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的技术变革，既给中国带来新的压力，也为中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为了成功应对挑战和机遇，中国应实施双轨战略，就是分领域同时实施追赶与跨越战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

如何追赶？那就是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断地实现产业升级。

而产业升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向什么方面升级，向什么产业升级的问题。

只要正确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追赶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的策略上，就是推行“新进口替代”战略，生产那些中国还不能生产、需要进口的产品。

推进新进口替代，不仅可以解决产业升级所面临的信息难题，即解决向何处升级问题，同时也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获取后发国家的“技术红利”。

后发国家的“技术红利”，是指已经被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技术，因为应用或进行再开发所需的费用比起开发从来没有被开发过的技术较低。

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高于先行国家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日本是出口导向战略实施比较成功的典范，有关学者根据日本发展经验提出了雁阵式发展理论，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出口导向战略，但其背后的核心要素是进口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