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权力是中国国家权力的短板

杨光斌：意识形态权力是中国国家权力的短板关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在知识论上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只不过尚未变成普遍化的知识或曰常识。

比如，在被称为韦伯之后最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那里，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其中政治权力代表着国家权力。

也就是说，研究国家权力，不但要研究传统的政治权力，还要研究政治权力的基础性权力即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

因为西方教科书中未有这样的内容安排，很多学者也未知这种已经存在多年的新成果，以至于很多国内读者一碰到意识形态权力这样的字眼就条件反射性地反弹，认为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极左”的那一套，就是在搞政治大批判。

这种认识水平严重滞后世界政治现实，甚至连政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都未能把握，殊不知，美国政治学被称为“冷战学”，因此流行于世的权力学说就是经过科学主义包裹的意识形态权力。

更重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很多出了大问题的国家，不是因为军事权力出了问题，也不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受制于人的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出了问题。

这就是从国家权力“原理”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权力。

一、国家权力的结构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即我们常说的政权，是阶级冲突和军事战争的产物，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结局而已。

弗兰克·梯利也早就告诉我们，“战争制造了国家”，其实这里面就包括了军事实力与经济权力两大要素。

进而，军事力量的基础又是什么？军事制度、组织水平以及战略战术固然很重要，但离了征税系统和军粮供给系统，组织得再好的军队也难以运转，也就是说，军事权力的基础是经济权力。

历史上，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权力并非都是有形的，信仰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或国家权力的基础，中世纪宗教战争如此，冷战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体系之间的较量。

因此，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被忽视掉。

那么，到底如何认识这四种权力呢？1.意识形态权力。

意识形态权力通过语言、文化学习、宗教而传播并影响人心的观念、学说。

前现代社会，因为识字率不高，官方语言就很重要，比如殷商时期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真人的占卜。

在官僚制形成之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并不是韦伯所谈的欧洲国家的两个支柱即军队和官僚制，在中国则是儒学和官僚制，即国家的基本秩序从来不是靠军队维系的，军队只是对外，国内则是一种基于“文教”的生活方式或自发秩序。

无论是农民起义而取得的政权，还是其他形式的改朝换代，都传承了儒家思想，而官僚队伍也是依靠儒家学说组织起来而运转，其中最核心的统治思想就是民本，是一支民本主义化的官僚队伍。

在欧洲中世纪，思想控制权而形成的等级、地位更为突出，即地位稳固不但来自对财富的占有，更来自专业技能如军事才干和知识垄断权如僧侣和寺院。

也正因如此，在韦伯看来，推动社会变迁的不仅是技术、生产力，还有文化即思想观念。

这是韦伯对马克思的补充，即在承认唯物论的基础上而突出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

工业革命让人们的思维更加结构主义化，即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去思考世界。

而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也就是一种力量，是以机械唯物主义去看世界，还是之前以破除神权思想的笛卡尔式的唯心主义去看世界，对现实国家的影响力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哪怕是在滚滚向前的工业革命的浪潮里，思想的力量也从未停止过作用，很多时候还是权威式的支配作用，比如法国启蒙运动以及之后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表达了穷人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只不过，意识形态权力都被掩盖在一路掘进的物质主义运动中。

但是，“冷战”把世界政治拉回到中世纪式的神权政治之中，一切以“主义”为标准。

意识形态之争是诱发冷战的根源，因此形成于冷战之中的思想、社会科学无不为意识形态权力服务，无不是追求以观念打败对手。

两极对立的阵营是这样，在各自阵营内部也是如此，如哈耶克追求的就是“以观念打败观念”，即新自由主义打败凯恩斯主义。

这其实是阵营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追求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在观念战争中，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因而“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就政治学而言，一直充满着张力的“自由”（财产权）与“民主”（平等权）被建构成“自由主义民主”，萨托利直言这是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成就。

确实，信奉“自由主义民主”成为世界上普遍化政治。

在学科意义，已经有研究指出，包括学科范式的建构者也不讳言，从影响美国比较政治学20年的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到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转型学”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都美国化，最终都是以研究范式之名而内嵌的观念、思想、制度，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了，就是西方制度模板的意识形态学。

遗憾的是，国内不少读者居然视之为“政治科学”。

没有比这更有成就的意识形态建构了。

一句话，“世界”不仅仅是物化的，而是观念化的建构，是一种“观念镜像”，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取决于人们用什么观念去分析。

没有什么权力比能操纵人的观念、思想和意念的那种权力更有力量了。

2.经济权力。

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看得见的来源和基础。

经济权力的表象是GDP总量，背后则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又是意识形态权力）。

经济制度不但包括我们熟悉的产权制度、交易制度，还有这些制度背后的工具性形态。

不同时代，工具性形态是不一样的。

在农业社会，运输系统（比如中国的大运河）、城市、水利系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关键，大运河彻底把中国统一起来了，中国也因此殷实起来了。

在工业社会，组织化企业就是经济权力的直接来源，格申克龙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经典地描述了企业的组织形态、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到了现代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外加交易系统的互联网化，资本市场就成为经济权力的核心。

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西方金融海啸，都证明了资本市场之于经济权力的重要性。

今天，中国正在上演资本市场考验中国经济安全的剧目（2015年连续三个星期的股市暴跌导致市值蒸发21万亿）。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失控的资本市场一夜之间让中产阶级变为穷人，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夜之间被掳走。

如果说经济权力的表象层次是GDP财富总和，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工具形态，第四个层次则是经济思想。

虽然2008年金融海啸已经证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失效，但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则依然主宰着经济学界，甚至经济主管部门。

如何评估经济思想对于经济权力、其实是国家安全的直接影响，依然是个开放性的问题。

比如，一个政府可以很快地控制看得见的军事权力、经济部门，但难以很快掌控经济部门的实际管理者的思想和观念。

此次中国股市风云，其实就是一次市场化观念与政权之间的“游戏”。

2015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也有信心繁荣资本市场，让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却是股市暴跌。

也就是说，市场化观念中的自动均衡原则在资本市场并不管用，但很多人对此却深信不疑。

因此，离开了经济思想而去简单地以制度、工具、财富总和去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权力，是一种貌似科学的、但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客观效果的做法。

3.军事权力。

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权力是由军事权力直接缔造的，正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梯利也接着说“战争制造了国家”。

军事权力如何强大？欧洲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因士兵“爱国”而强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军队则依靠骑士的忠诚，而日本武士的尚武文化则为人称道，靠当兵吃饭的雇佣军则靠不住。

所以，中外历史上，“士气”都是不输于“兵器”的重要力量。

除了士气和兵器，军队的组织形式或军事制度之于“士气”的组织和充分发挥作用很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天才的军事组织家，“三湾改编”确立了军队的民主主义原则和“支部建在连上”的首创，从而使同一个军人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之后，“古田会议”又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思想上彻底武装红军。

正因为如此，在兵器现代化程度远不及国军的共产党军队，“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居然打败了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

同样，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绞杀战略”制服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德军，但却不能阻吓志愿军，在长达三个月的“绞杀战”中保证了铁路、公路的畅通，这同样是“士气”与“兵器”的较量。

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四辆坦克居然能长驱直入巴格达，如入无人之境，足见失去了灵魂的萨达姆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卫队”多么不堪一击。

总之，士气、兵器、组织形式，是中外历史上强大军事权力均不可或缺的有机性要素。

4.政治权力。

在逻辑关系上，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家权力的最直接表征形式或国家权力的行使形式。

因此，和国家权力的性质一样，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强制性，是对特定疆域的人和事的排他性管制性，是暴力机器的唯一垄断者，因而是有天然的暴力潜能。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韦伯式国家观或权力观。

但是，正如米格代尔的研究所发现，韦伯的强国家只是根据欧洲经验而来的观念的国家权力，而在欧洲国家之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及其他非洲国家，尤其是塞拉利昂这样的部落式国家，事实上不是强国家，而是“强社会”。

封建地主、部落领主、商人、军阀、土匪盘踞在碎片化的社会里，不是强国家，而是强社会。

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国家”与韦伯式“观念式国家”完全不同。

在这些国家，不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碎片化，经济权力只是“生存政治”即不择手段生存的方式而已。

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是对韦伯式国家观的突破，同时迈克尔·曼关于政治权力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划分，更是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权力的知识和观念。

所谓“专制性权力”，就是统治者不与社会协商而主观武断地或强制性地推行自己意志的权力；“基础性权力”则是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统治者与社会协商而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

在迈克尔·曼看来，很多国家只有专制性权力而缺乏基础性权力。

综合而言，政治权力的强弱并不是简单地视其强制力、对暴力的垄断程度，而是看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相互赋权，相互传递正能量的程度。

一方面，要看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渗透社会结构的能力，反过来，也看社会支持、配合政治权力的程度，这些都离不开作为“网络”的意识形态权力。

二、意识形态权力：国家权力之魂迈克尔·曼的国家权力研究，让我们在观念上突破了政治—经济关系二维分类或韦伯式文化主义论。

国家权力不是简单的整体，而是“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即“互动的制度化网络”。

国家权力有分工，即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功能性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是由彼此孤立的若干领域组成的——虽然每一领域都有若干组织、功能、目标和手段所构成——它们彼此的联系是那些关乎外部目的的联系，或者说人类并不是要追求四种权力形式本身，而是在人类演化中这些权力形式是实现人类目标的组织、制度手段。